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刚登基做皇帝的时候，曾亲口预言乾隆十三年（1748年），将是一个不吉利的年份，很可能遭遇意想不到的灾祸。关于这一玄奇的预感，乾隆后来曾说过这样的话：“朕御极之初，尝意至十三年时，国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计料所及者。”

乾隆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预感，内心视十三这个数字为不祥，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雍正在位十三年就驾崩了，而且是暴毙。

很有一些宿命的意味。

乾隆的预感准的出奇，到了乾隆十三年，仅仅过了三个月，乾隆一生最钟爱的孝贤皇后，就病逝在陪同乾隆出巡的路上。孝贤皇后的病逝对整个乾隆朝的影响非同小可，之前的十二年，乾隆执政还是比较宽仁的，但自从痛失孝贤皇后，乾隆性情大变，变得异常的苛刻严酷，帝王之心深不可测。

大小金川战役，乾隆临阵换帅，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

乾隆十三年年初，大金川土司莎罗奔攻打革布什咱土司并侵犯大清边境，乾隆谕令川陕总督张广泗出师讨伐。那时候的乾隆，虽已做了十二年的皇帝，逐渐掌控了朝局，但绝对的帝王权威，还在树立的过程之中。打大小金川战役，乾隆有鲜明的立威心态，在他看来，大清已呈康乾盛世，此时用兵，凭借天朝武力灭一蛮夷弹丸之地，应该不费吹灰之力，况且张广泗一向精明强干，派他去打这样一场立威之战，自然不在话下。

然而，乾隆十三年就像被诅咒了一样。

这样一场本无悬念的战事，在张广泗的指挥下，竟然打成了败仗连连，旷日持久，久攻不下。

张广泗连吃败仗的消息，正是孝贤皇后病逝前后传来的，乾隆心中万分恼火，却又不好立即发作。站在他的角度，迅速扭转战局，为天朝挽回难堪局面，才是眼下第一要义，否则这场战事就不是立威，而是损威了。

派谁去经略前方呢？

乾隆走了一步自认为最稳的棋，他点了首席军机大臣纳亲的将。

纳亲，是满洲镶黄旗人，钮祜禄氏，曾祖是“大清五大开国功臣”之一的额亦都，祖父是康熙早期四大辅政大臣之一的遏必隆。

遏必隆因为战功显赫，死后佩刀被收入宫中，赐名“遏必隆刀”。

因为出身功勋豪门，纳亲年轻时即入宫做侍卫，后来受到雍正赏识，逐渐受到重用。

雍正十一年（1732年），年仅三十余岁的纳亲进入军机处。

两年之后，雍正驾崩，乾隆继位。

乾隆继位之初，迫于掌控朝局的需要，非常依赖雍正留给他的几位军机重臣，例如鄂尔泰、张廷玉，但与此同时，乾隆又非常注重培植自己的亲信，用以抗衡鄂张，防止他们搞朋党，把持朝政。

纳亲当时的身份，很对乾隆的胃口。

一方面，他是雍正留下来的军机大臣，另一方面他进入军机处时间又不太长，实质上属于军机处新人。在乾隆看来，纳亲有一定资历，却又不属于鄂张圈子里的人，拿他来制衡鄂张，再恰当不过了。

纳亲伴君，伺候乾隆这样不可一世的帝王，有他的一套心诀——清廉为上，谨慎为要。

恩眷尤厚之时，纳亲为了杜绝京城有人前来行贿，特意在府邸大门口养了一条巨獒；受命出巡江南时，各省供应、极为奢华，纳亲不敢得意忘形，对这些超规格接待，一概回避。

乾隆得知这些，非常满意，曾当面表扬纳亲：“伊素性谨慎，朕所深知。”

乾隆十年，纳亲被授予内阁保和殿大学士。有清一朝，保和殿大学士是文官中的最高尊荣，能得到保和殿大学士的寥寥无几。纳亲之后，直到清末，只有孝贤皇后的亲弟弟傅恒一个得过。

纳亲以军机大臣的身份晋升内阁首揆，这是乾隆要进一步重用他的鲜明信号。

果然，军机处老家伙鄂尔泰在这一年病逝后，乾隆随即钦点纳亲为首席军机大臣，排名竟在三朝元老张廷玉之前。

对于乾隆的这道任命，当时朝堂上非议的声音非常大。

纳亲非常明智，见满朝文武多有异议，他主动上奏，说自己资历浅薄，不敢排名于三朝元老之前。

乾隆看到纳亲的奏折，很是欣慰，但出于调整朝堂格局的需要，他并没有收回成命，而是又搞出个折中方案——军机处奏事时，凡满文奏折，纳亲排名在前；凡汉文奏折，则张廷玉排名在前。

