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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的南口之战，是汤恩伯军事生涯的转折点。

在这之前，汤恩伯虽然也桀骜不驯，但在作战时却很卖力气，既不临战推诿，也不保存实力。可在南口会战后，汤恩伯却风格大变，凭添了临战推诿和保存实力的毛病。

在这期间，汤恩伯究竟经历了什么，让他发生了这么大的改变呢？

1937年7月30日，平津陷落。

由于仅用了23天就占领了平津地区，侵华日军信心爆棚，决定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在南、北两个主战场同时开战。

其作战意图是：利用南线日军把中国部队主力拖在东南沿海地区交战的机会，在北线沿铁路线长驱直入，以重兵歼灭驻守在华北和徐州地区的中国部队后，直下武汉，然后与东南沿海地区的日军东西对进，把中国部队合围在东南沿海地区予以歼灭。

如果能够实现这个战略，日本就能实现在“三个月内”解决中国战事的目标。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日军在华北的兵力就不敷使用了，为此，日本大本营再次对华北增兵，其精锐的甲种第5、8、10三个师团开赴华北。

日军的作战计划是：

其一、以重兵沿平汉线，津浦线快速南下，与平津以南的中国部队主力进行决战。

在击破中国部队主力后，进占保定、独流镇一线，再伺机南下。

其二、平绥线方向，日军独混第十一旅团集结在南口和北平之间，监视该方向的中国部队动向，进而占领南口，以保证平汉线作战之右翼。

可还没等日军在华北集结到位，日军大本营的作战计划却进行了调整，原本准备向平汉线和津浦线出击的部队转用于平绥线方向，原因是关东军提出了不同意见。

虽然日军中国驻屯军和关东军之间并没有统属关系，但稍具眼力见儿的日军将领都知道，关东军是惹不起的，关东军的建议其实就是变相的命令。

再说，关东军的建议也不无道理。

关东军的建议是：

其一、先解决“蒙疆问题”。也就是说，要先占领内蒙、察哈尔和绥远地区，为才成立不久的伪“满洲国”保驾护航。

其二、不先解决驻守在以上三个地区的中国部队，将来日军南下平汉线和津浦线作战，后方也不安稳。

事后证明，关东军的这个建议是个大败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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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第29军新败，部队建制散乱，战力大不如前。

山东的韩复榘首鼠两端，二心不定，虽然高喊抗战，但在暗地里与日军勾连不断。

蒋氏虽然兼任着第5战区司令长官，但由于事权太多，根本无力兼顾，因此，在李宗仁没有就任第5战区司令长官之前，5战区的事权都掌握在韩复榘手里。

只要日军对韩复榘加大收买力度或者进兵迅捷，韩复榘即使不束身投降也会望风而逃。

虽然淞沪方向此时尚未开战，但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部队将要在淞沪打一场大仗。在精兵强将不断向淞沪防线集结的同时，向北方增援的部队不仅数量少，而且还都是一些地方“杂牌”部队，战斗力无法与蒋系嫡系部队相比。

如果日本中国驻屯军拒绝了关东军的建议，果断地南下，很有可能会快速突破徐州，威逼武汉。

到那时，淞沪战场的中国部队就将面临着东西两路日军的夹击，局面将无法收拾。

可幸运的是，这次，运气站在了中国一边。

客观地说，在平津绥这个局部地区作战，日军先打平绥线是有其道理的。因为平绥线具有三项功能：

既是第2战区的生命线，又是中苏联络的生命线，同时还是中国部队旋回作战能否实施的中轴线，确实非常重要。

可要从整体战略的角度来说，平绥线再重要，也不如东西对进，把中国部队合围在东南沿海地区予以歼灭重要。

正是因为日军这一次战略失误，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日军过早地向太原发起了进攻，把本来用于南下作战的部队都消耗在了山西，以至于日军攻击徐州的兵力不足，丧失了一次机会。

