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那三年，中国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 这是艰难困苦的三年，也是关系到中国革命命运的三年，毛泽东工作非常繁忙。

在这三年中，毛泽东撰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大量著作，将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指导中国革命。

他将全党同志紧紧地团结在一起，纠正、肃清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又克服了党内左倾错误思想，坚持团结，坚持抗战，打退了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两次反共高潮。

他带领全党、 全军和解放区的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巩固了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为战略反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到杨家岭时，毛泽东住的是两间窑洞，里间是寝室，有一张木床、一个小木方凳，一个装衣服的木箱子；

外间是办公室，一个旧书架，一张饭桌大小的旧方桌作为办公桌，桌上放着几本书，一个砚台，一叠白纸，屋内还有十几个小方凳，供来人或首长们开会时用。

毛泽东的作息时间是:清晨吃早饭，然后睡觉到上午10时，起来吃午饭，午饭后工作到下午4时，吃完晚饭后，接着工作到翌日黎明，有时到早上六七点钟。

一天24个小时，毛泽东工作长达18至20个小时，而休息仅仅是4至6个小时。

形势紧张时，繁忙的工作使他经常打乱生活规律，有时一天也吃不上一顿饭。

值班的公务员只好一次又一次地提醒:“主席，吃饭了。”

可是他像没听见似的，仍然专心致志地工作。

有时公务员着急了，就提高声音催促道:“主席呀，您别写了， 吃饭吧，饭都凉了。”

他这才放下笔，抬起头，有点儿不耐烦地说:“吃饭，吃饭，怎么又吃饭啦？”

可是说过后又挥毫疾书，忘记了吃饭这码事。

公务员没有办法，只好眼泪巴巴地望着他。

有时候，毛泽东几天几夜不能睡觉，眼睛熬得又红又肿，布满了血丝。

我们看着心里像猫抓似的难受，真替主席的健康担心啊！

据后来工作在毛泽东身边的同志讲，睡觉是毛泽东生活中的一大负担。

我想毛泽东难以入眠的毛病，不是生来就有的，这是他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经常失去生活规律久而久之留下的病根，而这种严重失眠的痛苦竟伴随他老人家大半生。

在通常情况下，毛泽东除了开会、找人谈话、外出作报告和必要的外事活动外，全部时间都在这20多平方米的斗室中度过，伏在这个小木桌上写作。

毛泽东写文章用的是毛笔。

写前打好腹稿，然后挥笔而就，疾书成文。

他写东西时，桌子上一般不放书籍和报纸，不参照别人的东西，而是集中精力，将思想精华通过小小的笔锋流入到纸上，文思泉涌，有的一挥而就。

毛泽东写东西非常快，只见握在他手中的毛笔刷、刷、刷地飞舞着，一会儿就写完几张纸。

他埋头书写很长一段时间后，往往要停下笔休息几分钟，或者点燃一支烟吸，或者站起来，到门外的小空场上走一走。

如果他表情是平静的，面带微笑，和我们或公务员唠几句嗑，那么，他已经完成一部分文稿了，等他坐下来饱蘸浓墨挥毫而就时，那就开始攀登另一个“文峰”了。

有时他也停下笔，双眉紧蹙，凝神深思，或者一根接一根地吸烟。

这种情况往往是写作中遇到了问题，或者进行新的构思。

这时候屋内需要静，公务员们如果有事，动作都是极轻的，生怕影响毛泽东的思维。

毛泽东在窑洞内读书、学习、写作

我从小没有进过学堂，但是我知道写东西是最劳神的，更何况像毛泽东这样整夜整夜地写呢。

他有时几乎一天一夜不离开这张桌子，厚厚的一摞白纸写光了，换上新裁好的；墨蘸没了，公务员把研好的墨汁续上；实在太累了，他就揉着太阳穴。

这样的操劳，长此下去，就是钢打铁铸的人也会垮的，我们心里为毛泽东的健康着急。

每当他放下笔时，我们或公务员就劝他休息。

他有时能听劝，从书架上取本书看，或者和我们出去散散步。

但是，这是极少数的，大多数是他舍不得放下那支笔，冲我们摇摇头，或者摆摆手。

毛泽东写好文章，有的进行反复修改后，让我们送给中央首长传阅。

有关军事方面的文章都要送给朱德看，政治方面的文章送给王稼祥看，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