令人侧目的是，此时的乾隆，为君的时候并不算长，但他运用帝王之术已达炉火纯青，到了令人生畏的程度。

简而言之，如果他正在借重你，那么在背后，他一定会制衡你；同样的，如果他正在重用你，那么在背后，他也一定会制衡你。这中间，没有例外，只有微妙。

纳亲的上台，就是对张廷玉的制衡。

同样的，当纳亲成为朝堂上新的大象时，乾隆又快速提拔了傅恒。

乾隆十年，当傅恒被任命为军机处行走时，只有二十四岁。

对于在朝堂之上，信手拈来，施行制衡之术，乾隆显得很得意，他曾说过：“当大学士鄂尔泰在时，朕培养纳亲；纳亲在时，朕培养陶成傅恒。皆几经教导，几经历练。”

在这样一位时刻虎视眈眈的帝王手底下当差，纳亲的分寸感应该说是不错的，伴君的心诀也很恰当，但是，他的顺从、适应、优秀，也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必须在四平八稳的朝堂上或者衙门里，一旦突破了这个界限，就像乾隆十三年这一次，他被派到了大小金川战事的前线，一切就不同了。

更何况，这时候的乾隆，正处在性情大变的火山口。

纳亲虽然是名将之后，但他并不懂军事。一个人高高在上，是很容易犯错误的。纳亲到达大小金川前线后，因为急于抖擞首席军机的权威派头，加上刚愎自用，越不懂军事越想逞能，于是就犯了“虚妄”冒进的错误。

将前线扫视一番后，纳亲对张广泗说：“我看甚是好攻，只要一万兵马兵分三路，三面夹攻，必于两日内拿下勒乌围。”

众将听了，皆认为纳亲刚愎自用，所言不过纸上谈兵，但鉴于他首席军机又兼经略的身份，因此无人站出来反对。

当时的大帐之内，一半是公开的吹捧，一半是暗地的不屑。

第二日，在纳亲的亲自督领下，清军开始三面围攻勒乌围，结果惨败而归，参将买国良身亡，总兵任举遇伏身亡，副将唐开中身负重伤。

作为功勋权贵之后，纳亲在朝堂上行走、办差，有板有眼，非寻常子弟可比，但论深处逆境，扭转败局的能力，他却像个无用的气球，只要遇挫，他就像被扎漏了一般，不仅没有气势，而且没有基本的智识，简而言之，就是抗挫、扭挫的能力极差。

此次大败之后，纳亲如临大敌，再不敢轻言军事，随后便上奏乾隆，建议采取缩头乌龟的战术，主张以碉攻碉，以卡逼卡。

乾隆打大小金川战役，无论从他立威的心态，还是从后勤补给困难这一战场现实出发，他要的都是速战速决，一旦消极、被动，将征讨打成了对峙，那显然是有违圣意，且对战事不力的。

凭纳亲的智商，他应该能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但因为吃了败仗，遭遇了挫折，他便乱了阵脚，变成了胆怯无能的鼠辈。

乾隆对他的不满，正是从他提出以碉攻碉战术开始的。

纳亲意识到乾隆的不满后，为了扭转局面，随后他竟听信巫师的妄言，草率用兵，最终导致三千兵卒被金川八千蛮兵赶得四处逃窜，自相残杀，死伤无数，而且还丢了两尊炮位。

为了掩饰失败以及自己的无能，纳亲接下来的举动很卑劣，一方面他刻意夸大了金川蛮兵的战力，另一方面高挂免战牌，不断地向乾隆请求多发援兵。不仅如此，他还在军帐之内散播悲观言论，称即便援兵到来，官兵再多，两三年之内也难以攻下大金川。

乾隆为君，有非常阴险的一面，无论是谁，无论去向哪里，受到怎样的重用，有一样是不变的，那就是必须受到监视。

当时，纳亲的身边就有一位乾隆安插的眼线。此人名义上是纳新的侍卫，名叫富成。

所以，对于纳亲在前线的所作所为，乾隆其实是一清二楚的。

在给乾隆的一份密折中，富成是这样说的：

“奴才富成密奏皇上，纳中堂于军前一直观望，初曾前往督战，又误信邪术，损兵折将。而且还说番蛮之事，如此难办切不可轻举妄动，但此言，我如何敢上纸笔入奏。纳中堂如此观望，由此可见一斑。奴才虽为纳中堂侍卫，但亦恨其刚愎自用，不纳众言，是以禀告皇上，望皇上明鉴。”

