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战争不仅要让女人走开，也要让普通人走开；让渴望名载史册、渴望权倾天下的野心家们，独自在角斗场上厮杀。

一，中东平头哥，人狠话不多：以色列再创特种战奇迹。挽弓当挽强， 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以色列接连定点清除真主党最高领导人。9月27日，真主党最高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和他的堂弟和女婿，还有伊朗革命卫队高层在地堡中开会，被以色列用83吨钻地炸弹炸死。9月28日，新被任命的最高领导人纳斯鲁拉的堂弟哈桑·哈利勒·亚辛再次被定点清除。蛇无头不行，鸟无翅不飞。10月1日，纳斯鲁拉的另一名堂弟哈桑·萨菲丁被任命为最新的真主党领导人。10月3日，哈桑·萨菲丁及其家人和新一届真主党领导班子成员在地堡中开会，再一次被以色列用钻地弹定点清除。再一再二不再三。连续的定点清除，让真主党最高领导人的宝座成了死亡之椅，无人敢座。但生活还得继续，组织还得生存。

据说真主党弄出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怪招：全球公开招募最高领导人。以色列让“真主党领导先走”的战术，让真主党领导层形成真空，沉重地打击了真主党，为未来的战斗奠定了胜势。更重要的是站在大历史的高度，以色列"让领导先走”的战术的巨大成功，极有可能让人类回到“贵族战争”的时代，远离大规模伤亡。二，人类战争：从贵族战争到总体战的残酷杀戮。纵观人类历史，战争的残酷性和规模呈现出不断升级的趋势。战争的初始形态，就是“贵族之间的争斗”彼时，战争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争夺土地、人口等资源，参与主体是贵族武士，平民百姓则沦为旁观者或战利品。贵族既承担着战争的风险，也独享战争的红利。

例如春秋时期的战争，伤亡相对较少，因为能够上战场的至少也是最低等级的贵族“士”，“战士”一词也由此而来。进入战国时期，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贵族开始裹挟底层农民为自己而战，战争逐渐演变为总体战，由“贵族战争”转变为“国与国之间的残酷杀戮”。贵族承担的战争风险大幅降低，却依然攫取着战争胜利带来的绝大部分利益。正如元代戏曲家张养浩所感叹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到了明末清初，民族之间的战争使得顾炎武对战争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思考。他区分了“亡国”与“亡天下”的概念：“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并明确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责任：“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梁启超将其总结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意为维护国家政治体系的稳定是统治者的责任，而当自身利益、生活方式和信仰受到威胁时，每个人才有义务为自身而战。简而言之，利益与责任相匹配，谁的利益谁来守护。

自战争从“贵族战争”演变为“总体战的残酷杀戮”后，其残酷性不断升级，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达到顶峰，伤亡人数超过一亿。二战后，核武器的出现更是将人类文明置于毁灭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重回“贵族战争”模式的设想值得探讨。“让领导先走”的战术，在核威胁笼罩全球的当下，或许是一个值得选择的战略，应该重新提升到战略高度进行考量。事实上，人类一直在试图控制战争规模，例如禁止杀害平民、实行“斩首战术”等。三，俄罗斯人热衷使用“斩首战术”。二战后，苏联及俄罗斯凭借优于对手的能力，多次使用“斩首战术”。俄罗斯人的“斩首战术”，规模更大，效果更明显。这种战术的核心在于快速夺取敌方首都，控制核心权力机构，以期迅速结束战争。俄罗斯人斩首战术有几个关键步骤：首先，派遣精锐部队，例如空降兵，夺取关键的机场或交通枢纽。其次，通过这些据点，迅速部署重型装备和后续部队。最后，以雷霆之势直捣敌方首都，控制或消灭敌方领导层，迫使对方屈服。简化来说就是：精锐部队空降机场—夺取机场—重装备机降—冲进首都—结束战争。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布拉格之春是苏联成功运用此战术的例子。在匈牙利，苏军迅速控制了布达佩斯，扑灭了反抗力量。在捷克斯洛伐克，苏军利用伪装的民航客机夺取机场，并在短时间内控制了全国，有效地阻止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改革。当然这些行动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苏联强大的军事实力以及对手相对薄弱的抵抗能力和西方世界的犹豫态度。然而，2022年的乌克兰战争表明，“斩首”战术并非万灵药。尽管俄军初期也试图复制这一模式，突袭安东诺夫机场以建立通往基辅的桥头堡，但最终未能实现预期目标。乌军的顽强抵抗，西方国家快速而坚决的支援，以及俄军自身在情报、后勤和协调方面的不足，都导致了“斩首”计划的失败。此次行动的失利，凸显斩首战术要成功，必须组织度、军事科技、情报等能力远超对手。

