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与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朝鲜，除了联想起让国人难以忘却的那次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壮举外，估计就是其闭关锁国的封闭政策下带来的一言难尽的国民经济。

的确，就2023年朝鲜半岛上南北两国的GDP总量而言，朝鲜的285亿美元与韩国的1.85万亿美元实在是难以相提并论，尽管在外界看来，朝鲜国内的社保、教育、住房和医疗方面所展现出的福利制度已走在国际前列，但巨大的经济水平落差还是导致了近年来不乏甘愿冒“叛国者”罪名前往韩国的朝鲜民众。

如果不是回溯这个有着70余年建国历史的国家，恐怕很难想象曾经的它一度距离发达国家序列仅有一步之遥，拥有一段令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为之惊羡的“光辉岁月”。遗憾的是，这种美好富足的流金岁月仅仅维持了30余年的短暂时光，朝鲜便跌落“神坛”。

一切要从二战后美苏冷战格局下的经济政策开始说起。

二战结束后的第二年，为了应对即将扩张的苏联“铁幕”而做好全方位竞争和对峙的美国，适时推出了以援助和重建西欧各国的“马歇尔计划”。有鉴于此，作为社会主义阵营“领头羊”的苏联自然不会袖手旁观，斯大林索性顺水推舟来了个“莫洛托夫计划”，对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也签订了一系列经贸协定，以示对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抵制和强有力反击。

不仅如此，继该计划施行后，苏联又于1949年1月推出了涵盖亚、非、欧和拉丁美洲大陆、先后20余个国家参与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将自身经济发展模式融入到各个社会主义成员国中以推动经济一体化。

正是在这样一种经济形势下，朝鲜于1964年加入经互会观察员国行列。但在此前相当一段时期内，苏联的贷款援助早已使朝鲜的能源、钢铁、化工等基础工业如火如荼般发展起来，而之所以选择加入经互会，一方面是为了继续苏联方面提供的援助支持，加快形成本国完整的工业体系；另一方面则是能在经互会各成员国之间开展工业产品的经贸往来，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和民众幸福生活。

无论出发点侧重哪一方面，朝鲜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取得的成绩却是不争的事实：六十年代中期，电气化在朝鲜全国普及，人均年用电量达1184度；至70年代中期，朝鲜城市化率达到70%，同时期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达1000美元/年，建立起免费的医疗、教育和住房保障体系。

这样的建设成就莫说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寥寥无几，即便是在时至今日的发展中国家行列，怕是能出其右者也屈指可数，而这仅仅是在一个建国尚不满30年且经历过二战后最大规模局部战争的发源地国家，不得不让人赞叹折服。

得益于高度依赖苏联方面进口的充足且廉价的石油和经互会组织内部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互通，朝鲜自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上世纪80年代末发展并保持了自身的“高光时刻”，不仅成为苏联在亚洲首屈一指的“社会主义示范区”，更是一度比肩日本，成为亚洲主权国家中仅次于受美国扶持日本的工业强国。

遗憾的是，随着80年代末的东欧剧变运动及随之而来的苏联解体，失去了“老大哥”支持的朝鲜，在经济发展的内部基础和外部支援方面均受到了致命性冲击。一方面是朝鲜本国领土狭小、资源和人力短缺，经济体量偏小，无法进行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另一方面是过度依赖苏联经济发展模式，在苏联频频输送的新鲜“血液”中得以彰显经济活力，一旦苏联轰然坍塌，朝鲜在短期内将陷入沉寂乃至瘫痪。

苏联的解体不仅意味着朝鲜失去了最大的经济体支持，也意味着自身必须积极参与到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来。用朝鲜第二代领导人金正日的话讲：

“必须大胆地进入资本主义市场，发展对外贸易”

但这又谈何容易？一边要面临美国长期以来的敌对、禁运和制裁行为，一边是以“亲美”著称的叶利钦倒向美国继而撇清苏联时代遗留的“低价石油”包袱，使得依赖机械化和化工产品的朝鲜工业体系面临着因原油供应短缺引发的农业和工业危机。

最为显著的是粮食产量大幅下降，时至今日，粮食危机仍是摆在朝鲜领导人面前最为棘手的一个发展课题。

纵观朝鲜由盛极一时的“准发达国家”，一落而成为严重发展危机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除了自身先天性经济基础条件的不足外，在过度依赖外部力量、缺乏适合本国发展的经济政策上不无密切关联，或许当我们再度回望这段历史时，最深刻的体会、最“痛彻”的领悟依然是教员在几十年前振聋发聩般的回响：

独立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