重要的文章印成文件，发给党内干部讨论，修改后再印成单行本，发到党员当中去学习，经过反复讨论后，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他再一次修改，有的在《解放日报》上发表。

毛泽东写文章是非常辛苦的。

延安地区没有电，夜晚毛泽东写文章时点两根蜡烛照明，烛光昏暗而又跳动，很影响视力，容易使眼睛疲劳。

毛泽东写累了，就揉揉酸胀胀的双眼，再继续写。

一夜之后，他的脸上沾了一层烟尘。

周恩来对毛泽东非常关心，1940年底派人从重庆带回一盏有玻璃罩的有底座的煤油灯，也称美孚灯，比烛光亮多了，而且灯芯可以捻动，火光可大也可以小，不用时熄灭。

毛泽东非常高兴，幽默地说:“鸟枪换炮了”。

我们嘱咐公务员:“每天一定要往煤油灯里加油，把玻璃罩察得干干净净。擦时要注意，别碰打了，这可是主席的心爱之物呀。”

毛泽东爱吸烟，尤其是写东西时烟抽得更频。

他的烟由供给部按时送到叶子龙那里，叶子龙拿出一条放到书架上，公务员随时可以从中抽出一盒放到毛泽东身边，使他吸烟方便，同时把火柴也放到他跟前。

这些小事都是有规律的，公务员们做得井井有条。

毛泽东写东西时坐的是木制的小方凳，前后无靠，年青人坐时间长了都腰酸腿疼，更何况年近五十身材魁梧的毛泽东呢？

每当写累了时，他就放下手中的笔，站起身直直腰，或者在地上踱几步，然后再继续写。

我们看在眼里疼在心头，得想办法为主席弄把椅子呀！

1939年秋，重庆办事处派人给毛泽东送来一把藤椅，我们又让公务员做个小垫放上。

毛泽东高兴地坐上，写累了，身子可以往后一靠休息几分钟，也可以把头靠在椅背上打个盹儿，醒来后顿觉精神多了。

我们发现后，每当毛泽东把头靠在椅背上休息时，我们就悄悄地退出去。

如果这时有人找他，我们就让他们在我们的窑洞略等几分钟，待毛泽东醒来时再去请示。

毛泽东太累了，这几分钟的休息也是太难得了，我们工作人员特别注意，不要打扰他。

冬天到了，延安没有煤，只能靠木炭取暖。

每天，公务员在外面把炭火生好，放进盆子里，待没有烟后，把炭火盆端进窑洞，供毛泽东取暖。

炭火盆上面放一壶水，保证毛泽东随时有热水喝。

西北高原的冬天是寒冷的，到了夜晚，气温下降，狂风怒吼着， 挟裹着大片大片的雪花扑向窑洞，寒气袭人，令人难奈。

伏案疾书的毛泽东双手冻得冰凉，时常放下笔，搓搓手，跺跺脚，再继续写……

就是在这样简陋的窑洞里，伴着窗外的风雪，毛泽东不停地为中国革命耕耘着，拼搏着，从傍晚到翌日黎明，夜夜如此。

无论是狂风暴雨的夏夜，还是大雪纷飞的寒冬，毛泽东窑洞里的那点烛光、那盏油灯总是彻夜通明，灯光下映照着毛泽东那繁忙的身影。

有时天亮了，毛泽东房间的灯光也熄灭了，我们以为他休息了，可是过一会儿，灯光又亮了。

我轻轻地走到门前一看，他正披着衣服坐在床上改稿呢！

毛泽东究竟一天要写多少字，我们没有统计过，只记得要不停地为他裁纸、研墨。

在裁纸方面，叶子龙技术最高。

他用两块长方形的光滑木板，把大点的木板放到底下，厚厚的一叠纸放到上面，再把那块略小的木板压到纸上，用脚踩着，拿起磨得锋利的大刀沿着木板四边切，纸被切得整整齐齐。

裁一次能有200多页，仅够毛泽东使三四天。

我去时毛泽东使用的是小砚台，公务员用大碗研墨，研好放入砚台中。

1940年，有人从外地给毛泽东送来一个大砚台，足有几公斤重，研一次墨也仅仅能使五六天。

从1939年初至1941年末，毛泽东发表了许多篇重要著作，指导中国革命实践。

这些文章都是在这个斗室中完成的。