日军意欲进攻平绥线的企图被中国方面侦知后，中国统帅部决定，固守平绥线的南口、万全之线。

上文提到过，平绥线具有三项功能，而南口恰好是中国部队旋回作战能否实施的中轴线上的那个旋回之轴，只要保住了南口，中国部队才能灵活自如地展开；只要保住了南口，驻守在平津地区的日军就不敢轻易的冒险南下。

为了加强南口方向的力量，蒋氏决定，派精锐的汤恩伯第十三军立即行动，增援平绥线。

而此时日军第十师团虽然已经来到华北，可第5师团仍在集结之中，兵力并不充裕。可为了不耽误南下，日本中国驻屯军命令第20师团的独混十一旅团为先锋，先行对南口发起进攻。作战目的是占领长城八达岭一线的战略要地，为后续而来的第5师团开路。

可让汤恩伯没想到的是，他的这次紧急赴援遇到了太多的没想到。

1938年7月末，就在蒋氏下令汤恩伯率部紧急赴援那南口的几乎同时，蒋氏连下四道命令：

其一、命令驻守在察哈尔的刘汝明部立即炸毁青龙桥至八达岭一线的铁路。

其二、命令傅宜生和阎锡山立即做好战斗准备，以备随时增援南口。

其三、升任第84师师长高桂滋为第十七军军长，下辖84师和李仙洲第21师赶赴张家口，归刘汝明指挥，协助刘汝明守住张家口。

其四、南口阵地要挖成深沟宽壕，使日本骑兵和坦克、装甲车不能越过。

此时本应严阵以待的南口战场，却陷入了人事混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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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南口作战，是一次跨越了两个战区的联合作战，各路部队中既有属于1战区的西北军刘汝明部，又有属于2战区的晋绥军阎锡山部和傅宜生部。再加上两个外来户蒋系嫡系汤恩伯部和陕军高桂滋部，派系林立，人事关系复杂。究竟该谁指挥谁呢？

要论资历，自然是阎锡山的资格老，地位高。可南口属于1战区的作战区域，蒋氏哪里肯放权给2战区的阎锡山？

再往下论，就应该是傅宜生了。

傅宜生地位也很高，他当年可是仅有的一位以师长职务担任军事委员的人。而且，傅宜生人品厚道，与西北军、晋军、陕军、嫡系部队都能说得上话，指挥能力又不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人选。

可蒋氏能放心把自己的嫡系部队让一个“杂牌”将领指挥？

因此，蒋氏思来想去，还是没有把这个前敌总指挥的职务给傅宜生，而是给了汤恩伯。

那时候的汤恩伯远没有日后那么风光，仅是一个刚被提拔不久的第十三军军长，无论从资历、人脉还是影响力上都远远无法与傅宜生相比

对于蒋氏的任命，汤恩伯也不太好意思，他就向蒋氏请求任命刘汝明为前敌副总指挥。可当几方要制定防御计划的时候，汤恩伯傻眼了，无论是西北军还是晋绥军和陕军，谁都不肯听他的命令。

