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 图片来自网络

在黄埔1期的毕业生中，杜聿明军事生涯的起点是非常低的。

在众多黄埔同学纷纷担任排长、连长的时候，他不过才是个上士军需。

在很多同学担任团长、旅长的时候，他还是个“无业游民”，每天都在为下顿饭吃什么而犯愁。

按照一般逻辑，杜聿明有黄埔这块“金字”招牌，是不应该混得这么惨的。可杜聿明一步没赶上，步步赶不上，越混越差，越混越惨。如果就这样继续下去，定会泯然于众人矣。

可在抗战胜利之后，杜聿明却反超了曾经的上级关麟征，一跃成为执掌几十万大军的方面大将，在东北战场、淮海战场都有着他拖着病体忙碌不休的影子，俨然是蒋氏身边一位“救火队长”。

以一个上士军需成长为位高权重，执掌几十万大军的副总司令，杜聿明究竟是如何逆袭成功的呢？

1924年11月30日，黄埔1期生毕业。

相对于其他同学纷纷获得中尉、上尉连长，再不济也能获得一个少尉排长的职务，怀着“保家卫国”信念的杜聿明却仅获得了一个上士军需的职务。

看看同学们带兵的威风，再看看自己，只能带着炊事班的伙夫们每天上街买菜。杜聿明是心有不甘的。

不过，杜聿明有一点好，那就是从不利用职权之便克扣菜金，获得了官兵们的一致好评。不久，在上级的举荐下，杜聿明升任副排长。

1925年1月，黄埔军东征陈炯明。在攻打淡水的战斗中，不甘于落于人后的杜聿明报名参加敢死队。可却遭到了拒绝。

这件事对杜聿明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连“敢死”都不要你，可见杜聿明被人不待见到了什么程度。

紧接着，又一次灾难降临到杜聿明头上。部队攻克淡水后，杜聿明却生了重病，只得离队回到广州休养。

病愈后，杜聿明刚要归队，却接到了一个命令，要其北上到胡景翼的第2军去办军校。

虽然百般不情愿，杜聿明也只得听命行事。就这样，杜聿明刚一出场就离开了日后名将辈出的黄埔1军。

之所以派杜聿明去干这个活也是有原因的，一来，杜聿明是陕西人，在生活习惯、语言上与西北军相同；二来，杜聿明的家族在陕西还是有几分影响力的。由他出面，不会被人排斥。

1925年3月，杜聿明刚到第2军不久，第2军军长胡景翼突然去世了。失去了军中靠山的杜聿明虽然是陕西人，但他代表的可是南方势力，本来就在西北军中受到排斥。之前有胡景翼罩着，别人也不敢欺负，可胡景翼一死，这些人马上翻脸。

眼看在第2军的日子也不好过，杜聿明只好辞职回家了。

回家之后，杜聿明毫无意外地挨了一顿训斥，原因是他当初离家是打着报考北京大学的幌子，可却跑到了广州考了黄埔军校。

可杜聿明的黄埔经历还是很吸引人的。回家不久，他就被高桂滋部的补充营营长吴宝山聘为副营长。

所谓补充营，就是正规部队的后备军，不仅连个正式番号都没有，连军饷都要比正规军少一半。吴宝山本是当地的土豪，带着的这些兵其实就是一些民团，他拉拢杜聿明的目的就是为了往脸上贴金，好在别人面前有吹嘘的本钱。

毕竟，杜聿明还是个正儿八经的黄埔1期毕业生不是？

杜聿明在黄埔军的时候仅是一个副排长，一下子当上了营长，本该高兴。可杜聿明却仍然闷闷不乐。他还是想着回到广州、回到黄埔军。

为此，杜聿明特意给黄埔军校写了一封信，请示办法。军校回复道，希望杜聿明仍然留在北方，以待时机。

就这样，杜聿明不情不愿地留在了北方继续当他的副营长。

可高桂滋也不知道哪里惹了阎锡山，部队被阎锡山强行收编，杜聿明稀里糊涂地被投入了监狱，又稀里糊涂地被放了出来。

这是杜聿明的初次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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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有人作保，坐牢不久的杜聿明被放了出来。不久，杜聿明跟随高桂滋来到了北京。

