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我说，首章由道到名（言），此章正好反之，由言（名）到道，而且突出了语言的局限性和人类认识能力的缺失。其实，依古代人的观念，真善美三个概念都集中于仁者身上，或者说圣人身上，但它不借助于语言，信言也好，美言也好，都不取，正如第二章所说“行不言之教”，甚至于你可以把“为而不争”的争字设想为“诤”（辩）；不在于博知，如第四十七章所言：“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

中间这段是过渡：“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以引出最后的结论，出凡入圣，一是离言，二是为无为。细致体会，它就是第七章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以圣人为中介，又达成了人天相贯。

读《道德经》，你很难把冬烘与贤哲区分开来，但我把它理解成老子的无奈。要不要视此章为本经终章，若是，又怎么说？我们姑且分析一下：一是道与言、与善者、与辩者、与知者、与博者的关系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故老子随说随扫，用的是对反辩证的巧妙方法，他不就是“善者、辩者、知者、博者”？什么叫圣人，查阅前面的章节，圣人有很多美德，此章说“为而不争”，但“不积为人”岂不是“利而不害”？此是互文而已。

《道德经》，应该视为是在天人合一思想影响下，面对周文疲弊而作出的反思（其中有强烈的撕裂感和幻灭感）：一是想解决人的认识、言语、行为与道的关系问题；二是全经在天道（生生）、人道（出处、德业、养生）和政道（治道、兵道、养民之道）上轮番解说；三是天道由生生、无为、不争、居弱（劣）、齐一再到直道，步步展开，归于利民（万物），归于无争；四是老子带来了多层次辩证思维，尽管我认为都还是一种感性论（知性论），对反、言与道、行与道，乃至历史之道、个人生死⋯⋯皆是一种辩证关系，不执一端，或可中庸，亦可中道。

无论如何，老子是大智者，而且他保持了那一代士人的责任和关怀，其自弃之感虽然开了庄子的弃世逍遥和魏晋玄学的清谈（无有之说），但他确确实实打开了一扇通达形上之门！

我认为老孑思想的重要资源应该是《周易》。“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这种语言结构就如同一对综卦，比如水雷屯与山水蒙，意思本身未必就是确定的。“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天之道与圣人之道，其实是合二为一的。天之道，乾道，元亨利贞，以美利利天下；圣人之道，坤道，人法地而厚德载物。

最后，我们要不要信老子，信其言乎，信其道乎？还是信其言褐道玉？表面谈道谈名、谈天谈人，实际是针对周天子有位难尊、天下神器被诸侯觊觎的隐形表达。这是中国传统礼乐文化撕裂和重生的时代，天人合一的精神世界再也没有吸引力，诸神退去，人间必沧桑？老子和孔子无疑是那个轴心时代的最伟大的智者和哲人。

以庄子《天运》中的一段话来作结。

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 、《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 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 难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夫六经，先王之陈 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 岂履哉！夫白鶂之相视 ，眸子不运而风化；虫，雄鸣于上风，雌应于下风而风化。类自为雌 雄，故风化。性不可易，命不可变，时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于道 ，无自而不可；失焉者，无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复见，曰：“ 丘得之矣。乌鹊孺，鱼傅沫，细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 与化为人！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