而且，当蒋氏下令调动晋军的两个师增援南口的时候，阎锡山竟然不听命令。没办法，蒋氏只得任命傅宜生为第7集团军总司令。

可如此一来，南口战场就出现了“一国三公”的局面，究竟谁听谁的命令呢？

蒋氏没办法，只得直接插手部署：汤恩伯部负责南口的防御作战，刘汝明负责张家口地区的作战。至于傅宜生，则负责指挥预备队。

可如此一来，南口战场的整体性就被破坏了，大家各管一摊，无法形成配合。

等到蒋氏好不容易把人事关系摆清楚之时，南口的局势已经很危险了。蒋氏下令，汤恩伯部立即赶赴南口进行防御作战。

就在汤恩伯率部紧急奔赴南口的时候，又一个意外发生了。刘汝明竟然拒绝汤恩伯部通过张家口赶赴南口。这又是为什么呢？

确实，汤恩伯部当时驻扎在绥东，离南口有一定距离，而刘汝明部距离南口可是近在咫尺。蒋氏不安排刘汝明部防御南口，却偏偏要调汤恩伯部千里赴援，是否有什么猫腻呢？

南口本在刘汝明的防区内，属于刘汝明的势力范围，蒋氏把汤恩伯调来，是不是要强占刘汝明的地盘？

其实，对于蒋氏的这项安排，刘汝明想多了。

这其中的原因蒋氏还真的就无法向刘汝明明说，怕伤了刘汝明的自尊心，引起不必要的猜忌。

原来，鉴于南口的重要性，蒋氏根本不相信刘汝明能守住，把精锐的汤恩伯部派去是为了给守住南口上一道保险。

不料，刘汝明误会了。

可汤恩伯也没有办法，要想从绥东到南口，无论走铁路还是公路，都需要走张家口这一条路。眼见敌情紧急，可13军两万余人的部队都待在火车上进退不得，汤恩伯心急如焚。

没办法，汤恩伯只得派出13军参谋长吴绍周前去交涉，可却被刘汝明以“客军过境，会引起军民误会”、“恐大军过境，日方借以启衅”为借口搪塞了回去。

当时，中日大战已经展开，在刘汝明防区的核心地带张家口竟然看不到一丝的战备气氛，连日本驻扎在张家口的特务机关都在照常活动，这岂非咄咄怪事？

而且，在1937年7月30日到8月3日，蒋氏一连7次致电刘汝明，询问战备情况。可刘汝明对蒋氏的命令一丝也没有执行。

若非刘汝明在日后的对日作战中表现尚可，就以大战已经展开，刘汝明拒不执行蒋氏的命令和日本特务能在张家口明目张胆的活动这两项，就有理由怀疑刘汝明在此时已经投靠了日本人。

见刘汝明油盐不进，汤恩伯只得上报蒋氏。蒋氏又把电报转给了冯玉祥。

冯玉祥的回复倒也干脆：

“如所报属实，请委员长依法拿办。”

冯玉祥的态度倒很明朗，可蒋氏能拿办刘汝明吗？大战在即，如果拿办了刘汝明，很有可能会真的逼反了刘汝明。到那时，南口会战可就真的不用打了。

没办法，蒋氏只得找到了冯玉祥的副手鹿钟麟出面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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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此时，日军已经开始轰炸大同了。鹿钟麟乘坐的火车一到大同就挨了轰炸，性命几乎不保。

见鹿钟麟来到，刘汝明不得不给自己这位老长官面子，只得下令放行。

可此时，时间已经耽误了4天。日军对南口周边的进攻已经开始，轰炸机只要见到铁路和公路上有部队行军就展开轰炸。

汤恩伯没办法，只能夜间运输。可运兵的专列一次只能运送一个团的兵力，而且每天只能运送一趟。

等汤恩伯好不容易在南口集结了3个团的兵力准备接收南口阵地的时候，原来驻守在南口的刘汝明部竟然已经撤走了，仅留下了一堆石头和破烂的城墙。

此时，第十三军的后续部队还未赶到，日军独混第十一旅团就发起了进攻。

要按兵力来计算，汤恩伯部三个师，除朱怀冰的民军师战斗力稍差之外，第89师和第4师都是嫡系部队，是能与日军一个独混旅团不到5000人的部队抗衡的。

可由于刘汝明耽误了4天时间，该部也没有在南口一线构建阵地，让汤恩伯先到的3个团与4000多日军交战，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8月4日，日军对南口一线发起进攻，先是飞机轰炸，后是大炮轰击，13军官兵虽伤亡惨重，但顽强守住了阵地。

8月5日，日军的坦克部队出现，日军步兵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支援下，对南口的得胜口、龙虎台阵地发起进攻。双方进行了反复争夺的拉锯战，均伤亡惨重。

8月6日，汤恩伯突然接到了蒋氏的一封电令：

“预计该方面敌军须于15日能集中承德，如期达到察北必在下月之初。故于本月内，兄可专对当面之敌也。如南口能固守半月之久，则各方应援，皆可发兵矣。”

