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政治事件频发、官员斗争叠出的王朝。

明朝官员的仕途之路往往风波不断，贬降成为许多官员仕宦生涯中的一环。

尤其在靖难之变、夺门之变、朱宸濠谋逆等一系列因为皇位引起的斗争，以及党争、宦官专权、皇权与阁权等引起的政治斗争中。

官员受到牵连因而被贬谪的情况十分普遍。

自古以来，围绕皇位继承而产生的斗争不断发生。

在争夺最高权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派别之分，牵涉其中的部分官员会成为皇位争夺过程中的牺牲品。

在皇位继承的准则上，明太祖朱元璋奉承“立嫡立长”的原则，他将嫡长子继承皇位这一原则载入《皇明祖训》中。

皇子生母的身份直接决定了皇位的继承人选，嫡子去世，一种情况是选择庶子中年长的继承皇位，另一种则是其孙子作为继承人。

如作为明太祖继承人的太子朱标病逝后，其子朱允炆即位，朱元璋希望通过这种明文规定的方式杜绝皇子在皇位争夺上的矛盾。

但明太祖即位之后，借鉴历朝经验，认为“天下之大，必建藩屏”。

在实行分封的目的方面，“非私其亲”，而是为了保证民生社稷的安稳，“乃尊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

然而藩王势大，觊觎皇位，由此产生的宫廷斗争导致朝政混乱，多名官员遭到贬降。

皇帝力图通过贬谪措施化解矛盾。建文帝即位后，翰林学士黄子澄认为藩王势大影响政治安定。

与兵部尚书齐泰上疏提议削藩，后燕王放言削藩并非建文帝意图，“陷害诸王，非由天子意，乃奸臣齐泰、黄子澄所为也”，以为国除奸臣之名，起兵出征。

齐泰、黄子澄二人在之后多因燕王、建文帝双方战局变化遭到贬降或启用，如李景隆抵抗燕王失败，为暂时安抚燕王，表面解除齐泰职务，但背后仍让其留在京师参与谋划，“阴留之京师，仍参密议”。

当然这只是燕王的出兵借口和建文帝的权宜之计，后因燕王拒绝息兵请求，又因盛庸战事告捷。

齐黄二人官复原职，两人的官职存在与否成了两方战事的晴雨表，夹河之败后，建文帝又将两人解职以求息兵，“复解二人官求罢兵”。

燕王对建文帝的这种手段看得透彻，直言：“此缓我也”。

随着朱棣一方势力愈发强大，南京已然快要失守，建文帝为寻得与朱棣谈和机会，明面上把齐黄二人贬谪到外地，实际上命令两人秘密行动，“密令募兵……与知府姚善倡义勤王”。

当然这种双方之间的互相试探只是为了缓和关系，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矛盾日益发展。