1939年10月，他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同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及1940年1月写的《新民主主义论》，所阐明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路线和相应的一整套具体的政策，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和成熟。

毛泽东是党中央主席，又是军委主席，政务繁忙。

每天都有各大战场、八路军总部、新四军总部、八路军办事处等地方和部门来电来文，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及中央军委汇报情况，请示工作。

每当电报送到时，毛泽东就放下手中的笔，认真审阅。

如果是急电，他立即让军委处理；有重要的电文，要经中央政治局研究后方能回电；有关前线战场上的电文，毛泽东就派我们把朱总司令和叶剑英参谋长找来，展开地图，共同研究，作出决定后再回电。

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高潮后，国民党军队不断搞摩擦，造事端，前方战场上来电更多更频，这时候毛泽东更忙了。

每一份电报，他都与其他首长认真研究，及时处理，重要的整理成文章。

如1940 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给南方局的指示。

强调在陕甘宁边区问题上，坚持为23县，少1县不行；第三五九旅已调边区，不能撤出；绥德、米脂等5县县长均由八路军委派。

山西新旧军冲突问题，只宜调停，不宜战争。

关于河北摩擦问题，要求委任朱德为冀察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贺龙为察哈尔主席。撤换鹿钟麟、石友三、庞炳勋等。

在军事问题上要求把八路军扩大为3军9师，22万人；新四军编为3个师，5万人。

诸如此类，毛泽东都要亲自审阅， 从政治上把关，从文字上修改。

自从王明抛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后，党中央非常重视对外发表的文章，严格把关。

党中央的文件及对外发表的文章，基本上都由毛泽东亲自审定，而大部分又是他亲自动笔写的。

他经常与王稼祥等有关首长商量研究，有时也把陈伯达找来，听听他的意见，反复探讨，认真研究。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而党的方针、政策又要靠文件去表达和宣传。

文件上的每句话、每个字都必须准确，精炼，来不得半点疏忽。

因此，对每一份文件、每一份材料的形成，毛泽东都是慎之又慎。

记得有一次，毛泽东把写好的材料交给通信班的同志，让他们送到王家坪交给中央首长传阅。

送材料的同志走后时间不长，估计还没有到王家坪时，毛泽东叫我:

“泽民，快骑马去，把那份刚送走的材料要回来，我还要修改。”

还有一次，都早晨6时多了，按常规毛泽东已经睡觉了，可是他却把我叫去，把一份刚刚修改好的材料交给我，让我送给各位首长传阅，原来毛泽东根本没有休息，从昨天下午4时工作到现在，长达14个小时之久。

毛泽东常常为忙于修改材料饭吃不好，觉睡不安。

有时他躺下不多一会儿，想起了什么，忽地一下子坐起，点亮床前的煤油灯，披着衣服，拿起材料修改……

无论是起草文件还是写材料，毛泽东都是亲自动笔，从修改到抄写一般不让别人帮忙。

见他这样劳累，我既着急，又没有办法，怕把他累坏了。

一次我趁与他散步之机说:“主席，您太辛苦了；每天都要看那么多的材料，从政研室找几个同志帮您看不行吗？他们看后把主要的东西讲给你，或许能替你减轻点负担。”

毛泽东笑了笑，说:“你也不简单了，学会偷懒了。”

