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命题，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方原因，与大好的政治经济形势形成反差的是，当时的社会治安形势严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嚣张，社会影响极坏的恶性案件接连发生，犯罪分子气焰嚣张，人民群众的安全没有保障。
据公安部门统计，1980年全国共立案75万余起，其中大要案5万余起;1981年共89万余起，其中大要案6. 7万余起;1982年共74万余起，其中大要案6. 4万余起。重大恶性案件不断发生，人民群众缺乏安全感，党中央决定在全国集中开展一次针对各种犯罪活动和犯罪分子的“严打”斗争，以迅速扭转社会治安被动的局面。
一、
1980年1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在听取上海负责公检法的同志汇报完上海治安问题后指出：“当前，对现行犯罪分子的处理，不能从轻，要从重；不能从慢，要从快。”这是中央高层第一次对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明确提出“从重从快”。
不久后，彭真主持召开了京、津、沪、穗、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 在这次座谈会上，彭真明确提出要实行“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方针”，坚决把社会治安整顿好，力争取得明显成效。
一个月后的2月12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批准：对现行的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等犯有严重罪行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此一决定，成为死刑复核权下放的开端。
1983年2月8日，邓小平在无锡视察工作时，正在无锡疗养的中顾委委员江渭清向邓小平汇报说：“现在的社会治安情况很不好，这样下去不得了！应该打几个战役，一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还有的押送边疆改造。犯罪分子最怕杀头，还有怕吊销户口发配边疆。”
最终促使邓小平痛下决心进行“严打”的直接导火索，是这一年发生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的“六一六”案件。1983年6月16日，呼伦贝尔盟8名十几岁的社会闲散人员酒后滋事，残忍杀害了27人，其中包括一名75岁的老人和一名2岁的幼童，并强奸、轮奸多名女青年。这起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特大凶杀案震惊了中央领导。
1983年7月17日，邓小平将彭真和公安部长刘复之请到自己的住所。他严肃地指出：对于当前各种严重的刑事犯罪要严厉打击，要从重从快，并对第一次“严打”的方针、步骤和措施做了系统部署要求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3年内组织几次战役。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必须坚决逮捕、判刑，必须依法杀一批，有些要长期关起来，冒出一批抓一批。不然的话，犯罪的人无所畏惧，10年20年也解决不了问题。
1983年8月25日，中央发布《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随后也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流氓、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拐卖人口、传授犯罪方法等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确定为打击重点，严打”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二、