这就意味着，汤恩伯要在南口一线防守15天。

起码在8月6日汤恩伯接到蒋氏命令之时，汤恩伯并没有对这道命令有任何过于在意之处，以一个军三个师三万余人的兵力（包括朱怀冰师）难道还守不住一个小小的南口。

即使大部分阵地都丢了，只要还能守住南口的任何一座小山头，就算完成了任务。因此，对于此项命令，汤恩伯还是很有信心完成的。

可在8月7日，战局出现了变化，由于日军久攻不下，就丧心病狂地动用了“特种烟”，13军在南口重要的一个支撑阵地龙虎台阵地失守。

89师师长王仲廉见事不妙，亲率一个营的兵力连夜反击，以伤亡50余人的代价收复了龙虎台，并击毙了日军一名大佐联队长。

8月8日晚，汤恩伯决定收缩防线，放弃南口车站，把防御核心放在龙虎台。

见日军的火力过于猛烈，驻守在一线阵地上的官兵伤亡过大，因此，汤恩伯和王仲廉商量之后决定，白天可以适当放弃一些小型的支撑阵地，到了夜间，组织一些小部队进行夜战、近战，让日军的炮火无法发挥作用。

果然，小股部队在夜间出击的战术获得了巨大成功。遭此打击的日军不仅昼夜不得安宁，而且伤亡剧增。

自8月4日至8月10日，大战已经历经4天，日军独混第十一旅团的战力开始不支，放缓攻击，等待援兵。

就在日军放缓进攻的同时，汤恩伯和防守居庸关、龙虎台阵地的89师师长王仲廉也在商量对策。

王仲廉认为，相对于飞机和大炮，日军坦克对一线阵地的威胁更大，每炸一辆坦克，就需要付出近一个班的士兵。因此，他建议，在前沿阵地大范围的埋设地雷，以此阻断日军坦克的进攻。汤恩伯表示同意。

可就在这时，前线又来报告，龙虎台阵地再次失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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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此时，汤恩伯才醒悟到，蒋氏在电报中所提到的13军在南口防御半个月的命令是多么的难以完成了，这半个月的时间也太长了。

于是，汤恩伯开始不断地给蒋氏发电报，催促援兵。

可蒋氏的援兵没来，日军的援兵却来了。

8月11日，日军板垣征四郎第5师团的前锋部队来到了南口战场，集结了5000兵力，在大量飞机、坦克和火炮的配合下对南口阵地发起全线进攻。南口阵地顿时成为了一片火海。

南口之战打到这个时候，13军官兵已经知道，此战获胜的可能已经不大，他们只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用自己的生命与日军死拼。

战斗打到激烈的时候，13军各级军官不分大小，纷纷填入一线阵地。过去那种等级森严的制度早就没有了踪影，他们像普通士兵一样，用自己的血肉与日军拼死一搏。

日军也没有料到对面的这支中国部队竟然如此厉害，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在南口一线阵地仍没有太大进展。

