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红颜多薄命，最是无情帝王家。”

新城公主，她本是唐高宗的胞妹，金枝玉叶，尊贵无比。然而，令人诧异的是，她最终竟以皇后之礼下葬，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辛？

新城公主是李世民最小的孩子，也是长孙皇后的唯一幼女。

彼时，长孙皇后已被疾病缠身，新城公主的出生给这个皇家增添了一丝柔情，却也让本就体弱的母亲愈加虚弱。

长孙皇后在她年幼时便离世，从此，新城公主成为李世民心中难以忘怀的一抹遗憾。

为了补偿女儿失去母爱的遗憾，他决定将新城公主亲自带在身边抚养，在众多儿女中，她是唯一获得此殊荣的。

在每日繁忙的朝政事务之余，李世民会亲自教她识字，甚至给她讲述朝堂上不乏风波的往事，以此来让她增长见识。

他的宠爱无微不至，为了她，李世民不惜破格赐封她为衡山郡公主。

幼小的新城公主从不知“约束”为何物，她被宠溺成了宫中娇小的“凤凰”，她年仅八岁，便已获得一座封地，成为拥有自己收入的“富公主”，这在当时的唐朝简直是破天荒的特例。

新城公主并不理解自己这份荣光的珍贵之处，她只是觉得，哥哥、姐姐、宫女、甚至皇帝父亲，似乎都围绕在她周围，给予她这份“理所当然”的呵护。

然而，在这份表面上的荣宠背后，实则藏着深宫生活的孤独。

她的玩伴不多，身边的宫女即使再亲近，也只能是臣仆，这样的生活让她感到一丝难以言说的寂寞。

每逢宫中宴会，看到哥哥姐姐们成群结队，她便会眼巴巴地望着，心中充满羡慕，她向往宫外的世界，渴望那种自由自在的日子，可作为皇家最小的公主，这种渴望却成了一种永远无法实现的奢望。

也许是长孙皇后离世时的伤感让李世民格外敏感，他总是担心这个女儿会在无形中受到伤害，甚至常常将她留在自己身边，亲自看护。

在李世民心中，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弥补女儿幼年失母的缺憾。

随着新城公主渐渐长大，她那无忧无虑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唐朝皇室婚姻从不单单是两人之间的事情，而是牵涉着朝廷的权力平衡和各派系的利益纠葛。

而在这其中，新城公主只是无从选择的棋子，随着朝廷的动荡被来回推搡。

她的第一段婚约是在父亲的主导下促成的，当时她尚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

李世民便有意将女儿许配给魏征的儿子魏叔玉，以此表达对魏征的恩宠，那时的新城公主还年幼，不懂得婚姻对她意味着什么。

然而，这段婚事尚未成真，便意外终止了。

贞观十七年，太子李承乾谋图造反，而这起谋反案中，侯君集和杜正伦这两个重要人物被牵涉其中。

这两人都曾被魏征大力推荐过、赞扬过，魏征曾说侯君集和杜正伦是可以当宰相的人物。

因此，李世民对魏征的看法发生了改变，认为魏征与他们是一丘之貉，甚至怀疑魏征也参与了李承乾的谋反，尽管魏征已去世，但李世民还是将不满迁怒到了魏家。

魏征在生前将自己的谏词给当时担任史官的褚遂良看，目的是让褚遂良给自己记下 “伟岸” 的形象，以标榜自己。

而这些谏词是给李世民的，这让李世民觉得魏征有些沽名钓誉，对魏征的这种行为感到不悦，从而下令终止了新城公主与魏叔玉的婚约，新城公主的第一个婚姻便这样化为泡影。

经过几番考虑，李世民决定再为女儿物色一位新的夫婿，于是，在一系列严苛的挑选之后，李世民将目光转向了朝中势力雄厚的长孙家族。

新城公主被许配给了岐州（今陕西凤翔）刺史长孙操的儿子长孙诠。

长孙家在唐朝的地位举足轻重，长孙无忌更是朝中首屈一指的重臣，长孙诠算是长孙无忌的同宗晚辈。

这样的一场联姻，无疑让新城公主再度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甚至让许多朝臣将之视为一场“门当户对”的佳话。

在这段婚姻刚刚开始的几年间，新城公主与长孙诠的日子倒也算平和，然而，唐朝朝堂风云变幻。

长孙无忌作为托孤大臣，在唐高宗李治即位初期，可谓是权倾朝野，他与褚遂良等大臣在朝堂上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影响力极大。

要知道，唐朝时期的政治格局中，关陇集团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而长孙无忌正是这一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

李治登基伊始，尚显稚嫩，朝政大权在一定程度上被长孙无忌等人掌控，随着时间的推移，李治逐渐成长，他渴望摆脱这种被权臣制约的局面，加强自己作为皇帝的皇权统治。

李治深知，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就必须削弱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集团势力。