1983年8月23日零时，广东打响了全国“严打”战役的第一枪。全省48000多名政法公安干警和68000多名党政干部一齐出动，曾经猖獗一时的犯罪分子纷纷落网。至 10月底，全省共抓获各类犯罪分子6万多名，摧毁各类犯罪团伙3982个、17500人，破获积案 3587宗，可谓战果辉煌，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赞。
慑于严打的强大威力，很多犯罪分子在惊恐不安中纷纷投案自首，广州市当月案件下降48%，其中重特大案件下降42.6%。
1983年的“严打”有三个特点。一是打得准，绝大多数作恶多端的犯罪分子纷纷落网；二是挖得深，挖到不少大鱼；三是有声势，鼓舞了群众斗志，许多群众纷纷向公安机关写信检举揭发犯罪线索，不少犯罪分子在严打的压力下，主动投案自首。
据参加过“严打”的西安老民警张斌生回忆，“严打”期间西安市被抓的嫌疑人，多得连看守所都装不下，不得不腾出几个防空洞来关人。实在没地方关了，就开始分散转场，分别送往宝鸡、渭南，咸阳等地。”
在这场“严打”中，全国共抓获各类刑事犯罪分子177万余人，其中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的有2万4千余人，被判刑、劳教的有174万余人，造成多地监狱人满为患。根据中央的批示，很多重刑犯陆续被遣送到了西北地区的诺木洪、塘格尔木、浩门等监狱进行劳动改造。
三、
1983年11的一天，南京火车站候车广场，行色匆匆的旅客熙来攘往。随着一阵警笛声划破夜空，数十辆警车和军车呼啸着驶进南京火车站，几百名荷枪实弹的武警迅速跳下军车，小跑到广场上持枪警戒。60余名身着囚服、带着手铐脚镣的囚犯被带进车站，登上了西行列车——他们将被押送到数千公里外的大西北，接受服刑改造。
这些犯人都是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刑犯。为了安全将他们送到目的地，南京市公安局和武警支队高度戒备，在火车站设下了三道“包围圈”。火车停稳后，20名民警和武警率先登上列车，迅速封闭了与前、后车厢相通的车门，并对车厢内设备进行了细致的检查，其余民警则押解囚犯按先后顺序分别上车。23时45分，所有囚犯顺利押运上车，列车缓缓驶离南京站。
第一夜，车厢里平安无事。第二天上午，民警突然发现一名叫赵军的囚犯双目紧闭，嘴唇绀紫，头上冒出豆大的汗珠，连忙叫来随队医生。经检查，赵军是支气管哮喘复发，随时有生命危险。经请示领导后，民警解下赵军的手铐，将他抬起平放到座位上，医生随即将消炎药和退热药喂到他嘴里，并进行了抗菌注射治疗。经过一夜的精心治疗，赵军的身体状况得到了恢复。
列车跨过长江越过黄河，傍渭河穿行在巍峨的华山，驶过了黄土高原的古都西安、停靠过傍黄河而流的城市兰州。当列车驶过西宁进入青藏铁路海拔最高隧道最长的“关角隧道”时，昆仑山上皑皑的白雪，似乎正在无言的看着这趟特殊的专列从它身边经过。
下午2点，列车外刮起了大风，铺天盖地的黄沙土遮天盖日，外面世界一片昏暗。大风刮得车身乱晃，小石子和沙粒不停地打在车窗上，打得车窗噼里啪啦直响。很多犯人都瞪大了眼睛，表情十分惶恐。少数犯人吓得大叫起来，车厢内出现了短暂的骚动。
为防止出现问题，押送组在每个车厢又增加了两名警察，严密监视控制。直到列车驶出了大风口，犯人们的情绪平稳下来后，干部们才松了一口气。
第三天中午，列车经过50多个小时的长途跋涉，终于安全到达了西部边陲重镇格尔木。格尔木是青藏铁路的终点站，也是本次押解任务的终点转运站。为了安全起见，列车并没有停靠在格尔木火车站，而是停靠在一个小货运站的站台上。而这个货运站，早已被当地派去的武警、民警们警戒起来。
押运干部们把犯人带到了货运站后，拿着囚犯花名册一一点名，点一名接收单位按程序接收一名，最后核查，准确无误，押运的干部才把花名册交给接收单位——青海诺木洪农场。
四、
在上世纪，青海监狱系统是全国重要的押犯基地，规模最大时有108个单位，在押的重刑犯占全国重刑犯的四分之一。通过富有成效的工作，青海创造了新中国监狱史乃至世界监狱史上很多奇迹，在中国监狱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青海诺木洪农场位于柴达木腹地的青海省海西州都兰县，始建于1955年10月，1960年编为青海省第十三劳动改造管教支队；1974年更名为第六劳动改造管教支队。
哪怕是进入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这里仍然荒无人烟，像个被遗忘的孤岛，方圆一百多公里被戈壁、雪山、沙漠包围，碱性土地，大风飞沙，连绵的昆仑山横亘，夜里会经常看到很多绿光，那是狼群的眼睛。在方圆三百内内，仅有诺木洪农场这一个有人居住的监狱。
