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底，距离新中国成立已经过去一年有余。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井然有序的发展，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建立，也被提上日程。

“研究军衔实施的准备工作”被列为1951年的工作任务，毛主席提出，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打造现代化军队。

建国之前，人民军队久经战阵，捷报频传，已然成长为一支战斗力极强的军队。但解放军直至建国以后，却始终没有实行军衔制度，这种情况已经不符合军队正规化、现代化的发展。

尤其是抗美援朝开始以后，中朝军队协同作战以后，因为志愿军没有军衔，而朝鲜人民军有军衔，导致双方在协同作战过程中，确定指挥关系时多了不少麻烦。而且，新中国的海陆空三军不断壮大，想要有序发展，军衔制的实施已经成为一项急需完成的重要任务。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军衔制的制定被提上了日程。但军衔制的实施不仅对军队未来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也是对军队中将士们昔日功勋的肯定，若想平稳、妥善的完成这项任务，还需要从长计议。

因此，在评衔过程中并未按照论次排辈的办法，而是采取的“德、才、资”的考量排序，将“资历”放在了最后，让那些有才华的人得到更多的机会。只不过，部队评衔是一件大事，仅凭这样的办法还不足以完成评衔，这就需要在评衔之前进行一系列的铺垫工作。

第一，想要实施军衔制，就必须要对干部级别先进行评定。全军各地区和各部队之间的干部级别基本一致以后，实施军衔制才会更加顺利，一气呵成！

第二，由于新中国当时没有实施现代化军衔制的经验，虽然当年也曾参考国军军衔制实施过，但那时候的军衔并不全面。所以，想要制定出完善的军衔制，更符合当下发展需求的军衔制，最稳妥的办法是参考苏军军衔制，再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修改和完善。

1952年4月，全军干部评级工作开展，并于年底基本上结束。基于这种工作进度，当时预计完成军衔制的时间是1953年7月，但事实上真正开始着手深入研究军衔制以后，发现问题复杂程度要远超预想，这才令军衔制真正落地实现延迟到1955年的国庆节。

即便整个过程持续了数年时间，包括军衔肩章、标章、识别符号及服装样式等工作都已经非常完善，但评衔工作几乎进行到最后一刻，因为期间确实存在了太多的不确定因素，有些问题甚至没有任何借鉴，只能自己做一些创造性的决定。

彼时，苏联军队的军衔制一共有六等，分别是三个元帅，然后是将军、校官和尉官，其中，将军四级，校官三级，尉官四级，一共分成了20级。这种军衔制在当时算是比较先进的军衔制，但其他国家也并非就这样照搬过去，例如朝鲜的校官就是四级，比苏联多一级。

我国军衔制的设立，秉承的也是如此做法，借鉴苏联，但绝不生搬硬套。经过仔细研究后，全军干部评级共设九等二十一级。初始方案的将官中没有设上将，而增加了“准上将”，尉官里也没有大尉，军士中则增设了一个准尉，与苏联的区别比较明显。

当时有苏联的顾问在中国，给中国军衔制提了不少建议，对于中国初步的方案，这位苏联顾问不是很满意。参考他的想法以后，又借鉴了朝鲜的军衔制，再深入结合我军当时的情况，更加贴合当时军队情况的军衔制应运而生。

这次的军衔制不再设兵种元帅，将官、校官、尉官的等级，全都依次按照大、上、中、少来排序，各设几个级别，清晰明了，与解放军的干部评级互相印合。而且，军衔和军装的设计，也都参考了世界潮流，兼顾中国特色，更能体现我军的风格。

经过几年的研究和制定，反复修改以后，直到1955年终于敲定了最终的版本，也就是咱们所熟悉的这个版本。只不过这个六等十九级的军衔制，在军士之中并未设大士军衔，仅有上、中、下三个级别，又依照苏联顾问的想法，将军士级的准尉军衔撤销，从而出现一个难题。

我国的军队之中，在首次评衔时期，拥有大量的副排级干部，这些干部当中，相当大一部分都上过战场，甚至立过战功，是肯定要被列在评衔之列的。然而，按照军衔制的规定来看，正排级干部应授少尉军衔，而最高级别的军士应授上士军衔。

这就造成一种情况，副排级被排除在尉官军衔之外，又不属于军士军衔的范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副排级和正排级都授少尉衔，对正排级不公平。如果副排级和军士一样授上士衔，又显得太委屈，这该如何是好呢？

据资料显示，我军副排级干部总数十分庞大，达到了90万左右。这些副排级干部之中，除了军衔问题以外，还存在许多其他的问题。例如，有些人的政治背景不清楚，如果就这样参与授衔，日后闹出大乌龙来不好看。

还有，一些副排级干部虽然级别摆在那里，但为人不行，口碑很差，这样的人也不能授衔。除此之外，一些副排级干部因为各种原因已经离开军队，有的在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有的在疗养院治疗身体，还有的人职务不明确，这些人本质上算是不在军队，不符合授衔标准。

这些情况在部队之中并不是罕见现象，相反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一度超过了80%。这些副排级干部被排除出授衔范畴之后，极大的减轻了副排级干部授衔的压力，但数量依然有16万之多，仍然需要尽快解决授衔问题才行。

事实上，剩下的这些副排级干部，都是副排级的骨干，无论资历和待遇都与正排级相差无几。所以，这批基层干部的利益必须得到保障，必须想一个万全之策，既不影响军衔制的情况下，又能保障16万副排级干部的切身利益。

经过一番研究员以后，军委终于在继续实施军衔条例的前提下，研究出一个相对来说变通的方法，增设一个“准尉”军衔，对应符合标准的副排级干部授衔。由于此举乃临时所定，起初只当时权宜之计，并未打算让“准尉军衔”长期存在。

但该军衔制实施以后，截至1955年底，也仅有11万多名副排级干部被授予准尉军衔。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副排级干部不断增长，一年多时间过去以后，不仅没能让全部副排级干部授准尉军衔，反而多出将近8万名副排级干部等着授准尉衔。

基于这种情况，索性准尉军衔也就不撤销了，直接被写入了条例之中。因此，准尉军衔在全军范围内不断增长，数量迅猛发展，仅仅1961年一年时间，就足足增长了8万余人。

鉴于这种情况，军委及时调整策略，一边将准尉等级从条例中剔除出去，一边限制准尉级别的人数，但此前的准尉军衔仍然保留，直到1965年取消军衔制时，这才打算让准尉军衔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而且后来恢复军衔以后，也没有再出现准尉军衔。

“准尉”这个特殊军衔，在我军历史中出现又消失，符合时代背景，解决了时代难题。正因为准尉军衔的出现，才让广大基层干部的切身利益得到了保障，发挥了时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