同时李治想要立武则天为后，而长孙无忌坚决反对。

这不仅是因为长孙无忌不希望外甥的行为过于出格，更是因为王皇后出身太原王氏，代表着关陇集团的利益，而武则天出身庶族，与关陇集团没有关系。

长孙无忌的反对引发了李治的不满，成为李治对他下手的导火索。

最终，李治选择对长孙无忌下手，长孙家族遭到清洗。

这一变故牵连甚广，甚至波及了与新城公主成婚的长孙诠，风雨飘摇之下，新城公主的丈夫被流放，长孙家族在朝中地位一落千丈，公主的婚姻也在这场动荡中支离破碎。

新城公主曾被无数荣宠包围，但此刻她才第一次切身体会到权力争斗带来的刺骨寒意，她眼看着丈夫的仕途一朝崩塌，而自己也只能眼睁睁地送别他，孤身留在皇宫中。

她仿佛成了那深宫中一只失去了生气的金丝雀，她的生活被枷锁禁锢，不仅没有了爱情，连自由也渐渐成为奢望。

在长孙诠被流放后，新城公主的生活如同深宫中的冷寂幽兰，凄美却孤独无依，尽管被誉为唐朝最尊贵的公主，往昔的荣宠却无法抚平她内心的创伤。

李治既是兄长又是皇帝，为弥补对妹妹的亏欠，决定再次为新城公主挑选一个夫婿，他希望借由一段新的婚姻，让公主走出失去长孙诠的阴影。

这一次，李治选择了来自韦氏家族的韦正矩作为驸马，龙朔二年之后，新城公主引来了自己的第三次婚姻。

但这场婚姻，却并未如所有人所愿，婚后状态着实不理想，问题层出不穷。

新城公主与第一任驸马长孙诠感情至深，长孙诠的悲惨遭遇给公主内心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

当她带着这份伤痛再嫁韦正矩时，往昔的深情让她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婚姻中，对韦正矩的感情自然也就淡薄了许多。

而从两人的性格来看，新城公主自小就生活在万千宠爱之中，八岁便被封为衡山郡公主，唐太宗和唐高宗对她的疼爱更是让她养成了骄傲的性格。

韦正矩呢，身为豪门贵族少爷，又是韦庆嗣的老来子和嫡出小儿子，自幼也是备受溺爱，脾气想必也不会太好。

这样的两个人在新婚不久后，性格上的差异便逐渐显现出来，在日常相处中不断产生矛盾，使得他们的关系日益紧张。

史料中还记载了韦正矩对公主 “遇主不以礼” 这一情况，但具体所指却众说纷纭。

一种看法是，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礼节至关重要，韦正矩或许在某些场合未能按照应有的礼仪对待公主，哪怕是微小的失礼行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也容易引发关注。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可能暗示着两人之间存在着较深的矛盾和冲突，导致韦正矩在对待公主时态度不够恭敬，不过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能证明存在严重的家暴行为。

新城公主于龙朔二年之后嫁给韦正矩，然而仅仅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龙朔三年三月，她便病逝于长安县通轨坊南园，年仅三十岁。

公主的突然离世，让高宗悲痛不已且难以接受，他盛怒之下将矛头指向了韦正矩，认为是韦正矩导致了公主的死亡。

不过，也有一些观点认为，新城公主的死或许另有隐情，唐朝皇室素有高血压等家族遗传病。

据史料记载，在公主病逝前，她的身体状况就已经欠佳，唐高宗还特意为她修建了一座建福寺，以祈求她的健康。

但无奈古代医疗水平有限，公主的死因难以确切判断。

新城公主离世的消息传到唐高宗李治耳中时，他十分悲痛，这位从小被他视为心头肉的妹妹，竟如此年轻便香消玉殒。

回忆起兄妹俩自幼相依的岁月，李治内心不禁充满了愧疚与悔恨。

曾经，她是宫中最受宠的公主，而如今，却成了权力斗争下的牺牲品。

李治心中的愧疚无以复加，为了让妹妹在九泉之下获得慰藉，他决定让新城公主的葬礼规格比照皇后，选用昭陵作为安葬之地。

李治自己亲自安排丧仪，诏令皇后、皇太子、亲王乃至王妃们一同披麻戴孝，作为送别，以表达皇室对新城公主的无尽哀悼。

朝中群臣感到震惊，这样的厚葬待遇在唐朝前所未有。

李治的痛苦不仅源于妹妹的去世，更是对那些在她生前造成伤害的人充满愤怒。

在他看来，导致妹妹抑郁成疾、最终撒手人寰的罪魁祸首，是新城公主的再嫁夫婿韦正矩，以及所有当初支持此婚事的人。

他果断下令，将韦正矩处死，以彰显王权的威严，同时，他下达圣旨，将韦家族人尽数流放，为公主的英年早逝讨回“公道”。

韦正矩身前意气风发，但此时家族因他一人毁于一旦，成为权力斗争中的牺牲品。

李治的愤怒并未因此平息，他甚至将矛头对准了当初建议这场婚姻的朝臣，身为帝王，他无法容忍妹妹遭受的种种不幸。

他认为，正是那些引导、推举韦正矩的人，最终将公主一步步送入了痛苦的深渊。

李治不惜调动朝廷权力，追查新城公主婚姻不幸的根源，甚至连向他建议再嫁韦正矩的东阳公主一家，也因此被流放至集州。

除此之外，李治甚至下令处理新城公主的所有陪嫁人员——那些陪伴她生活起居的侍女、太监，皆被流放。

李治认为，这些侍从在公主漫长的悲苦岁月中未能尽到职责，也应当受到惩戒。

他还下令，将公主墓中的侍从壁画上人物的面容抹去，作为对这些侍从的最终“审判”，让他们无颜在阴间继续侍奉公主。

在这场沉重的葬礼中，李治为新城公主所能做的，也仅限于此，他以皇后礼厚葬妹妹，似乎是想借此证明自己的愧疚与弥补之心。

这一切究竟是出于兄长的真情，还是帝王的权力宣告，已无从分辨。

历史将她作为一位“被以皇后之礼下葬的公主”而铭记，而李治的悔恨也随风消散，只留下帝王家族中那些无法挽回的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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