1926年7月，广州方面誓师北伐。

这下子，杜聿明待不住了。北伐要伐的不就是自己所在的这种军阀部队吗？自己一个黄埔生还能在这个部队离呆着吗？

为此，杜聿明偷偷离队，准备南下广州归队。可当他历尽千辛万苦跑到南京的时候，却被“五省联帅”孙传芳的部队抓了。

这是杜聿明的第2次落难。

幸好杜聿明的军事素质过硬，他利用监狱看管不严的机会越狱而逃，来到了武汉，找到了邓演达。又通过邓演达见到了负责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张文白。

随后，杜聿明在张文白的保举下出任学兵一营第三连中校连长。

毕业两年，没有打过一天仗，就能当中校，杜聿明已经很满足了。虽然无法与胡宗南等一些已经当上了上校团长的同学相比，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杜聿明总算找到了归宿感。

可好景不长，由于蒋氏打下南京后，与武汉分庭抗礼，引起武汉一片喊打之声。杜聿明因为不肯喊“打到蒋氏”，被视为是非不分，再一次被关押了起来，准备予以枪决。

这是杜聿明的第3次落难。

幸好看押杜聿明的也是黄埔同学，他们就故意放送警惕，让杜聿明趁机逃跑了。

杜聿明辗转来到南京后，找到了张文白，又通过张文白终于见到了蒋氏。

见自己的学生不远千里冒死前来投奔，蒋氏也很受感动。可当蒋氏查看杜聿明履历的时候，却感到很为难。因为自黄埔军校毕业后，自己这位学生在战场上的履历除在攻打淡水有一笔记载之外，其余都是空白。

看来，直接带兵是不行了。蒋氏只得把杜聿明再一次安排在张文白手下当了一个校阅委员会委员。

不料，杜聿明刚上任，蒋氏就被李宗仁、白崇禧逼得下野了。张文白也出国了。

本来，杜聿明这个校阅委员会委员，就是一个白领薪水的职务，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纯粹是张文白为了安置杜聿明而设置的。

现在蒋氏下野了，张文白也走了，杜聿明没有了靠山，也只能再次失业了。

好在杜聿明加入了一个“黄埔同学会”，靠着“黄埔同学会”每个月救济的12块钱过着撑不着饿不死的日子。

这是杜聿明的第4次落难。

一直到了1928年1月，蒋氏复职。紧接着，张文白也从国外回归。杜聿明的人生终于赢得了转机。

在张文白的举荐下，杜聿明到陆军军官学校担任第七期第四队中校队长；同年冬，又任新编一师第2旅参谋主任。

1930年初，蒋氏成立教导第2师，张文白任师长，杜聿明任该师第2旅第5团1营中校营长，不久升为该师第6团上校团长。

至此，杜聿明连续经历了4次落难，终于赶上了黄埔生的升迁梯队，虽然不能与已经当上了师长，挂上了少将军衔的胡宗南相比，但总算是没有掉队，属于黄埔1期生的中游吧。

自1925年杜聿明离开黄埔到北方直到1930年这5年间，张文白是杜聿明军事生涯中的大恩人，如果没有张文白，就没有日后的杜聿明。

所谓是：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曾益其所不能。”

杜聿明在这5年间4次落难，苦则苦矣，但也养成了他坚韧不拔，脚踏实地，为人宽厚的个性。

如果没有这5年的磨练，恐怕也不会有日后的杜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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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冬，教导2师改番号为第4师，张文白卸任，由徐庭瑶接任。杜聿明所在的第6团也改番号为12旅24团。

如果说，张文白是杜聿明在落魄之时多次救其于危难之中的人，那么，徐庭瑶就是慧眼识英，为杜聿明打开了一条通往军界高层之门的人。

1932年，第4师奉命“围剿”红军，杜聿明率部参加，立下了“战功”，被提升为第73旅旅长。这是杜聿明自从军以来初次因为战功而获得提升。

1933年，徐庭瑶被提升为第十七军军长，原第4师，也就是后来的第25师师长一职由关麟征接任。

本来，徐庭瑶心中理想的继承人是关麟征，可是，关麟征虽然作战勇猛，但却个性强硬，没有容人之量，在25师只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

