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一个王朝在内忧严重的情况下就应该对战争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因为，战场上的失败会直接引发内忧的总爆发，隋朝就是因为辽东战场的失败从而导致了连环式崩溃，二世灭亡。

杨坚建隋，在相继摆平突厥并攻灭南陈之后，很自然地就将目光瞄向了东北的高句丽政权。因为，东北和朝鲜半岛本就是中原王朝的固有领土，汉武帝早就制定了统一的标准，隋朝有义务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统一。

这也是隋唐皇帝始终纠结于高句丽问题的原因所在。

更重要的是，高句丽立国四五百年，已经整合了百济、新罗、靺鞨、室韦等小国或者部落，并且西联突厥建立了所谓的区域霸权政治，严重挑战了大隋在东北亚地区的权威，使隋朝不能建立起以隋为核心的朝贡体系。

而且，只要中原政权出现衰弱迹象，高句丽肯定会趁势染指中原政局，就像三国时期公孙氏建立的辽东政权一样。

所以，不管是出于完成统一的标准，还是恢复以中原王朝为主导的朝贡体系，就是单纯地排险，大隋都有必要用兵辽东解决高句丽问题。

这是大隋朝野的共识。

所以，开皇十八年（598）六月二十七日，文帝就下诏废去了高丽王高元的王爵，并派遣汉王杨谅和大臣高熲率领三十万军队远征辽东。但结果却是，隋军出师不利，在遭遇极端气候和疾病的情况下损失惨重，只能放弃远征。

很明显，隋军用兵辽东，存在技术难题。

遭此重创，隋文帝此后再也没有提过远征高句丽的事，因为他明白一个事实：大隋内部还极其不稳定，如果再遭遇失败，很可能会引起内部地震，危及大隋的统治根基。

这一点，杨坚是极其清醒的，就像当年的曹操在遭遇赤壁之败后果断收手经营北方一样，都是为了保证基本盘的稳定。

所以，这个问题只能留给后人。

仁寿四年（604），杨广即位，随着营建东都洛阳、开凿大运河、攻灭吐谷浑等关键事项完成之后，炀帝自然就将目光瞄向了辽东。所以，从大业四年（608）开始，炀帝就在为征辽做准备工作，征发河北男女百余万开凿永济渠就是为了解决运输问题。

在二巡江都的工作完成之后，炀帝就于大业七年（611）二月十九日正式踏上了征讨高句丽的征程。

此次征辽，大隋几乎是全国总动员：命令幽州总管元弘嗣往东莱海口造船三百艘；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三万人；命令河南、淮南、江南造车五万乘送高阳；发河南、北民夫以供军需；发江淮以南民夫将黎阳仓和洛口仓的粮食运往涿郡...

整个天下都被炀帝的一道诏令动员了起来。

但当时的大隋已经到了崩溃的临界点，因为，随着炀帝连续的用兵、搞大工程，严重透支了民力，已经超过了老百姓承受的临界点。加上当时的山东和河南还发生了严重的水灾，炀帝用兵辽东就更是雪上加霜。

这就直接导致了山东的农民起义。随着山东邹平人王薄的首先起义，刘霸道、张金称、高士达、窦建德、翟让、杜伏威等人也就紧随其后。

用史书中的原话来说就是：“自是所在群盗蜂起，不可胜数，徒众多者至万余人，攻陷城邑。”

至大业八年（612），天下的反隋势力已经达到了21支，其中山东14支，江淮4支，河南、关中和河西各一支。

简直就是复制了秦末的乱局，天下骚动。

从地域来看，起义都发生在山东、江淮等大隋统治较为薄弱的地方，说明炀帝连续出牌的动作已经激发了内部矛盾。此时，炀帝征辽的决策本来就有点勉强，如今在遍地火苗的情况下，炀帝就必须打赢辽东之战，不然大隋可能就会一朝崩塌。

就像当年的宇文泰，只要他在前方打了败仗，后方的关陇马上就会严重不稳，如今的隋炀帝也一样，只要辽东之役失败，那么大隋马上就会面临统治危机。

当然，炀帝对胜利是毫不怀疑的，在他的认知中，高句丽和大隋根本就不是同一层级的选手，必胜。

大业八年（612）正月初一，从全国各地征调来的部队齐聚涿郡，总计高达1133800人，号称200万。

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

大隋出动了百万大军 图源/剧照

炀帝的战略是，以国力、兵力的优势逼迫高句丽直接投降。所以，隋军几乎就是以旅游的心态来打仗的，光是大军出发就用了四十天，就是要给高句丽造成一种隋军源源不断的压迫感，冲击其心理防线。

但是很遗憾，高句丽根本就不吃这一套。由于隋军决战意志不坚定，同时寄希望于对方投降，加上高句丽的顽强抵抗，隋军反而是大败。据史书记载，当初渡过辽河的隋军共计355000人，但是回来的却只有2700人，军资器械更是损失无数。直到唐朝贞观年间，当时的战场还是“骸骨相望，遍于原野”的惨象。

究其原因，首先就是炀帝战术的失误，不能以雷霆之势发动闪击，反而寄希望于对方投降，同时还不设主将，导致诸将之间指挥不统一，互相扯皮。

再进一步说，炀帝就不应该御驾亲征，派个将军带上几十万人就足够了，没必要动用那么多的军队，人多了反而不好，他亲自前往辽东也大大束缚了将士们的手脚。当然，炀帝可能也是怕军权旁落，危及中枢。

