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阶段  毛泽东（1945年6月---1976年9月9日）

1945年中共七大终于召开，此时间隔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已经足足过去了十七年之久。

正式接替张闻天总书记职位的，是众望所归的毛泽东。之前王稼祥已经带回，共产国际对他认可的消息，终于去掉了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事实上成为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核心”的，“事实上”三个字，从此开启了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 ”的时代。

而毛泽东接班人地位的取得，无疑也是所有中共领导人中最曲折的，当然，这也反向塑造了了，其最坚韧的品质和最雄浑的气度。

毛泽东一大时候就是全国13名代表之一，此后到六大差不多都是中央委员级别，以后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得到孙中山的赏识，做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在湖南做党代表时的发起的群众运动，使湖南成为近代中国革命中心之一，都表现了他出众的文笔功底和组织能力。

但这段时期的他，大都处在领导核心之外，不足以使他获得接班人的地位。在党内，论陈独秀的赏识栽培，他不如张国焘，论“根正苗红”，他比不上留苏派，论人格魅力引发的人气，他逊于周恩来。

尤其是在苏联背景浓厚的中共早期，没有行动或言语上的亲苏表示，无疑是个致命伤。

因此，权力和地位往往是不可分割的，“在其位才能谋其政”。此时的他，即使把《资治通鉴》再读上一百遍，在对自身不利的大环境下，对中国问题的深刻认识，对权力艺术的得心应手，也不可能得到很好的发挥。

毛泽东的希望和转机出现，在他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个“山头”做大以后。

央视曾今拍过一部《寻路》，讲的就是国共合作失败到根据地时期宁都会议的毛泽东的故事，虽然在豆瓣上的评分不高，但私人觉得比起充斥荧屏的抗日意淫剧强多了。

邓小平以政治上的“三起三落”为世人称道，其实毛泽东也有三次，恰恰都发生在奠定自己接班基础的井冈山时期，下面引用《党史博览》上的一段文字：

纵观毛泽东一生，共有三次被剥夺权利的经历：一次是1932年10月，在江西宁都小源村召开的宁都会议上被中央夺了权；还有一次是在中央苏区被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中央最高三人团夺了权；而较早的一次就是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陈毅对毛泽东的“夺权”。

即使后来“让自己憋了一口气”七千人大会，和“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林彪叛逃事件，虽然一度让其气馁。但彼时的地位，已非昔日可比。因此井冈山时期的遭遇，恐怕会让毛泽东记忆最为深刻。

与上海中共中央，自顾顺章叛逃后的风声鹤唳相比，井冈山的欣欣向荣，的确会让很多人心生向往，但是由于“山大王”这个名字本身的复杂性，和毛泽东一贯的强势性格，使中央部分领导同志，恐怕走向了旧式农民起义的路子。

而且由于势头发展太快，即使在井冈山内部，也有思想不完全一致的同志。肃清AB团引发的中共历史上第一次的富田兵变，公开打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旗号。

这和后来延安农妇伍兰花，和大跃进时刘桂阳喊出同样的口号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一方面，此时的他立足未稳，一方面，军队是政权的命根子，“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里取得的”，兵变，在任何时候，都是关系政权生死存亡的大事。

此后一段时期，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赣南会议，宁都会议先后被批判直至打倒，最后被“投置闲散”，离开自己一手创建的井冈山根据地权力核心。

应该说，如果前期毛泽东未进入核心领导层是因为力有未逮，现在自己白手起家，含辛茹苦创造的井冈山也要“易手转人”了，无疑打击非常沉重。

特别是宁都会议他被迫退出前委，又患上了严重的便秘，精神上和身体上的双重打击，使得他曾一度十分自卑，“感觉自己像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鬼都不会上门”。而此时不对自己“落井下石”的林彪，邓小平，他都铭感于心。

直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所引发的严重危机，才使得中央不得不重新使用毛泽东，当然此时仍然仅仅看重的是他的军事才能，以试图摆脱蒋介石的围堵困境。

至于他的理论水平，真正发挥出来还是要等到延安时期，因为“马列的书，他的确没有别人读的多”，当然也由于在战争时期，掌握了军事就掌控了局势，但是如果文家市会议上提出的“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是取得政权必要前提，那么此时体现的“党指挥枪”无疑是稳固政权的强大支撑。

这里并不是说的是“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或者是“不是国军无能，而是共匪太厉害”的诸如此类的俏皮话。然而在对手一下子跌到，无疑是自己的机会，毛泽东看到也抓住了这次机会。

但此时毛泽东的地位还不稳固，应该说只是跻身于前台，并不能控制于幕后，因为共产国际还是具有“神一样的存在”，搞得不好就会落下个“不懂马列”、“数典忘祖”的坏名声，张闻天安然做了“虚君”之久。

直到延安时期的知己，刘少奇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结晶”，才为毛泽东最终控制局面，制造了法理基础。

因此可以看到，最终“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的是毛泽东”而不是前面曾今出现的瞿秋白、王明、张国焘甚至陈独秀，无非是大家都犯过错误，但是其他人或选择避世，或者选择转行。

唯有毛泽东能够打而不倒，倒而不焉，焉而不萎，脱离了一股书生气，注入了一股江湖气，这样的人在组织中无疑是最有市场的。温厚的朱德，谦忍的周恩来，淡泊的张闻天，一起围绕毛，组成了史上最强创业团队。

因为一个团队需要一个领导就够了，如果大家都去做人而不做事，团队最终无疑是要失败的。

后来有唐德刚之流说毛泽东“醉于权谋，精于权术”，我想说的是真相就在于历史本身，只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有逆反心理，宁愿去相信一些噱头。

主席用的，更多还是光明正大的阳谋，靠勾心斗角，只是出一些小聪明，难形成一种大智慧，和三姑六婆泼妇骂街还行，能取得天下？

李宗仁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往往我在着了蒋总统的道，独自发闷气的同时，竟暗自生出些许佩服他的策略来”，其实说的就是，在成功者面前，普通人往往会在是迷惑的时候，自动的选择渺小。

在毛泽东晚年总结自己人生的时候，他说“一辈子就干了两件事，一是推翻了蒋政权，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另一个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因此，围绕革命江山后继有人，同时也保证文革的解释权。

他结合党的需要，回顾了自己的奋斗历程，只不过这次是他作为主角，开始了一次又一次遴选接班人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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