杜聿明本来没有与关麟征争权的想法，可由于杜聿明在部队中的威信很高，就引起了关麟征的不满，不断给杜聿明“穿小鞋”。而杜聿明都在默默承受，从不与关麟征发生冲突。

关麟征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在第25师去除徐庭瑶的影响力，像杜聿明这种被徐庭瑶看重的人自然就成了被他打击的对象。

1933年2月，长城抗战爆发，杜聿明在关麟征负伤后，代理师长职务，击溃了来犯的日军，再次获得战功。战后，杜聿明来到南京进修。1936年春，杜聿明毕业。

按理来说，杜聿明本应回到原单位复职。可由于和师长关麟征关系紧张，杜聿明不太愿意回去。

得知消息的徐庭瑶立即向蒋氏保荐杜聿明到新成立的南京陆军交辎学校担任学员队队长，负责培训指挥机械化部队作战的军官。并于10月5日，授予少将军衔。

1937年，交辎学校战车营、交通兵第团所属装甲汽车队合编，并补充一批战车，建成一个陆军装甲团，杜聿明为团长。

这次选择是杜聿明军事生涯中尤为重要的一次选择。

按照职务，杜聿明此前已经是第25师的副师长了，而这个装甲团仅是一个团级单位，和杜聿明原来的副师长差了3级。

当时，空军是军中娇子，军官级别都是见官大两级。而装甲兵就没有这个待遇了，仅是陆军的一个兵种而已。

况且，装甲兵刚刚成立，距离形成战斗力还差得远呢。杜聿明能够在这个时候选择放弃副师长的高位去当一个区区的团长，是放弃了很多东西的。

很多人都认为，这是杜聿明有远见，预见到了在日后的战争中，装甲兵定会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故而选择到装甲兵任职。

或许杜聿明真的有这种远见吧。但更多的是，此时的杜聿明由于不愿回到第25师，又要面临着再次选择。

回想起之前的4次落难，杜聿明是真得怕了，他害怕再次回到过去那种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日子。如今见自己的老长官给自己提供了一个看起来还不错的职位，杜聿明哪里还有选择？

但是，就是这一次看起来不经意，或者说是一次无奈的选择，让杜聿明终于迈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1938年12月，装甲团扩编为第200师，后又扩编成新编十一军，杜聿明为副军长。不久，番号又改为第5军，杜聿明升任军长。

该军是蒋系部队中在抗战初期成立的仅有的一支机械化新军。杜聿明能够担任这样一支部队的军长，在蒋氏部队内的地位直线上升。

客观地说，杜聿明的指挥能力其实并不强，他擅长的是练兵。这与他并非是由基层军官一步步升迁，而是多担任教官之类的工作有关。

缺少了基层军官在战场上血与火的历练，就不会有稳定的心理素质，没有了稳定的心理素质，在战场上遇到危机，就容易判断失误。杜聿明虽然掌握了比较先进的军事理论和一定的战略战术，但却缺乏了一种决绝和果断。

更由于杜聿明在年轻时迭遭苦难，也养成了谨小慎微的性格，总想着着要面面俱到，不得罪任何一方势力。这种做法看似合理，但却得罪了几乎所有人。

在蒋系部队内部，都是要选边站的，你一个不左不右，且又掌握着一定实权的人物站在那里，谁都觉得碍事。

正是由于杜聿明的这些缺点，使得他在大战时不仅没有发挥出第5军应有的实力，反而屡屡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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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仑关之战，第5军虽然以尸山血海的代价收复了昆仑关，可在战后，第5军却没有一个人立功受奖，这不得不说是件奇怪的事情。

