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由于司马迁在史书中将屈原和贾谊的人生进行了捆绑，导致此二人成为了历史上怀才不遇的代表，在大家的认知中，贾谊的政治才能是公认的，其带有悲剧色彩的命运完全是时代造成的。但实事求是地说，如果贾谊真是一个优秀的政治选手，其也不大可能在汉朝廷中完全无法生存。

贾谊对文帝朝廷最大的影响是，提出了列侯之国和侯国迁徙的政策：让居住在长安城的功臣回到地方封地；将分封在诸侯王国中的侯国迁移到朝廷直辖的郡县中。

如此，不仅彻底断了功臣在京师再次发动政变颠覆皇权的可能，减轻了其对皇权的威胁，朝廷的郡守尉也能更方便地对这一群体进行实时监控，前丞相周勃在封地战战兢兢的生活状态就是具体写照。

总之，这两个政策不仅让文帝强化了宫廷政治，更是让文帝在与功臣的博弈中逐渐占据上风，从一定程度上加强、集中了皇权。

只是，这里边有个问题，既然贾谊能够提出这两个建设性意见，难道作为博弈主体的文帝就想不到吗？

显然不可能。

笔者的看法是，将任何一个人代入文帝当时的环境都能想到将功臣赶回封地然后由地方守尉监控的做法，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落地。

事实是，文帝是在功臣的拥护下由代王进阶皇帝的，如果他以皇帝的名义来下达这两个命令那就等于公开和功臣们宣战，京师长安很可能又是一场腥风血雨。作为一名优秀的政治家，文帝大概率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这个时候，文帝最成熟的做法就是，转移矛盾，让自己与功臣的矛盾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于是，贾谊就成为了这个载体。

文帝二年冬十月，朝廷下达了列侯之国的诏书，曰：“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余，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欢欣，靡有违德。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也无由教训其民。其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

让列侯之国，文帝给出了两点理由：侯国往京师转运赋税太麻烦，且费用巨大；列侯长期居住在京师无法尽到打理侯国政务、教化侯国子民的义务。

但功臣的能量又是众所周知的，周勃、陈平等人都是跟随高帝打天下从乱世中走出来的强人，不管是军事、政治能力还是谋略都是顶级水平，且在军中有相当的影响力，其能在短时间内发动军事政变血洗吕氏就是最好的说明。

所以，对于文帝打出的这张牌所有人都明白皇帝的用意，肯定会强烈反对，这场皇权和功臣的博弈足足持续了一年之久。

到了三年十一月的时候，文帝只能再次下诏催促列侯之国，这次，文帝将丞相周勃作为典型，诏曰：“前日诏遣列侯之国，辞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

面对皇帝打出的重拳，周勃只能辞职回到封地。在这场博弈中，文帝取得了暂时的胜利。

功臣严重低估了文帝的水平 图源/剧照

但功臣们肯定不满意，既然皇帝将贾谊作为矛盾的载体，那么列侯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情绪输出在贾谊身上以向皇帝表达自己的不满。于是，当文帝准备任命贾谊为公卿时，以灌婴、张相如、冯敬等为代表的功臣就站出来明确反对：“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

结果是，文帝也逐渐疏远了贾谊，不再采纳贾谊提出的建议，任命贾谊为长沙王的太傅。贾谊被政治流放。

事情到了这一步其实已经很明显了。既然文帝已经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那么接下来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修复与功臣的矛盾，而平息功臣情绪最好的办法就是放弃贾谊，就像当年秦惠文王以杀掉商鞅的方式来平息世族的情绪一样。

什么是阳谋，这就是。只是，文帝此人还比较讲武德，以流放的方式将贾谊保护了起来。

本质来说，贾谊只是这场皇权和功臣的政治博弈战的牺牲品而已。

另外，以阳谋来处理政治问题是文帝的惯用手段，淮南王刘长被废就是文帝故意放纵刘长最终导致其野心膨胀走上了谋反这条路，然后文帝再顺手将其给收拾了，不仅达到了削藩的目的，完了还落了一个自己也很委屈的形象。

