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曹操当年杀孔融杀杨修，是因为这两人才是士族们真正的领袖，而非我们通常以为的荀彧司马懿。事实上，就算是心高气傲、目空一切的大喷子、大狂徒祢衡，也独独对孔融和杨修，是尊重有加、不得不服的。在祢衡眼里，像曹操刘表这样的世俗掌权者，不过粪土罢了，想侮慢就侮慢，踩了都嫌脏；而在士族中名气极大的司马朗和陈群好些，算是人了，但顶多就是些杀猪卖酒的市井贱徒罢了（“屠沽儿”）；祢衡甚至连荀彧荀令君都看不上，认为他只是颜值能打，“尚可借面吊丧”，其他一无是处；只有孔融和杨修，祢衡一个夸成仲尼不死，一个夸成少年天才，并多次当众表示：“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可见就连精神病人，都知道孔融和杨修才是天下名门世族的领袖；而那个在电视剧里看起来很屌的司马懿，其实在建安年间只是个小人物（注1），位望轻微，在天下士人眼里连给孔融杨修提鞋都不配。《晋书》里写的司马懿因“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而装病拒绝曹操征辟的事迹，很有可能是司马氏为了抬高司马懿而编造出来的，本质上和《汉书》里编刘邦是他妈跟龙啪啪啪生下来的这种奇闻差不多，都起着美化、神化开国之君的作用。反正我很难相信一个权力欲如此重的人，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就算真有做，那也是故作清高在演戏，更为可笑。

事实上，《晋书》的编纂是出了名的不认真，经常野史正史一锅烩（注2），所谓“不欲屈节曹氏”即便是有，也可能是司马懿还在观望天下大势，因为当时才是建安六年，官渡之战袁绍虽败，冀州城邑多叛，但“（袁）绍复击定之”。实力仍然很强，天下之归属尚未可知。后来，到了建安十三年，曹操已为丞相，平定北方，权倾朝野，再次下令征辟司马懿，他就马上“投杖而应命”。看来这司马懿根本没有什么“不欲屈节曹氏”，只有“待价而沽”罢了。

甚至，就连史书上司马懿很有名的“鹰视狼顾”与“三马同槽”的典故都很有可能是街巷传闻、加油添醋、牵强附会的产物。

魏武察帝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欲验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後而身不动。又尝梦三马同食一槽，甚恶焉。因谓太子丕曰：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太子素与帝善，每相全佑，故免。帝于是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由是魏武意遂安。

——《晋书·宣帝纪》

其实，“鹰视狼顾”只是古人修习气功的一种方法，早在西汉初《淮南子·精神训》中就曾记载：“真人之所游，若吹呴呼吸，吐故纳新，凫浴猿躩，熊经鸟伸，鸱视虎顾，是养形之人也，不以滑心。”另据曹丕所著《典论》记载，当时曹操手下有一个名叫甘始的气功大师，在邺城广授气功，教大家“鸱视狼顾，呼吸吐纳”之术。由此可见，当时邺城达官贵人之中，很多人都在“鹰视狼顾”，司马懿只不过因为练得比较多、练得比较好，后来又成了大事，结果就被世人牵强附会成了豪雄之相。

而正好，晋朝史官想回避本朝得国不正的事实，所以，就借助此事大做文章，从而建构出了这样一篇离奇的历史小作文——如果从一开始，曹操就想将司马懿置之死地，无疑就给司马氏日后篡权增添了合理依据——你看，不是我们伟大先帝不想做忠臣，而是逼不得已啊！

综上所述，司马懿年轻时在士族中的地位其实并不高，曹操也并没有将他看做什么重要人物，如果不是因为他活的太长，熬死了曹魏两任短命皇帝、数位曹魏名将宗亲以及同辈所有的士族精英，否则，司马氏是无论如何都没有机会篡魏的。

但谁能想到，曹操如此机关算尽，也没算到他子孙短命软弱至此，士族亦前仆后继、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至此，曹操就算再杀多少人也是没用的。讽刺的是，杨修死后，杨彪这一脉虽然被曹操弄残了，但杨彪弟弟杨众这一脉却又重新崛起，成为司马氏都要攀附的顶级豪门。西晋初年，杨众的两个孙女先后嫁给晋武帝司马炎为皇后，弘农杨氏乃权倾朝野，成为西晋士族政权的领头羊。另外杨修的子孙混得也还行，其子杨嚣任典军将军，其孙杨准任太子文学迁冀州刺史，都是司马氏的近臣，看来士族间的“革命友谊”真的很难打破啊，最终曹公还是枉作了小人，岂不悲哉！

事实上，以蒋济、陈泰等为首的士族们，并不发自内心的欣赏官油子司马懿，也并不很待见士族中的后起之秀司马氏，但在与曹魏宗亲的博弈中，手握兵权的四朝老臣司马懿成为了他们唯一可以倚仗的对象。但他们也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无奈选择的这位士族代言人，却做出一系列背信弃义、盗名欺世、屠杀无辜、诛锄异己的恶行，一次次的破坏着儒家士族的政治与道德底线，而由他的子孙创立的王朝，更是引领着整个士族阶层骄奢淫逸、自相残杀，将整个中原带入地狱。

