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民国东台志》，在其“艺文记”篇目中，第一篇就是郑燮的《重修大悲庵碑记》。郑燮，就是大名鼎鼎的书画家郑板桥，而这大悲庵正是东台安丰的一座寺庙。看来这位板桥先生与安丰古镇渊源匪浅。
翻阅历史资料，浏览相关网页，拜读《重修大悲庵碑记》，深有所悟。
郑板桥（1693年11月22日——1766年1月22日），原名郑燮，字克柔，号理庵，又号板桥，以“板桥先生”著称于世，江苏兴化人，祖籍苏州。郑板桥是清代著名书画家、文学家，是“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以“诗书画三绝，茶酒肉三好”扬名天下。
郑板桥虽然在诗书画方面卓有成就，但却清贫一生，耿直一世。
他二十四岁中秀才，四十岁中举人，乾隆年间考取进士时已经四十四岁。虽然最后考取了功名，但一路走来，满是荆棘，到处坎坷。他考取秀才后，家道中落，母亲去世，只能在老家设馆蒙童，到扬州鬻字卖画，以补家用。怎奈连年灾荒，蒙童不读，诗画难售，生活困顿不堪。三十岁时，父亲离世，不几年又有丧子之痛。家里苦痛不断，又有债主堵门索债。不得已，三十六岁的板桥先生到兴化天宁寺避债读书。也是机缘巧合，在天宁寺，郑板桥偶遇来此参加法会的安丰大悲庵主持法树老和尚。两人一见如故，法树十分欣赏板桥的书画，深觉功力深厚，超凡脱俗，遂邀请他到安丰随喜小住。而郑板桥也久闻东陶海东夫子王心斋之名，心慕神往。
两相吸引，郑板桥就来到了苏北小镇安丰。安丰虽小，却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古镇，据说这安丰的镇名就来自在此担任盐仓监的一代名臣范仲淹，而当时的安丰位列淮南十大盐场之首。
板桥先生来到安丰后，潜心研读王艮、吴嘉纪的著述后，更加激发了他的志向：“谁与荒斋伴寂寥，一枝柱石上云霄。挺然直是陶元亮，五斗何能折我腰。”流寓苏北小镇安丰，“一庭春雨瓢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白菜青盐粯字饭，瓦壶天水菊花茶”。清风鸣蝉作伴，粗茶淡饭谋生。经过这乡野静寂的磨砺，先贤思想的洗礼，返乡后他越加发奋，先后中举人，取进士，带着“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政治抱负走上仕途。
然而，心系一枝一叶的耿直之士终究敌不过鱼肉百姓的贪腐官僚，在贪腐成风的政治中，刚直不阿的郑燮惨遭逆淘汰，于乾隆十八年被从山东潍县知县任上罢官回家。三年后，乾隆二十一年春（1756），从山东罢官后的郑板桥，再访阔别多年的安丰古镇。此时的大悲庵已规模初具，修葺一新，但好友法树已圆寂。郑板桥心生感叹，应大悲庵新住持法树的徒弟禹平之请，写下了著名的《重修大悲庵碑记》。
这篇碑记是应禹平和尚之请的命题作文，更是一篇有着真知灼见的上等佳作。用以纪事，生动叙述了大悲庵从无到有、由虚而实的发展历程，用以说理，则以大悲庵的创建历程阐释了“惟无乃能造天下之有，惟虚乃能受天下之实”的道理。
碑记开篇就开门见山地提出论点：惟无乃能造天下之有，有而不能造有也。惟虚乃能受天下之实，而实不能受实也。
这是一个充满哲理的观点，阐述清楚很难。板桥先生举重若轻，一句“大悲庵之建即是道矣”，引出论据。
接着具体记述了悟明和尚“结茅编篱”，在安丰周家桥西艰辛草创，含珠、法树、禹平一代代前仆后继的努力奋斗，以及歙县徐公的“乐善喜施”，大悲庵不断完善，“遂构成全局”，卒成其志，实现了大悲庵从无到有、由虚而实的创建。
最后得出结论：“由今溯昔，大悲庵之自无而之有，自虚而之实，岂非无能造有、虚能受实之明效大验哉？”
全文连头带尾，仅用570字，就将一个深奥的道理阐释得清清楚楚。文章言简意赅，用语精当绝妙，文理兼备，具有极高的文学艺术价值。难怪《民国东台志》将其收为“艺文记”第一篇。
《重修大悲庵碑记》是一篇优秀的文学作品，肯定也是一幅优秀的书法作品，只可惜这幅作品没有能以书法的形式留存后世。但我们可以从他的另一幅留世的《重修城隍庙碑记》中一睹“六分半书”的艺术风采。
斗转星移，昔日的大悲庵已经不在，今天安丰镇的大悲庵是今人重建的，天王殿前的照壁上，还可以看到郑板桥当年写的这篇碑记。
附：《重修大悲庵碑记》原文
重修大悲庵碑记
郑燮
惟无乃能造天下之有，有而不能造有也。惟虚乃能受天下之实，而实不能受实也。大悲庵之建即是道矣。
顺治康熙年间，有僧悟明，笃念佛，无尘事。舟中人延而供之，师弗乐，复买地于安丰之周家桥西，结茅编篱，仅避风雨，经声达户外，人愈敬之。致木数百头，砖瓦数十万，夜扣其门，转咒不应，破门入，师辞曰：何处不可施舍，独此耶？众皆赧去，遂以茅屋终厥身，是始开山，已了得一个“空”字。
师病，人问所托。曰：吾兄含珠、可珠，来重起佛殿，又造韦陀殿。缘未至，强为之，累债无算。圆寂时，无含饭也。其徒法树克成师志。法树有徒禹平，又善成法树之志，相与忍饥寒，勤作苦，捐口食，积锱铢，几年尽完夙逋，更作西廂别殿，而此庵遂构成全局。
乾隆十七年壬申，有歙县徐公肇成司马昆玉与法善，悉其清修，爰发大愿，谓佛殿湫隘，宜崇之鸠工庀材，费钱六百金，群助者半，已捐者过半，更捐置田园田一顷，以供香火，而大悲庵遂巍然黝然矣。夫徐公之乐善喜施皆法公之道行有以感之也，法公之经营修造皆其徒禹公之辛勤劳苦克成厥志也，法公师弟之创修，又赖其先悟公暨含公之茅屋不葺、藜藿自甘志以终而乃食报于子孙之克振兴也。由今溯昔，大悲庵之自无而之有，自虚而之实，岂非无能造有、虚能受实之明效大验哉？岁丙子二十一年丙子春，余罢官过安丰时（疑多一“时”字），时法公已没，其徒禹公请以碑记记歙邑徐公司为（应为“马”），为之勒石，备斯庵之始末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