怎么说呢，文帝的段位在整部大历史中都是顶尖水平的。

另外，为了说明贾谊在这场博弈中的作用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案例——众所周知，汉武帝是用了主父偃的建议才推行了推恩令的政策进行削藩，可问题是，作为顶级政治家难道武帝自己就想不出这个计策么，显然不可能，早在文帝时代，贾谊就已经提出来了。那么，武帝将主父偃推上前台的用意也就非常明显了：

让主父偃成为皇权和藩王矛盾的载体。

众所周知，武帝后来是以牺牲主父偃的方式来平息诸王的情绪的。为什么主父偃在生前对自己的命运就有预见，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历史我们一定要进行深度思考才能明白其中的逻辑。贾谊的命运其实是注定的，他只要在文帝面前表现自己，那么他成为文帝阳谋中的重要环节几乎就是必然的。

但我们也不能因此非议文帝，因为，政治的逻辑本来就是如此。

也就是说，像贾谊这样的大才其在文帝朝廷很难有生存空间，因为，功臣的力量尚强，贾谊根本就不会为功臣所容，这一点，苏轼在其《贾谊论》一文中就说得很明白：“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不能用汉文也。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雌雄，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也已难矣。”

在功臣势力依旧强大且垄断政务的现实面前，文帝是不可能完成对帝国政务系统的换血工作的。而且，文帝自始至终都是以其从代国带来的腹心之臣为核心的。

也就是说，贾谊的悲剧命运是新旧矛盾造成的。

除了被功臣们针对，贾谊也不为诸侯所容，因为，贾谊针对藩王强大的现实也给文帝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言。

事实是，在功臣依旧强大的情况下文帝根本就不敢打这张牌，因为，其还要靠刘氏诸王来制衡功臣，所以，就算要削藩，文帝也只是将大国分割，分为几个小国，而藩王的整体实力是不变的。

任何政策执行的前提都是，其有没有落地的土壤。显然，文帝根本不能像之后的景帝和武帝一样大刀阔斧地进行削藩。

所以，贾谊的政治才能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其提出的任何一条建言都没有考虑落地的可能性。

作为顶尖的政治选手，文帝是不可能听贾谊的，将其流放其实是理智的做法。

除此之外，贾谊还给文帝提出了改制的建议，史书记载：“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

功臣们早就想攻击贾谊，而这件事情正好给了他们机会，于是，以张苍为首的功臣就联合起来一起向文帝施压，文帝为了政局的稳定，就只能照顾功臣的情绪，将贾谊流放。

功臣联合起来向文帝施压 图源/剧照

这里多说一点，对于制度的更新其实不仅是改制那么简单，肯定也包括对旧的人事的否定，所以，在功臣依然垄断政务的情况下文帝是不可能进行改制的。

所以，贾谊改制的建议根本就没有落地的条件，透过这一事件我们就更能进一步看清贾谊的政治水平。

说白了，贾谊太超前了，其政治主张无法和帝国政治演进的节奏保持一致，他不适合汉文的朝廷。

而且，贾谊此人也过太锋芒毕露了，据史书记载：“是时，谊年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下，诸老生未能言，谊尽为之对。”

这显然是犯了官场大忌，贾谊不被排斥才不正常呢。

另外，贾谊不仅遭到了功臣的反对，就是文帝的代国旧臣也对贾谊不感冒，你想，如果文帝事事都听贾谊的，那么代臣的地位肯定会受到威胁，更重要的是，如果文帝和功臣的矛盾激化，发生了不可控的事件，那么代臣在长安的权益也肯定会受到影响。

基于此，代臣也是强烈反对贾谊的群体。

总结起来就是：功臣和藩王想维持旧的权力格局；代臣想保住新得的利益。他们都不允许贾谊破坏这一切。

在成为文帝朝稳定和团结最大的变数的情况下，贾谊注定只能出局。

苏轼对贾谊的评价可谓是精准：“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呵呵，有才无识，笔者个人的观点是：贾谊有政见，无政识。

当然，贾谊虽然被流放，文帝还是时不时咨询其对国事的看法，甚至在七年的时候还曾将贾谊召回来过一次。

文帝十一年，由于梁怀王坠马而死，作为太傅的贾谊也因为过度自责于次年去世，年仅三十三岁。

世间再无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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