从技术的角度分析，隋朝也存在远征高句丽的困难。首先就是距离，虽然炀帝开凿了运河，但以当时的运输条件还是难以保证前线的物资输送，一旦战事拖得时间长了，隋军很有可能会断粮，进而自行崩溃。

再就是气候原因。东北的六七月份是雨季，而八月至次年的三月又是寒冬，所以，隋军的有效用兵时间只有短短的几个月。

在这种情况下，炀帝就更应该速战速决，兵部尚书段文振在去世之前就建议炀帝：“应该水陆俱进，迅速出发，出其不意，攻克对方国都。不然，强敌在前，靺鞨等在后，隋军就危险了。”

就连术士庾质也建议炀帝：“应该出其不意，速战速决。”

但炀帝始终对形势有一种错误的判断，对于众人的建议一律采取了屏蔽的态度。而高句丽也不吃炀帝那一套，不仅不投降，还实行坚壁清野，和隋军死战。结果呢，隋军错过有利时机之后就遭遇了大败。

同时，突厥和百济只观战不出力也是隋军战败的原因之一。

这场战争不仅是军事的惨败，更是动摇了炀帝在中原的统治根基和国际威望。那些对炀帝本身就不满的山东民众迅速就迎合了各地的起义浪潮，跟随炀帝出征的各国、部落首领和使者在看到隋军惨败的狼狈之象之后也对炀帝、大隋的实力产生了怀疑，使炀帝好不容易打造起来的以大隋为核心的朝贡体系受到挑战。

简直是面子和里子都输得是一塌糊涂。

这个时候，炀帝就应该学习文帝，及时收手，将重心转移到内部，但炀帝却像一个赌徒一样，誓要拔掉高句丽这颗钉子，想要将失去的东西在战场上捡回来。

大业九年（613）正月初二，炀帝就下诏，征调军队，集于涿郡。本来这次隋军完全有希望一举灭掉高句丽，但后方却发生了吏部尚书杨玄感造反的事。

杨玄感是关陇勋贵，是前宰相杨素之子，影响力巨大，所以炀帝就必须暂时搁置对辽战事，回军解决内部问题。

隋朝半夜秘密撤军 图源/网络

结果是，炀帝虽然解决了内部叛乱，但也错失了攻灭高句丽的最佳时机。

更重要的是，二次征辽的失败使炀帝仅有的威望再一次下跌，国内的农民起义更加猛烈——平原郡的李德逸、灵武的白瑜娑、江宁的乐伯通、济北的韩进洛、渤海的孙宣雅、齐郡的裴长才、北海郡的郭方预、济阴郡的孟海公、河间郡的格谦等人都加入到了起义的浪潮中。就连佛门中人都迎合了这个潮流，比如扶风人向海明。绝对的燎原之势。

史书的原话是：“举天下之人，十分九为盗贼，皆盗武马，始作长枪，攻陷城邑。”

而且，杨玄感的叛乱算是一个拐点，其揭开了大隋内部成员灭亡大隋的序幕。从杨玄感叛乱时，东都的勋贵子弟积极加入杨玄感的叛军就已经能够说明问题。炀帝自己当时都说了：“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

如果说此前的农民起义是因为经济问题的不得已，那么如今的起义浪潮就是以灭亡大隋、颠覆炀帝统治为目的。

征辽失败弱化了炀帝对帝国的控制，使炀帝积累的国际威望一朝破产。

大隋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如此危局，炀帝就更应该将重心转到内部，回到关中，发展生产，稳定内部，但当时的炀帝却像一个赌徒一样始终纠结面子问题，誓要灭掉高句丽。

大业十年（614）二月二十三日，炀帝再一次御驾亲征高句丽。但说实话，即使炀帝灭掉了高句丽他也无法消化其地，因为，国内他已经无法控制更别谈新征服的地方。

看看从文帝到炀帝，大隋光是为了稳定关东和江淮就做了多少工作，如今，在天下已经大乱的情况下大隋根本就没有多余精力和实力再消化辽东。

也就是说，不管隋军是胜还是败，这场战争对大隋都是毫无意义的。

三征辽东，毫无意义 图源/网络

但炀帝在乎的却只是面子问题。此次征辽，在高元服软之后，炀帝也就非常识趣地及时收兵，班师回朝。可是事后人家高句丽该怎么玩还怎么玩，连使者都懒得派往大隋，炀帝简直是失望到了极点。

三次兴师动众，不仅严重透支了大隋的国力，还造成了燎原之势的农民起义，同时也使炀帝苦苦积累的国际威望一朝丧失，就连关陇集团内部也在秘密谋议，准备废黜炀帝。

炀帝也只能无奈地发出一声“徒有归飞心，无复因风力”的感叹。

对于炀帝当时的尴尬处境，一件事情就能说明，隋军在班师路过邯郸的途中，被农民军杨公卿率领八千人公然抢去了四十二匹良马，而炀帝竟然也是一点脾气也没有。

摧毁一个帝国，毁掉一个帝王，一场战争足矣。

所以，孙子才会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尤其是在面临内忧的危局时，更要慎重。

秦因用兵岭南，二世而亡，隋因远征辽东，也是二世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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