太史公尝言：“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历史已多次证明，那些执政时间太久、压抑时间太长，又权力欲望太重的宦海老乌龟与门阀大世族，于国家无益，于天下有害！黄宗羲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于民之忧乐。”改朝换代是中国历史的常态，亡一家一姓之国，没有关系，然而魏晋之替嬗，最终竟导致天下之亡与（从殷周到秦汉建立的）整个普世秩序崩解，儒家士族身为当时天下的精英阶层，对其是负有巨大责任的。这就是屠龙者终成恶龙，当初正义凛然的党人的子孙们，竟成为了他们当初誓死要打到的人，甚至比那些人还要腐臭。

事实上，部分士族中的清醒人物后来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已追悔莫及。蒋济在高平陵事变后没多久便自责忧愤而死；陈泰则在魏帝曹髦遇弑后，也因悲恸过度，吐血而亡，名扬汉魏的颍川陈氏家族自此没落。即便到了西晋时期，士族中仍有有识之士如尚书左仆射刘毅、司空兼尚书令卫瓘等人上疏严厉批评九品中正制度。刘毅、卫瓘都是执掌枢机的朝廷重臣，他们都出来呼吁废除中正制度，“复古乡议里选”，可见事态的严重，然而司马氏为了保住自家的权位（注3），最终还是搪塞、搁置了此议。再之后嵇康嵇邵父子又喋血殉身，却无益世道；祖逖与刘琨闻鸡起舞、中流击楫，最终却含冤忧愤而死，百炼钢化为绕指柔。这正是：飓风过岗，巨木尽折，唯伏草存焉。于是魏晋士大夫们渐渐想通了，他们开始彻底放飞自我，侈谈老庄（注4），竞效犬儒，以痞相尚，乃至沉迷于毒品五石散与精神毒品玄学之中，嗑药清谈，散发裸奔（注5），三观碎裂，理想消亡，迷茫幻灭，娱乐至死，放弃治疗，终使中原倾覆。

事实证明，相比平民政治，阶层固化的士族政治或者说精英政治在激烈的国际环境中毫无竞争优势。首先，阶层固化不仅孤立和腐蚀了精英阶层，而且让底层看不到希望，只能选择躺平，而一个底层躺平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其次，当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的既得利益靠特权政策保护起来的时候，这个阶层、集团也就丧失了活力，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走向自我封闭与衰亡。总之，阶层固化的精英集团天生就是保守的、脆弱的，是热衷内斗（八王之乱）而不思进取、喜欢逃避（衣冠南渡）的，是精致利己主义而缺少国家民族情怀的，是有奶就是娘而只为最强者服务的，更是习惯将家族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的。正所谓“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则知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亦切”，因而“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注6），神州大陆，还是要等待周隋关陇军事强人的救赎。

注1：司马氏虽是河内大族，但与孔氏、杨氏、袁氏、荀氏这样的老牌名族没得比，司马氏的远祖楚汉时期最早被杀的诸侯王殷王司马卬，此后七代都没出什么大人物，直到司马懿的高祖父司马均，此人在汉安帝时曾做到过征西将军，但后来因兵败临阵脱逃，下狱自杀，身败名裂。好在其子孙还算争气，司马懿的祖父司马儁做到文教大郡颍川郡的太守，父亲司马防则做到三辅地区的长官京兆尹，接连与颍川士族与关中士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才总算在士族圈子里混出了一点名气。

注2：如后世清朝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时，编者便评价《晋书》“忽正典而取小说”。而清代史家王鸣盛更在其著作《十七史商榷》中直接评价此书“好引杂说，故多污秽”。

注3：特别是刘毅的《九品八损疏》，看问题尤其深刻。刘毅时任的官职尚书左仆射，正是掌管官员的选举任用事，他来批评中正制度，可谓专业，问题看得透彻，批评到位。然而，当时晋武帝司马炎想保他傻儿子上位就需要更多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所以此事后来不了了之。参阅陈长琦：《官品的起源》，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10-117页。

注4：老子特别是庄子提倡愚昧全真与消极的自由，主张无是非，齐死生，忘物我，反对社会进步，否定文化知识，痛恨仁义礼乐，正好符合魏晋士大夫重视个人自觉、寻求解脱、逃避现实的心态。

注5：魏晋士族很多都有严重的裸露癖和暴露狂。如《晋书·五行志》：“惠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倮身之饮，对弄婢妾……”《晋书·儒林传》：“正始以来，世尚老庄。逮晋之初，竞以裸裎为高。”《世说新语·德行篇》注引王隐《晋书》：“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帧，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

注6：见《南齐书》卷23《王俭传》以及【宋】陈亮《念奴娇·登多景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