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侵略程度的日益加重、国内封建军阀的连年混战，使得北洋军阀政府主导下的国民经济衰败不堪，民众生活困苦难耐，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不断激化。

面对国家的如此“惨状”，许多仁人志士、各个阶级和政治集团都在思考：中国的出路在哪里？用什么办法才能把中国从危机四伏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同时，他们也在纷纷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企图解决这个问题。

人们在思考、谈论中国的出路（画作）

那些不满社会现状，但又不赞成通过“革命手段”解决国家困境的一部分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改良派，他们囿于自己的理解认知，提出了种种改良主张，使得改良主义思潮一时间泛滥于社会。

“好政府”主义，就是其中的一种。这一主义，是蔡元培、胡适等人首先提出来的。

1922年5月，胡适创办的《努力周报》的第二期，刊发了北京大学的蔡元培、王宠惠、梁漱溟、胡适等十五名教授（或教员）的联合署名文章《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旗帜鲜明地呼吁全社会，创建“好政府”，拯救国家、民族于危亡，解民于倒悬！

他们所谓的“好政府”，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即“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胡适他们认为，当时的中国社会腐败、堕落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上的“好人”们高高在上，听之任之，不愿意为社会、国家、民众贡献自己的力量。

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图像）

只要这些“好人”们能勇于奉献，敢于行动，为中国组建一个推行“宪政”的、能公开所有政务的，且能有计划地践行政治活动的政府，我们的多灾多难的国家就可以获得新生。

故而，他们极力建议北洋政府立足政府的“宪政”性、政务的“公开”性和政治活动的“计划性”等特性，进行社会政治改革。

同时，他们还就政治改革问题，提出了六大具体行动措施：

“召开南北和平会议；协商恢复旧国会，制定宪法；限期实行裁兵，不准招募新兵；裁撤官吏；改良选举制度，采用直接选举制；公开财政。”

这种“好政府”主义，在某些幻想通过政治改良以谋求国家出路的人士、社会群体、政治阶层（团体）中，有着一定的市场。其中，实力相对强大的直系军阀中的“洛派”率先相中了它，并予以积极利用。

直系军阀“洛派”首领吴佩孚（图像）

当时的把控北洋军阀政府的直系军阀，自冯国璋去世后，其内部因权益竞争，派系丛生——主要有时任直鲁豫巡阅使的曹锟的“保派”（因驻守保定而得名）；时任直鲁豫巡阅副使的吴佩孚的“洛派”（因驻守洛阳而得名）；曹锐的“津派”（因驻守天津而得名）等。

首先看上“好政府”主义的，就是吴佩孚为首的“洛派”。他们感到，既要巩固已有的地位，又要谋取更大的权势，除了玩弄“旧国会”，捧出黎元洪当傀儡总统等政治把戏之外，请一些社会名流、学者或教授们任职于内阁，装装门面是很有必要的。

于是，1922年9月，在以“洛派”为主的直系军阀的操纵下，由大力提倡“好政府”主义的王宠惠、罗文干和汤尔和等人组建了一个所谓的“好人政府”。王崇惠出任政府总理，罗文干、汤尔和分别担任财政总长、教育总长。

“好人内阁”总理王宠惠（图像）

不过，这个“好人政府”的实权完全操控在直系军阀手中。故而，在它执政期间，除了主要依据直系军阀（尤其是“洛派）的授意，做些卖国借款、张罗军饷、任免官吏的事项外，几乎没有做过什么对国家、民众有利的事情。

“好人政府”事事听命于直系军阀，并不能真正为国、为民的行为，使其很快信誉扫地。

而且，由于它有时“故作好人姿态”和过分倾向于吴佩孚的“洛派”等“不良行径”，引发了曹锟的“保派”直系军阀的严重不满。

于是，直系军阀的大佬之一曹锟等决定废止它。随之，倾向于“保派”直系军阀的国会议长吴景濂等，弹劾财政总长罗文干与澳大利亚签订“借款展期合同”时存在贪污行为，“威逼”民国总统黎元洪下令逮捕罗文干。这就是民国时期的所谓“罗案”。

直系军阀“保派”首领曹锟（图像）

罗文干一案发生后，直系军阀的曹锟等有影响的将领纷纷发出通电，强烈要求总统严惩罗文干及王宠惠为首的“好人政府”。

此时的吴佩孚和他的“洛派”见曹锟等向“好人内阁”发难，当即预感到情势对自己不利，但又难以遏制或转变这一不利的形势。

无奈之下，“洛派”只得屈从于曹锟，并郑重其事地通电表示：他们与曹锟及其“保派”的立场是一致的，同意曹锟等对“罗案”的处置意见；他们对“曹帅（曹锟）”始终秉持服从的态度。

这样，“好人政府”失去了吴佩孚和他的“洛派”这一有力靠山。

不久，存世不足三个月的“好人政府”于1922年11月25日，被迫终结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垮台了。

曾经的“好人政府”的部分成员（图像）

综上所述可知，“好政府”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客观、真实地说明了民族资产阶级奉行的改良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在封建军阀统治下，人们心目中的所谓“好人”，他们根本没有成功组织政府的可能。由军阀挑选出来的“好人”所组成的政府，只能是也必然是军阀的“帮凶”，根本不可能有多少善举，更不可能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困局。

正如创刊于1922年9月，蔡和森、陈独秀主编的《向导》杂志当时所说，在现存的制度下，“想以好人努力的方法把政治整理向宰割势力利益的反面，这不是傻小子的梦想，便是骗子的谎话。”

主要参考文献：《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思想》、《中华民国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