乾隆见纳亲经略前方，战事久拖不决，失望之余，起初他并没有要动杀心，只想将他调回京城，叫他继续中规中矩地处理朝中政务，但富成密折中的一句话，激起了乾隆的杀心。

这是典型的一言杀人，一言要命。

这句话就是：“番蛮之事，如此难办切不可轻举妄动，但此言，我如何敢上纸笔入奏。”

在乾隆看来，纳亲的这句话暴露了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明明不能攻下大金川，你乾隆却硬要出兵，这不是盲目决策，好大喜功？要臣下代为受过吗？

权威对乾隆而言，是当下最看重的。

纳亲此言，在质疑乾隆的同时，更严重损害了乾隆的权威，实属犯了大忌。

更恶劣的是，纳亲口出此言，归根结底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

在庙堂政治中，纳亲无疑是犯了大忌。

此时的乾隆，虽然动了杀心，但他并没有立即发作，因为以此言斩杀首席军机，似乎有些牵强。

为了抓纳亲更多的把柄，乾隆随后耍了一个政治把戏，他淡淡地给纳亲发了一份上谕，以纳亲身体本来就不好为由，说将在来年春季调纳亲回京。

这是一个不易察觉的陷阱。

官场老手接到这样的上谕，马上表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决口不提回京之议，才是聪明之举，然而，纳亲因为急于想从前线泥潭中挣脱出来，竟又犯下了愚蠢至极的错误。

他上书乾隆，表示在这苦寒之地，自己的身体确实有些扛不住。另外，他的工作状态也不好，因为朝中有人总是在攻讦排挤他。

纳亲以为，乾隆已有调他回京之意，现在他都这样说了，乾隆肯定会御笔一挥，直接将他调回来。

殊不知，这是乾隆给他挖的一坑。

见纳亲已掉进坑里，乾隆立即收起此前的假仁慈，代之以严厉的讽刺，乾隆说：“你如果有能耐取得大胜，有必要担心被排挤吗？你纳亲在军机处时排挤过的人，朕没有察觉的肯定也有吧。”

讽刺完，乾隆又下一道上谕，下令将纳亲革职，暂留在军营效力。另派新任首席军机大臣傅恒赶赴金川前线，接替纳亲指挥战事。

乾隆此谕，意味极其鲜明——朕现在要办纳亲，接下来就该你们递刀了。

官场有时候现实的可怕，也讽刺至极。

在当时，首先站出来讨伐纳亲，给乾隆递刀的竟是纳亲的亲兄弟。

纳亲的哥哥两江总督策楞奏称，纳亲在前线退缩乖张，辜负皇恩，请交刑部严惩。

纳亲的弟弟山西巡抚阿里衮上奏，请跟随傅恒前往金川前线，愿身先士卒，以弥补兄罪。

到了这个地步，纳亲如果还想活命的话，沉默忏悔认罪应该是他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但是，纳亲却还在避实就虚，耍小聪明。

他先是给乾隆上了一个奏折，洋洋洒洒数万言，但却没有提及金川前线的情况，而只是将失败归咎于张广泗。接着，他又上一个奏折，大谈怎样处理金川善后事宜。

仗还不知道如何才能打赢，为了解套，他居然谈起了怎样善后。

乾隆看到这样的奏折，震怒大骂纳亲“顽钝无耻”，“其与古人所谓何不食肉糜者，又奚异乎？”

更可怕的是，已经死到临头了，纳亲却还没有醒悟，最后时刻还在发牢骚，在碰见前往大金川的八旗援兵时，他牢骚满腹地说：“此皆我罪，令如许满洲兵受苦。”

这一牢骚，深深地刺激了乾隆的神经。

至此，乾隆亲自给纳亲定性，“纳亲乃阴柔之小人。”

乾隆斩杀纳亲，用心极为歹毒险恶。

他命令尚书舒赫德带着“遏必隆刀”去前线斩杀纳亲。

用爷爷的宝刀去斩杀孙子，纳亲并非犯有十恶不赦之罪，说白了，他不过是犯了腹诽之罪，乾隆为了立威，其阴狠可见一斑。

都说伴君如伴虎。

十年受宠，一朝犯忌丧命，纳亲之死，是一面触目惊心的铜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