权力斗争的参与者在矛盾未爆发之前，通过贬谪对方同党削弱其势力，赢得主动权。

靖难之变中，盛庸等人多次战事告捷，朱棣在赢得战争主动权后上奏要求盛庸、吴杰等将领停止军事行动，为己方赢得优势，“请罢盛庸、吴杰、平安兵”，削弱对方力量。

朱高煦跟随朱棣四处征战，在诸皇子中表现突出，但囿于嫡长子继承制，作为嫡次子的朱高煦注定无缘太子之位，然而朱高煦并不死心，拒绝前往封地，留居南京谋夺太子之位。

朱高煦多次污蔑明仁宗朱高炽的辅佐重臣，如北京刑部左侍郎朱京，因深得仁宗信任遭到多次诬陷，后被贬降广西。

在朱宸濠谋逆案中，宁王笼络了朝中诸多党羽。

在事情没有被皇帝知晓前，朝中多个附属于朱宸濠的党羽通过贬官方式削弱朝中阻力。

如胡世宁察觉其谋反意图，但因朝中势大无人敢提，愤怒之下于正德九年三月上疏告发，朱宸濠得知自己骄横不法意图被上报后极其恼火，联络当时朝中宠臣，上奏胡世宁之罪。

如右都御史李士实已经被朱宸濠笼络，其与石玠等人上书诬陷胡世宁行事目中无人应对其进行处罚，后朱宸濠亲自递送奏章，认为胡世宁妖言惑众应予严惩。

后经多位谏官搭救才免于性命之忧，贬往沈阳，直到四年后朱宸濠造反，胡世宁才被重新起用。

可知争权者通过各种手段贬谪对方势力，为自己后期夺利准备条件。政治斗争剧烈导致朝堂动荡。

获胜者一方有时对于失败一方多采用贬谪的手段而不是直接处死，以此来缓解动荡的政治秩序，用以防范和巩固政权。

如朱棣称帝之后，对同属方孝孺一党的王度并未直接处死，而是将其贬谪到贺县，“燕王称帝，坐方党谪戍贺县”。

直至后来仍旧不改，语出不逊才将其处死，以此安定朝臣，力图快速巩固政权。

党争一方面表现在执政大臣因为政见不和而发生冲突，这在整个明朝始终存在。

或是因为实施政策的不同，或是因为官职的差异，各大臣之间对同一事件的看法不一，在激烈的冲突之下势必有官员受到贬谪。

党争作为官员受到贬谪处罚的一个重要因素，明朝初期就已经存在，多为权臣个人对地位较低官员的排挤。

北平按察司副使刘崧因减少宛平驿马之政一事与权臣胡惟庸产生矛盾，“为胡惟庸所恶”，由此被贬降为输作，直到胡惟庸被诛杀，刘崧才被召回担任礼部侍郎。

明成祖在吕震面前推荐吾绅，“绅出自翰林，可佐卿典礼矣”，吕震对成祖的推荐表现出不喜之意，借机将其贬为广东参政。

后来党争发展得越来越快，并因为皇帝的参与更趋失衡。

权臣得势之时，对与其对立的政治势力进行打压，对其贬谪、流放甚至诛杀，反过来亦然，这一时期他们多依附于特定的团体。

石亨在“夺门之变”之后权势大增，权倾朝野，依附者达四千余人，一时间炙手可热，石亨对不依附自己的正直之臣肆意打压，姚夔性情刚直不附石亨，石亨将其调往南京；

曹凯与石亨争斗不停，曹凯曾经在自己受宠信时弹劾石亨，石亨得志之后因此事贬谪曹凯，“亨得志，修前憾，谪凯卫经历”；许彬也被石亨猜忌，“贬陕西参政”；

叶淇遭到石享的贬低诬陷，虽然后来证实石亨所说为诬告，但仍“出为武陟知县”。

成化时期宪宗宠爱万贵妃，其兄嫂万氏、王氏因此受益，御史俞荩因在巡按江西期间，目睹万氏家族横行霸道不法状并要求治理，得罪权贵，被贬降为澧州判官。

刑部右侍郎何乔新作风正派，刚直不阿，万安、刘吉等对其极为憎恨，将其调到南京任刑部尚书，“万安、刘吉等忌乔新刚正，出为南京刑部尚书”。

后刑部尚书杜铭被罢免，多人举荐乔新能够胜任此职，但因为刘吉专权不能升迁。嘉靖之后，朋党之争日益明显，前后出现了以严嵩、张居正等权臣为中心的小团体，不顾及公道，为己党报仇，此时朝廷已有党争色彩。

张璁在大礼议的牌位填写问题上嫉恨张岳，将其外调，后张岳改任江西提学，但并未登门拜谢张璁，遭到张璁嫉恨，因此将张岳谪降为“广东盐课提举”；

御史宋仪望揭发严嵩私党胡宗宪、阮鹗，引发严嵩不满，后严嵩之子严世蕃因三殿门工程收取商人贿赂，遭到宋仪望反对。

多种不满累积之下，最终宋仪望在京察中被诬以做事态度不端正，“贬夷陵判官”；翰林院编修姜士昌因为不依附严嵩，“出为四川提学佥事”；

刑部郎中王世贞不惧严嵩权柄在手，拒绝根据其意愿行不法事，并对弹劾严嵩的杨继盛多加照顾，后严嵩介入，其被贬降为青州兵备副使。

军事方面也有因为皇帝偏听偏信，官员受到贬谪的案例，仇鸾作为大将军深得帝心。

因记恨翁万达旧仇，趁翁万达处事不当时予以攻讦，后翁万达被降，“万达遂失眷，降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

万历年间，张居正权倾朝野，军国大事尽在其裁决之中。

当时谏官上疏必须先由张居正得知，右给事中陈吾德不遵从此项要求遭到张居正不喜，后在成国公爵号一事中意见不一。

又因其他事项最终被贬降为饶州知府，但张居正并未善罢甘休，借建晶王印章被盗一事，将罪过归为陈吾德御下不严，贬其为“马邑典史”；

南京右佥都御史张岳在张居正谋求夺情的时候与其意见相悖，被贬官一级，逐出京城，直到张居正失势，因南京御史方万山的荐举才升为四川参议。

明代党争中的典型便是东林党争。万历一朝，东林党主要参与的斗争有国本之争、矿税监之争、京察之争，在这些党争中，不同派系之间视同水火，互相攻讦，许多官员遭到贬谪。

所谓国本之争，即是朱常洵与朱常洛的太子之位争夺，万历十四年（1586）二月。

东林党人姜应麟上书请求册立皇太子的上书，围绕册立太子一事，朝廷中分为两派，一派为东林党人，另一派为郑贵妃等人。

12在东林党与反东林各党进行权力之争的过程中，考核京官的京察制度成为双方借机贬降对方官员的重要手段。

如万历十五年（1587）对京官任内工作进行考核，负责此事的都御史辛自修不听从权臣谋划，因而获罪，时任验封主事的顾宪成为这些获罪御史上疏申辩，因言辞激烈得罪当权者，被“谪桂阳州判官”。