四，斩首行动或可让人类重回“贵族战争”的模式。以色列能完美地执行“让领导先走”的战术，建立在其强大的综合军事实力以及对该战术的大量资源投入之上。以色列国防军汲取了苏联和美国两大军事强国的经验，其斩首战术带有俄罗斯斩首行动的影子。然而，由于国力及战略环境的限制，以色列无法像苏联那样进行针对敌国首都的大规模斩首行动，更多的是采取定点清除敌方首脑的策略。这种策略的有效性，建立在以色列先进的情报收集、精确打击能力以及对敌方指挥体系的深入了解之上。以色列大规模采用“斩首行动”，是因为该战术的几个优势。1，可以降低战争伤亡和烈度。任何组织内部都存在主战派和主和派，斩首行动可以通过清除强硬派领袖，促使主和派上位，从而增加谈判的可能性，降低战争的规模和破坏性。对于独裁政权而言，清除最高领导人可能导致政权崩溃，迅速结束战争。2，可以减少核战争的威胁。由于资源集中用于清除敌方领导层，中下层官员受到的威胁较小，因此他们更有可能反对可能导致玉石俱焚的核战争决策，从而形成内部制约。3，从指挥控制的角度来看，斩首行动旨在瘫痪敌方的神经中枢。现代战争高度依赖高效的指挥控制系统，高级将领的阵亡会扰乱敌方指挥体系，使其失去统一协调和快速反应的能力，从而削弱战斗力。以色列在历次中东战争中对敌方指挥所、通讯设施和高级将领的打击，证明了这一战术的有效性。4，从士气心理的角度来看，斩首行动对敌方士气具有巨大的打击作用。高级将领的阵亡不仅会造成指挥真空，还会动摇军心，引发恐慌和混乱，降低敌方的战斗意志。尤其是在信息化时代，这种负面影响会被迅速放大。5，从战略战术的角度来看，斩首行动可以迫使敌方改变其战略部署和战术行动。为了保护高级将领的安全，敌方不得不加强防卫措施，分散指挥机构，限制高级将领的行动范围，甚至放弃某些战略目标，从而陷入被动。综上所述，随着军事科技和情报系统的进步，斩首行动极有可能导致“贵族战争”的回归。即战争的风险和代价主要由统治精英而非普通民众承担。首先，核威慑和常规战争的长期化趋势，为斩首行动提供了新的战略背景。正如俄乌冲突所展现的，核大国的存在使得直接军事对抗的风险急剧上升，导致大规模常规战争难以爆发。然而，这种战略僵局也催生了代理人战争、局部冲突以及“混合战争”等新型战争形态，使得冲突长期化、消耗化。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斩首行动快速清除敌方关键决策者，打破战略僵局，成为一种极具诱惑力的选项。例如，如果能够有效清除坚持强硬立场的领导人，或许可以更快地促成和平谈判，避免旷日持久的流血冲突。其次，将资源投入对领导阶层的定点清除，可能改变统治精英的风险认知和战争决策。传统战争中，统治者往往远离前线，战争的残酷现实对他们而言较为抽象。而精准斩首技术的发展，使得统治者自身也面临直接的生命威胁。拥有高官厚禄、美女豪宅的统治者，在权衡战争收益与个人风险时，更可能倾向于规避战争，避免将自身置于危险境地。这种“风险转移”效应，有可能降低战争爆发的概率，并促使统治者更加谨慎地评估战争的潜在后果。第三，精准斩首行动对社会结构和战争动员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在传统的总体战模式下，战争动员需要广泛的社会参与和资源调配，普通民众不可避免地要承受战争的苦难。而如果战争的主要目标是敌方领导层，那么中下层民众的参与度和战争热情可能会显著降低。他们更可能倾向于反战，甚至采取行动阻止战争的发生。这种社会层面的反战情绪，将进一步削弱战争机器的运转效率，限制战争的规模和烈度。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精准斩首技术的发展为未来战争形态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在“精准打击，指谁灭谁”的威慑下，统治者发动战争的意愿会大大降低，战争的形态极有可能朝着“贵族战争”的方向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