究其原因，是杜聿明在此役指挥得并不好。

第5军下辖第200师、荣誉1师和新编22师三个师的兵力。

第200师是当时蒋系部队仅有的一支机械化师，部队装备精良，战力强大。

荣誉1师都是由伤愈的老兵组成，战斗力自不必说。

只有新编第22师是一支新部队，正副师长邱清泉和廖耀湘也没有什么名气。

可战役一开，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第5军强大的炮兵与步兵根本就形成不了“步炮协同”，要么提前攻击，让回过神来的日军正好把攻击上来的步兵打个正着；要么攻击滞后，在步兵攻上日军战壕后还在发射，让步兵挨了自己的炮子儿。

“步坦协同”也没有。坦克都已经攻到日军的炮火覆盖范围内了，步兵仍迟迟未到，让坦克在日军炮火的覆盖下白白挨打。

从这两点就可以看出，杜聿明的指挥能力是有限的。

反观负责阻击南宁方面日军援兵的新编22师，倒是打得有声有色。在邱清泉和廖耀湘的指挥下，日军被截成数段，首尾不能相顾，损失惨重。

因此，在昆仑关之战后，第5军没有一人立功受奖。战后，蒋氏为了安抚邱清泉和廖耀湘，才分别把二人提拔为第5军副军长和新编22师师长。

1942年3月，中国远征军进入印缅战场，杜聿明为一路军副司令长官，率第5军为中路军，入缅作战。

可由于英军的不配合，同古会战失利，紧接着，平满纳会战还未开战，就因为英军先行撤退而破产。

1942年3月30日晚，杜聿明率部撤退。

当时，日军虽然来势凶猛，但也仅是先头部队而已，杜聿明完全有把握把部队沿着密支纳一线撤回国。

断后的新编22师在师长廖耀湘的指挥下表现得也很给力，以一个师的兵力布下了“滚筒式战术”，用逐次抵抗战术与日军5个联队激战达十二次之多，迟滞达半月之久。

这就是抗战中有名的斯瓦阻击战。

当时，英军已经先行撤退，远征军如果按照密支纳一线退回国，虽然也会遇到日军，但以第5军强大的战斗杀出一条血路，也是能做到的。

孙立人率领新编38师撤往印度这条路，杜聿明是不会选的。这不仅是蒋氏命令杜聿明不得撤往印度，而是杜聿明本身也不想这么做。这是因为，一旦部队撤到印度，就失去了国格和军威。

因为按照国际惯例，一国部队撤到他国，是要被缴械的。第5军也没有打败仗，却要在异国他乡被缴械，这是杜聿明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

而孙立人就选择了这条路。这也是杜聿明一生都深恨孙立人的原因。

其实，这是一个生命和国格、尊严哪个更重要的问题。作为留过洋的孙立人，他不是不知道中国的部队撤到印度后被英缅军缴械意味着什么，但他更多看重的是生命，而杜聿明更加看重的是国格和尊严。

可即使是孙立人，在英缅军想要对新编第38师予以缴械的时候，也大发脾气，怒吼道，谁要来缴械，就和谁拼命。

因此，杜聿明不撤退到印度不能说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可接下来，他判断失误，把仅有一个大队逼近密支纳的日军视为是日军主力师团逼近密支纳，以至于不敢以第5军向日军发起进攻，转而取道野人山退回国，终于酿成了第5军损失惨重的结局。

杜聿明 图片来自网络

内战爆发后，杜聿明被蒋氏任命为东北保安部队总司令，赴东北任职。

这项任命，对于杜聿明来说，是其军事生涯的一次质的飞跃。

在之前，他虽然也屡屡被蒋氏委以重任，但都有一个或者若干个“婆婆”压在头上，并没有负起方面责任。

而此次却不同。

从战略地位来看，东北是与华北、中原等地同等重要的方面要地。在以上几个地区，方面大将如薛岳、刘峙等人无一不是杜聿明的前辈。这就意味着，杜聿明此时在蒋氏心目中的地位，已经不弱于上述几人了。

至此，杜聿明已经由过去那个上士军需成功逆袭，已经华丽转身到耀眼的程度了。

而把杜聿明派到东北，还有着蒋氏另一番心思。那就是东北的蒋军部队主力几乎都是杜聿明之前的部下，派关麟征去指挥不了，或者说会产生很大的矛盾。只有杜聿明具有这个资格或能力。