随着内阁的权利越来越大，吏部与都察院考察官吏的权力被内阁剥夺，癸巳京察斗争更为激烈，东林党人赵南星、孙瓏等人虽然力图清查朝廷选官用人弊端，但是仍遭遇失败。

汤显祖揭发杨文举在管理荒政时大肆贪污，但却被内阁首辅王锡爵袒护、包庇，汤显祖反而被贬；

赵南星等人反贪腐举动过大，严重触犯了王锡爵等权臣的利益，反而被诬陷为肆意笼络朝廷官员，将其贬官；

薛敷教为被逐出京城的赵南星伸冤，此行为更证明了赵南星笼络朝廷官员的罪过，被对立方认为此种行为是“朋谋乱政”，贬为光州学正；

于孔兼、陈泰来上疏，神宗在国本之争时就恨他们与之对立。

“帝积前恨，谪孔兼安吉判官，泰来饶平典史”，这些力图匡扶时政，挽救朝廷危局的官员被逐出朝廷，促成东林党的最终形成。

万历四十二年（1615），张光房、赵运昌等人因为违逆申时行意见遭到压制，在考选科道中受到不公平对待，御史马孟祯对此极其不满。

上疏为其鸣不平，但是当时因为齐楚浙三党势力最盛，忌恨马孟祯的正直举动，因此“出为广东副使”。

丁巳京察时期，方从哲秉持政事，齐、楚、浙等党身居要职，他们大肆排斥异己，麻僖被诬陷依附东林党，“以僖倚附东林，谪山西按察知事”。

有史料对东林党祸形成有如下记载：党祸始于万历间，浙人沈一贯为相，擅权自恣，多置私人于要路；

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高攀龙、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属，气节自许，每与政府相持。而高、顾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附之，此东林党祸所自始也。

万历三十七年（1606），王元翰刚直不屈，与陈治则产生矛盾，由于陈治则在吏部任职，在其示意下郑继芳等人上书攻讦其贪污腐败。

“盗库金，克商人赀”，贪污数额达数十万两，后双方连番上疏为己方喊冤，孙丕扬在京察时对双方都进行惩治，以做事急躁为由，将王元翰“再贬湖广按察知事”。

自王元翰事件之后，“两党分争久不息……由是臣僚益相水火，而朋党之势成矣”。

党争激烈时候，言官没有几个人，后来进入台谏的人，必定罗致在自己门下做自己的党徒，当权的大臣不敢触犯他们。

“党人悉踞言路，凡他曹有言，必合力逐之”，文选郎中韩必显曾受到赵南星的赏识。

因吏部尚书王永光不喜欢东林党人士，因此其党羽给事中常自裕和御史吴履中诬陷其贪污违法，后被“谪山西按察司经历”。

神宗去世之后，东林党人一段时间之内掌权参政，但仅仅维持了很短的时间，伴随着宦官魏忠贤势力的膨胀，很多反东林党人的官员纷纷依附于他，试图将东林党打下去。

东林党人劝谏熹宗不要受到身边宦官的蒙蔽，弹劾追随魏忠贤的朝臣和抓捕其爪牙，魏忠贤十分痛恨那些不依附于自己的东林党人，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打压，置之死地而后快。

大学士魏广微本就势大，后与魏忠贤勾结，行事肆意妄为，利用朝廷官员弹劾不服己的魏大中，魏大中遂被“贬三秩，出之外”。

天启四年（1624），魏忠贤党羽借口科举文章内容不当，便指责掌管福建科举考试的顾锡畴与董承业为东林党人，“两人并降调”，但这一时期，贬谪较少，直接遭到杀害的官员增多。

崇祯年间，温体仁当政时，右庶子姚希孟颇受东林党人推崇，温体仁对此极为不满，利用姚希孟主持乡试武官冒籍一事对其打压，将其贬降，“希孟时已迁詹事，乃贬二秩为少詹事”。

朋党之争愈演愈烈，两方水火不相容，互相弹劾诘难，“水火薄射，讫于明亡云”。

翟凤翀曾上书表明党争带来的弊端，稍稍言语便容易被附以党争之名，大臣不敢言、小臣不敢抗争，“言官稍涉同类，辄云党附”，并发出了“天下事尚可为哉”的感叹。

党争过程中官员被打压的理由并不充分，权臣意见占重要因素，鉴于此种原因，官员受到的处罚多为贬降，其贬官幅度相对较小，很少有性命之忧。

关注我，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