当押运这些重刑犯的车辆驶进诺木洪农场后，监狱早就给这些人准备好了晚餐——一桶熬洋芋块加上一桶炖甘兰菜。没有餐桌，犯人们将盛菜的饭碗摆放在地上由老犯人掌勺均分。
在这座大西北的农场监狱里，这些犯人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他们被安排劳动改造，参与农田耕作、畜牧养殖等工作。
为了让这些重刑犯快速适应高原气候的反应，监狱对他们进行了入监学习和队列训练。监舍的小院子就是他们操练的场所，每天晨曦还未露的时候，这些人就要在干警带领下出监跑操。一边跑，一边喊着“一二一”的口号，或者唱《积极改造歌》：“失足教训永远要记牢，站起来振奋精神莫烦恼。放弃杂念，积极改造奔正道……”
每逢星期天是监狱改善生活的日子，也是在押犯们最期盼的时刻。这一天，每人可以分得一块约2两重的红烧方肉块，以及一份甘兰汤。晚上狱中的小广场坐滿了看电视的犯人，金星牌电视机放映的录像带是从西宁办事处录的《血凝》《霍元甲》等影视录像。
五、
刚进监狱的时候，这些罪犯刑期长、恶习深，想让他们认罪服法，主动改造，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很多重刑犯都认为“我刑期比命长，无所谓”，拒不配合，消极对抗改造。
针对重刑犯普遍存在思想压力大、悲观情绪突出、厌改抗改行为时有发生的情况，诺木洪监狱民警采取“强化政治攻势，落实个别谈话”的方式，严格落实好“惩罚与工作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监狱工作方针，对重刑犯合理关切，缓解思想压力，并帮助其解决实际困难，触动重刑犯的道德意识和自我良知，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自觉投入到改造中来。
罪犯黄某性格暴躁、做事不考虑后果，监规纪律意识淡薄，经常与他犯发生矛盾。监狱民警在综合研判后，由监区包号民警每周定时给黄某做心理辅导，帮助他调整心态，同时针对黄某对吉他感兴趣的特点，引导鼓励他在闲暇时学习弹吉他，使黄某渐渐融入向上的改造氛围中，还在监狱组织的比赛中，获得了二等奖的好成绩。
罪犯陈某由于刑期长，自认为改造无望，心态消极，自暴自弃，甚至流露出自杀的想法。监狱通过心理分析、个谈摸底、犯群调查等方式，向陈某播放和讲解了监狱中改造典型，特别是重刑犯中的一些例子，激发他内心的渴望，渐渐地让陈某树立了改造信心，改造表现日趋好转。在诺木洪农场的管教民警中，流行这样一句话：“减刑已经不是他们努力改造的主要动力时，我们的工作是引导他们从绝望中看到希望。”
这批重刑犯来到诺木洪监狱后，一名姓胡的犯人，因为不想出工吞下了三颗钉子！监狱发现后，立即将其送到西宁治疗。
在胡某住院期间，监狱民警尽量满足胡犯的在饮食上的要求。80年代的西宁，西瓜、苹果、梨等水果属于稀缺高档果品，价格不菲，而胡犯尽然提出来要吃烧鸡和水果，否则就不配合治疗。经支队领导特批，干警也只能买来满足他。经常是在病房值勤的干警吃医院大锅饭菜，胡犯则在床上啃烧鸡、吃水果……
经过精心治疗，养得又白又胖的胡犯终于痊愈出院。也许是良心发现，加上民警的引导，胡犯从此像变了一个人，积极投入到改造之中，再也没有触犯过监规。
诺木洪监狱服刑的重刑犯中，也有个别人尝试过脱逃。有一次，一名姓申的犯人在出工时，利用干警疏忽脱逃，但几小时后便被抓获归案。申某在交待中说，他跑出去才发现这里像个孤岛，除了戈壁、雪山，就是沙漠，根本无处可逃！
今天看来，当年在“严打”中被送到大西北改造的那些重刑犯，绝大多数都在服刑期满或获得减刑后重新回到了社会，开启了新的生活。
当年的那场“严打”证明，只有坚决贯彻“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指导方针，在改革开放、的同时，依法打击各种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犯罪活动，从重从快惩处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才能有效地维护安定的社会秩序。这一点在今天，仍然是适用的。
参考资料：
毛空军：《西行的囚车——严打期间向西北押运囚犯记》
陈雷钢：《1983年广东“严打”始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