然后严肃地说:“可能有的人这样干，可我不想这样干。求别人看，他看的，我不需要；我要的他不一定都看了，还是自己看自己写好。”

在延安，毛泽东经常出去参加各种会议，有时在大会上作报告或者演讲，我能记起来的有:

1939年5月1日，延安各界人民举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宣誓大会， 毛泽东亲自参加，作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的报告。

1939年7月1日，边区第一次县长、区长联席会议召开，毛泽东作了《保卫边区是你们第一责任》的报告。

1939年6月，国民党军杨森部向我新四军后方平江通讯社包围袭击，杀害我六位同志，制造了“平江惨案”。

8月1日，延安人民集会追悼“平江惨案”中殉难的烈士，毛泽东到会，发表了著名的《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说。

边区政府和驻延安各单位也经常请毛泽东去作报告，其中抗大最多。

几乎每期学员开学或毕业典礼时，毛泽东都应邀参加，通常情况下由我们跟随。

如果是开学典礼，参加之前，毛泽东要先问清这批学员来自何方？工人出身的多少？农民出身的多少？青年学生多少？到抗大要学哪些课程？

如果是毕业典礼，毛泽东还要问学员分配到什么地方？是敌后还是前方？毛泽东将他们的情况了解全了，做到心中有数，如果与历史有关，再翻阅一下历史书作参考。

毛泽东作报告时针对学员的实际情况有的放矢，讲得有条有理， 很详细。

如果学员毕业后即将奔赴战场，毛泽东就向他们介绍前方战场情况，从战役的部署到敌我双方的力量，乃至于每个机场每条铁路都讲得清清楚楚，使人如身临其境。

如果学员毕业后留在边区或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就讲怎样发动群众，建设好基层政权，还教给他们工作方法。

有时报告长达两个多小时，毛泽东很少用讲稿，却讲得非常精采，会场中时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深受学员们欢迎。

在这紧张而又繁忙的工作中，毛泽东还要忙中抽闲挤出时间找干部谈话，了解情况，掌握思想，统一认识。

这些干部有边区政府的领导，中央各工作部门的负责人，也有从前线回来的指挥员，还有白区来的同志。

截止1939年上半年，党的高级干部，毛泽东几乎都找他们谈过话，有的二次、三次，有的次数更多，谈话时间少则二、三个小时，多则半天，甚至一天。

每次谈完话，毛泽东都亲自将他们送出门外，微笑着一再叮咛。

首长们也恋恋不舍地望着毛泽东高兴而归。

如果遇到中午或晚饭时，毛泽东就将他们留下，让厨师加两个菜招待他们，亲自相陪。

有时刚要吃饭，来了急件需要处理，或者又有别的首长来，毛泽东就让我们陪着，嘱咐我们，一定陪首长吃好。

等他回来时，首先要问:“××吃完饭了吗？”

当我们告诉他吃完了时，他满意地笑笑。

如果天色晚了，毛泽东就派我们用车或马把首长送回驻地。

为了更广泛地培养干部，毛泽东和中央党校校长商量，把党校从桥儿沟迁到中央组织部北边的山沟，再在党校原址附近打一些窑洞，把前方野战军、各军区、军分区团级以上干部分期分批调到延安，集中培训。

这些干部到来后，毛泽东亲自找他们谈话，让他们各自汇报前方战斗情况，有的书面汇报，有的口头汇报。

汇报时，毛泽东拿着红蓝铅笔站在地图前，一边认真听，一边将他们汇报的战况在地图上标明，有时也提出一些问题，如:仗打得怎么样？战斗中歼灭多少敌人？群众损伤多少？

这时候的毛泽东与坐在桌前静静写东西时的文人形象不同了，变成了一位久经沙场足智多谋的指挥员。

在他巧妙的提问下，各个战场的情况全部汇集在脑海里。

通过听汇报，他既了解了干部们的工作情况又掌握了前线动态。

毛泽东除了外出开会、作报告、找党的领导干部谈话外，还经常接见来自各方面的新间记者、国民党官员和国际友人，他每天的时间都排得满满的。

然而在这百忙之中，毛泽东对身边警卫战士的政治学习也非常关心，经常挤出时间给他们作报告。

大约是1939年10月的一天傍晚。

当时，在蒋介石提出的“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方针下，国民党军队在河北、山东、湖北等地连续制造事端，先后发生了“深县惨案”、“平江惨案”。