8月13日，汤恩伯认为，这个仗要再这么打下去，别说守半个月了，再有两天，13军就要伤亡殆尽。

因此，汤恩伯下令，再次收缩阵地，放弃南口一线阵地，把前线部队全部转移到八达岭、居庸关的主阵地上。

此战过后，汤恩伯多了一个“逆鳞”，那就是不能在他耳边提南口之战。每逢有人提到，汤恩伯立刻闭嘴不言，眼圈中马上蕴含着热泪。

自身伤亡过半，援兵又迟迟不至，蒋氏命令固守半个月，可现在却过去了一周，接下来的日子该如何防守？

汤恩伯陷入了焦虑。

违令撤退？汤恩伯是不敢的。

可要是不撤退，13军定会打光。如果打光了能守住南口还好，可一旦部队打光了，南口仍没有守住，蒋氏是不会饶了自己的。

想到这里，汤恩伯不由得不痛恨起刘汝明和那些增援部队来了。

其实，就在汤恩伯在南口一线苦苦支撑的时候，蒋氏派来的援兵也在向南口急进。

当时，驻扎在保定的卫立煌第十四集团军已经开拔。可由于平津两地均已丢失，部队无法利用铁路运输，只得走陆路绕行，这就严重延缓了救援南口的时间。

好在朱怀冰做了一件好事，他带刚被编成的第94师来到了南口战场。紧接着，配属第十七军高桂滋部的李仙洲21师也赶到了战场。

这下子，汤恩伯才松了一口气。如果不是这两个师及时赶到，哪怕自己也持枪上了一线阵地，恐怕也阻挡不住日军对南口的进攻。

就在汤恩伯在纠结的时候，日军再次增兵，日军第5师团的后续部队也开到了南口战场。13军的防线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那么，傅宜生和卫立煌到哪里去了呢？

在南口会战刚开始不久，阎锡山就命令傅宜生部救援13军。同时，为了减轻伪蒙军的压力，阎锡山又派赵承绶的骑1军向张北一线出击，配合南口方向作战。

可本应该配合作战的刘汝明第68军却仍然驻扎在张家口、宣化一带不动，这就意味着傅宜生部的侧翼暴露在日军策应南口作战的察哈尔兵 团的攻击之下，因此，傅宜生的援兵才迟迟不来。

终于，阎锡山发怒了，严厉斥责了傅宜生，令其不要顾忌侧翼，放开一切包袱，立即赶赴南口救援汤恩伯。

8月19日，卫立煌赶到周口店。8月20日，傅宜生赶到怀来。

南口局势开始好转。

就当汤恩伯刚松了一口气的时候，由关东军组成的察哈尔兵 团却突然出现在张家口一线。

毫无准备的刘汝明猝不及防，所部被击溃。

眼看张家口就要丢失，蒋氏临时改令，原本要救援南口的傅宜生部改变计划，去救援张家口。

已经赶到周口店的卫立煌部一路突破日军的层层阻击，好不容易来到永定河边的时候，又突遇大雨，没有渡河和架桥装备的卫立煌部被阻挡在了永定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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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消息的汤恩伯顿时感到了绝望。

可蒋氏的命令是死的，没有蒋氏的命令，汤恩伯根本不敢撤退。

8月25日下午，日军的坦克冲进了居庸关。汤恩伯再次向蒋氏请求撤退，可得到的回复是：

“反正是一死，逃跑而死，不如固守而死。”

可汤恩伯不想死。

汤恩伯联络卫立煌，现在也只能把希望放在卫立煌身上了。

可怎么也联络不上。

1937年8月26日13时30分，汤恩伯终于下达了全军突围的命令。

可汤恩伯部刚刚突出重围，卫立煌第十四集团军的第十师就赶到了镇边城。

见汤恩伯部已经撤退，第十师只能且战且退。至此，南口一线全部失守。

日军攻占南口后，南北夹击张家口。刘汝明也只得下令撤退。刘汝明一撤，傅宜生也只能率部撤退。

就这样，轰轰烈烈的南口之战以失败结束。

南口之战的失利，要论责任，应该是刘汝明负首要责任。汤恩伯虽然没有执行蒋氏“固守至死”的命令，但在其他方面都完成了任务。

此战之后，汤恩伯在赢得了声名的同时，也有了一些不该有的心思。

其一、对“杂牌”军，尤其是西北军的意见更大了。

在之后的台儿庄之战中，虽然汤恩伯屡屡抗拒李宗仁的命令，不救援第2集团军有其合理的因素在内，但不能排除的是，他也有故意不救援的成分在内。

其二、南口之战，13军伤亡惨重，让汤恩伯在之后的战争中有了保存实力的想法。

其三、南口之战的损失，让汤恩伯认识到，单纯的防御是不可取的。

从此之后，汤恩伯率部作战大多采用的战术都是机动作战，成为了蒋系部队中比较善于机动作战的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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