换句话说，杜聿明此已经成势了。

杜聿明到东北后，在军事上对东野占据优势。林总曾经说过，在四平之战后，若不是蒋军突然停止追击，东野在东北的军事很有可能会失败。

可由于蒋氏碍于马歇尔的所谓“调停”，下令杜聿明停止进攻，使得优势没有化为胜势。

而此时，陈诚来到了东北，调换了杜聿明任用的将领，杜聿明一气之下离开了东北，到上海治病去了。

1948年11月6日，华野和中野发动强大的攻势，拉开了淮海战役的序幕。

由于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指挥能力欠缺，急需一位副手来指挥作战。而之前被委任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的宋希濂也因不想与“逃跑将军”孙元良出现在同一战场，拒不赴任。

没办法，蒋氏只得找到了正在养病的杜聿明，让其带病出征。

按照杜聿明的计划，如果要守徐州，那就集中力量守；如果要撤退，那就马上撤，千万不要在“守”与“撤”的问题上犹豫不决。

可蒋氏却二心不定，在“守”与“撤”的问题上多次反复，以至于贻误战机，使得黄百韬部5个军14万余人全军覆没。

直到此时，蒋氏才终于下定了要从徐州撤退的决心。

按照杜聿明的计划，部队沿着津浦线西侧南下，先不救援黄维，而是赶到淮河，然后以淮河为依托，依靠蚌埠的物资补给部队，与刘汝明两部连城一体，然后再北进救援黄维。

蒋氏本来是同意杜聿明这个计划的，可当杜聿明各部按计划向永城方向撤退时，忽然接到蒋氏空投的亲笔信，令杜聿明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协同蚌埠北进的援兵南北夹击，解黄维之围。

杜聿明虽然感到蒋氏的命令必然导致全军覆没，又慑于蒋氏的威严，恐怕不解黄维之围，蒋氏必把整个失败的责任归罪于他，遂决定服从命令。

如果杜聿明在此时能有“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的气魄，不听从蒋氏的命令，率军按原计划行事，这一股部队很有可能会逃离淮海战场。

如果真的出这种局面，淮海战役的结果将大打折扣。

如果说，杜聿明听了蒋氏的命令，只要邱清泉、孙元良、李弥三部齐心协力，即便不能全部突出包围圈，也不至于全军覆没。因为杜聿明率部离开徐州的时候，拥兵30余万，虽然一路损失，但也仅折损了3万余人，部队的实力仍在。

可杜聿明在此却犯了他在军事生涯中犯的尤为严重的一次错误，下令部队分散突围。就是这道命令，使得整个淮海战场的蒋军覆灭，

果然，杜聿明的命令刚下，孙元良就单独率部逃跑，打乱了杜聿明的突围计划。

从此之后，杜聿明所部被华野和中野部队围困在陈官庄、青龙集地区。

1949年1月6日，华野和中野发动攻击。10日凌晨，杜聿明被俘。

杜聿明的起家是靠着装甲兵，是靠着精通装甲兵作战的邱清泉和廖耀湘。这虽然是他在不经意或者无奈下的一个选择，但却让他既拥有了像邱清泉、廖耀湘这种名将作班底，又扩张了部队，让他站到了抗战诸多将领的前列，在国际、国内的战争舞台上崭露头角。

他的起家部队第5军也逐渐开枝散叶，发展成第5军和新6军这两支“五大主力”部队，下辖的将领们也都有着不俗的军中地位。如郑洞国、邱清泉、廖耀湘、郑庭笈等。

这些都是杜聿明在军中赖以立足的本钱。

可随着辽沈战役、淮海战役的失败，新六军和第5军覆灭、诸将要么战死，要么被俘，杜聿明赖以在军中立足的部队和人才损失殆尽。

即使杜聿明逃离了淮海战场，他的结局也好不到哪里去。在失去了军中立足基础的情况下，他定会成为蒋氏推卸战败责任的替罪羊。

杜聿明被俘照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