“你说你都这把年纪了，还非得跑回去？那地方又穷又破，有啥好留恋的？”大丫头站在门口，手里攥着手机，脸上的不耐烦都快写在额头上了。

我没吭声，低头抽着烟，看着脚边那双磨得发亮的老布鞋。旁边的吴荷花一边擦着灶台，一边叹了口气：“闺女啊，你爸心里那点事，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要是不去，心里这一关怕是一辈子都过不去。”

屋里顿时安静下来，只剩下灶台上热水壶“咕嘟咕嘟”的响声。

其实，我心里也不是没犹豫过。年纪大了，身子骨再硬朗，也扛不住折腾。可这事儿，我是真憋不住了。自打退休后，梦里就老是见到北岭村，见到队长，见到当年的老伙计，甚至还能闻到那股子柴火味儿。日子过得越安稳，心里就越不踏实。

“回去能干啥呢？”大丫头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带着点恨铁不成钢的味道。“爸，你现在是退休的老干部，不是当年那个扛麻袋的知青了！万一病了怎么办？我们都不在身边，你让谁伺候你？”

“唉，我这不是还有你妈嘛！”我抬头看了她一眼，故作轻松地挤出一句。“再说了，靠山屯那边也不是荒山野岭，如今交通方便着呢。”

大丫头气得直跺脚，嘴里嘟囔着丢下一句“你们爱咋地咋地吧”，转身走了。

看着她的背影，我心里又不是滋味。可这事儿，我是真的下了决心，不去一趟，怕是闭上眼都得后悔。

北岭村，1971年冬天。

我拎着行李袋，跟着一群知青站在村口。北风刮得脸生疼，脚底下的雪嘎吱嘎吱响。眼前是一片低矮的土房子，墙面斑驳，窗户上糊着一层发黄的塑料布。

“这就是咱们以后生活的地方了。”队长李大山站在前头，背着手，笑得一脸憨厚。“条件是苦了点，但人心热乎，你们就放心吧。”

那时候的我们，心里是又忐忑又兴奋。毕竟，谁都没见过这样的地方。那天晚上，我们十一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睡在炕上，脚对脚，头顶是一盏昏暗的煤油灯。炕是热的，可心里却发凉。

后来，这片黑土地成了我的第二故乡。那些年，和队友们一起下地干活，一起上山砍柴，一起熬过了一个又一个寒冬。最让我难忘的，是队长李大山。他是个实在人，对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孩子，比亲兄弟还亲。

有一次，我扛着锄头不小心摔了一跤，脚脖子崴得老高。是队长把我背回了村里，还让他媳妇给我揉脚，熬姜汤。。

可谁知道，后来却是他一辈子惦记着我。

退休后，我总想着回去看看。可要真迈开这步，却又是千难万难。大丫头不理解，亲戚朋友也都劝我，说“老赵啊，人得往前看，别总琢磨过去那些事儿了。”可这话听着轻巧，真要做到，哪有那么容易？

五月初，我和荷花终于踏上了回北岭村的路。

火车上，我靠在窗边，看着外面一片片飞驰而过的麦田，心里又激动又忐忑。不知道村子变成什么样了，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我。荷花坐在旁边，低头翻着手机，时不时抬眼看我一眼，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到村口的时候，天已经擦黑。远远地看过去，村子变了不少，土房子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几排砖房，连路都铺上了水泥。可那股子熟悉的味道还在，混着柴火和泥土的味道，扑面而来。

“老赵？”一个声音从背后响起，带着点不确定的试探。

我一回头，愣住了。是张会计！当年的那个瘦高个儿，现在头发白了大半，背也有点驼，但那双眼睛还是那么亮。

“张会计！你还认得我？”我一下子扑过去，紧紧抓住了他的手。

“咋不认得呢！你这小子，当年可是咱村里的‘飞毛腿’啊！”他哈哈大笑，拉着我就往村里走。

一路上，张会计跟我说了不少村里的事儿。村里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剩下的都是些老人和孩子。队长的坟在村后山上，立了块碑，说是村里人凑钱修的。我听着，心里五味杂陈。

第二天一早，我和荷花就去了队长的坟前。

坟头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碑上刻着“李大山之墓”几个字，下面还有一行小字：“为人正直，恩泽乡里。”我跪在坟前，心里像堵了块大石头，怎么也压不住。

“队长，我回来了。”我哽咽着，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荷花站在旁边，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出来吧，他肯定愿意听。”

我抹了把眼泪，喃喃地说了好久，把这些年的事儿一股脑全倒了出来。说完，心里倒是轻松了不少。

住下后，我和荷花过得挺自在。村里的空气好，院子里还有个小菜园，种了些辣椒和黄瓜。可谁知道，日子没安稳几天，就出事了。

那天傍晚，张会计在村口摔了一跤，头磕在了石头上。村里人手忙脚乱地把他送到镇医院。我和荷花也跟着去了，一晚上没合眼。医生说他没什么大事，可我心里还是放不下。

那晚，我和荷花躺在炕上，谁都没说话。过了好久，她才叹了口气：“老赵啊，我看你这心里，总是装着别人，从来没想过自己。”

我苦笑了一下：“不是我装着别人，是别人一直装着我。”

后来，我捐了一笔钱，给村医务室添置了几台设备。村里人都说我是好人，可我心里清楚，这点事儿，还远远不够。

一天傍晚，我和荷花正在院子里剥玉米，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喊：“赵师傅在家吗？”我抬头一看，一个中年男人站在门外，手里拿着一封信。

“我是队长的孙子李小山。我爷爷让我把这信交给您。”他说。

我接过信，手有点发抖。信封很旧，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歪歪扭扭的。我拆开一看，里面只有几行字：“小赵，如果有一天你回来，替我看看村里人，也替我谢谢你当年的五块钱。”

五块钱？我愣住了，脑子里一下子闪过四十多年前的那件事。

那是1972年冬天，队长的儿子得了急病，家里却连买药的钱都没有。我当时刚发了点补贴，就塞给队长五块钱，说是借给他的。谁知道，他竟然记了一辈子。

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这些年我一直放不下北岭村。不是因为土地，也不是因为回忆，而是因为这些人。这片黑土地上，有我最牵挂的人，他们的恩情，我这一辈子都还不完。

回上海的那天，我站在村口，回头看了一眼。村子还是那个村子，可我的心却像是卸下了一块大石头。

火车开动了，我靠在窗边，闭上眼，又闻到了那股熟悉的柴火味儿。

有些事，放在心里一辈子，就是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