警卫排的战士们闻讯后义愤填膺，关注时局的发展，想听形势报告。

这天傍晚，我走进毛泽东的窑洞，他正在聚精会神地写东西。

我踟蹰地站在那儿，毛泽东发现了我，一边写一边问:“泽民，有事吗？”

“嗯，警卫排的同志关心目前的形势，想听形势报告。”

“哦，好吧。”毛泽东放下了笔，沉思一会儿后走了出去。

我立即找到刘开臣，让他马上集合队伍，听主席作报告。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会儿工夫，警卫排的同志来了，政研室的同志来了，炊事班、勤务班同志也来了，除了站岗的几个人外，机关的人全来了，有100多人，把窑洞挤得满满的。

在大家的热烈掌声中，毛泽东开始作报告。

他首先介绍了大家最为关注的敌情。

他说，日本侵略者占领华北后，又向山东、山西、湖北、湖南进犯，把国民党一部分军队打散。

国民党退却，使日本侵略者占领我们很大一部分国土，切断了陇海铁路和平汉铁路。

蒋介石上峨嵋山了， 跑得又快又远，把沿海一带的大城市全丢了。

国民党缺乏长期抗战思想，以汪精卫为首的汉奸搞投降活动，蒋介石不是积极抗日而是反共，是不得人心的，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都是反对的。

毛泽东简明扼要地介绍完敌情后，又接着讲:

我们要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打击顽固势力，坚持抗日统一战线。

敌人还没有站住脚时，我们在敌后站住了脚，建立了根据地。

敌后不少政权都是双重的，白皮红心，白天表面上为敌人做一些事，晚上帮助我们筹粮、筹钱，做衣服和鞋袜。

我们洗衣服用的肥皂都是从敌后根据地运来的。

我们要发动群众，把敌后根据地建设好。

在前方，我们有八路军作战部队，有军区、军分区的部队和民兵，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工作着，战斗着，我们军队发展很快。

在后方，主要依靠肖劲光司令员和你们大家，保卫边区政府。

反动派亡我之心不死，我们要提高警惕。

蒋介石搞经济封锁，要困死我们，饿死我们，造成我们经济困难。

前后方的人民都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粉碎敌人的封锁，完成好各项任务。

毛泽东的报告使大家认清了形势，看到了光明和前途，坚定了信心，明确了任务。

有的战士边听边记。

有的用明亮的大眼睛望着毛泽东，不住地点头。

听完报告后已是夜阑人静，大家三三两两地往回走着，讨论着报告的内容。

当走到毛泽东的窑洞前，望着窗前那跳动的烛光，都禁不住地停下了脚步，用崇敬的目光向屋内望去。

烛光下，刚刚作完报告的毛泽东又铺开了纸，拿起饱蘸浓墨的毛笔挥洒起来。

望着，望着，人们热泪盈眶。

有的人慢慢地，慢慢地举起右手，向屋内的毛泽东端端正正地敬个礼；有的人抬起满是泪水的眼睛，再次仰望烛光前的毛泽东，投去对领袖的无限深情。

然后，人们轻轻地，轻轻地抬起脚，悄悄地从窗前走过，生怕惊动了繁忙之中的毛泽东。

许多年过去了，每当我听到《战士歌唱东方红》的歌声时，就排常激动。

你听:

毛主席窗前一盏灯，

春夏秋冬夜长明。

伟大领袖窗前坐，

铺开祖国锦绣前程，锦绣前程。

警卫战士窗前过，

心里歌唱东方红。

这首歌儿也是我最喜欢唱的，每当我唱起时，热泪涌出，眼前又出现了当年那一幕幕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