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学术的古今之变中，中国训诂学的学科定位发生了重要转型。传统训诂学作为经学的附庸，是一门以语义为中心的经典解释之学。在西方语言学的强势影响下，现代训诂学从经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了语言学科体系中的古汉语语义学；经典解释被纳入训诂学的应用范围，而不是它的学科本体。随着学科定位的转型，对训诂学的学术精神的理解也由人文视域转为科学视域，学者更注重训诂学“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相对忽略了它作为传统学术根基所蕴含的人文精神。

这一由语文学到语言学的转型，以及由此导致的人文精神的缺失，是探求中国训诂学现代自主道路时必须直面的历史背景。正如王宁所言，语言学的人文性受到的冲击，来自中国语言学崇尚西方、轻视传统的不良影响，这是中国语言文字学所面临的根本抉择。如何重返训诂学的人文传统？一个重要的学术方向是将训诂学与阐释学进行跨学科结合，深入理解训诂学悠久的阐释传统与鲜明的阐释特质，揭橥其“道器合一”的人文精神。这一方向意味着中国训诂学的返本开新，也是建立训诂阐释学的核心工作——在历史传统中发掘训诂学的人文基因，为训诂学与阐释学的交相推动提供充分的学理依据与现代启示。

中国训诂学的人文精神滥觞于它的历史起点，作为一种文化基因而影响久远。这体现为两个方面：（1）由王官之学到诸子之学的经典解释；（2）先秦两汉时期的正名思想。

中国训诂学起源于先秦古人的经典解释。在周代“王官学”传统中，先秦贵族对《易》《诗》《书》等经典进行说解，出现了早期训诂的萌芽。随着春秋战国的历史剧变，学术文化的主体由贵族转向士人，导致了“诸子学”的思想喷发。在百家争鸣的激烈争辩中，诸子对“名”进行了深入的界定、辨析与阐释，推动了对语言文字和经典文献的解释自觉，让经典解释的深度与广度都得到充分拓展。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对不同经典的解经传统，形成了训诂的语义本位和“自语言以解释语言”的释义原则，从体式、内容、类型、术语等角度为两汉训诂学的全面发展奠定基础。经典是人文精神的源头，在与经典世界的紧密关联中，训诂学具有了根本性的人文意义。

在经典解释的过程中，训诂学受到了正名思想的深刻影响。正名是先秦诸子共同的思想关切，旨在通过建立“名”的秩序，规范繁杂淆乱的现“实”世界。“名者，天地之纲，圣人之符”，在先秦古人眼中，“名”是天地万物的类别秩序的来源，把握名实秩序具有高度的人文意义。“名”的基础含义是语文层面上的，古人或将其释为语言，或将其释为文字。由于它涵盖了汉语、汉字的全体，对名实关系的规范与统一，必然关涉到对汉语言文字的意义理据与解释方式的思考，由此形成了声训、形训两大训诂体式。在《论语》中，孔子用“政者，正也”阐发治国之道，“正”与“政”是音近义通的同源词，也有源字与分化字的形体关系，这是声训和形训的双重滥觞。由先秦到两汉，正名与训诂的关系日益密切，董仲舒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名者，大理之首章也。……是非之正，取之逆顺，逆顺之正，取之名号，名号之正，取之天地，天地为名号之大义也。”他将正名提升到天人秩序与治国之道的根本层面。在具体的正名实践中，他以“民之所往”解释“王”道，以“不失其群”解释“君”道，以“事”解“士”，以“瞑”解“民”，以“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阐发仁义之道，以“心止于一中者，谓之忠，持二中者，谓之患”辨析忠、患之别，自觉运用了声训与形训之法。在先秦两汉正名思想的影响下，声训与形训成为了训诂学的基本体式。要之，正名思想以语言为起点来建立政教文明秩序，具有高度的人文自觉，这一人文精神深刻地浸润着训诂学传统。

在中国训诂学的创生阶段，形成了“语言文字—经典世界—人文秩序”的整体关联。在这一过程中，训诂学积淀了丰富的解释实践与高度的人文自觉。由语文世界通往经典世界，在经典解释中凸显人文精神，这是中国训诂学的历史基因。一旦脱离了经典解释与人文精神，训诂学也便丧失了它的学术灵魂。

如何理解中国训诂学的学术精神？这是关乎训诂学发展方向的根本问题。在近代实证主义风潮影响下，学者多从“科学性”的角度进行理解，全面彰显了训诂学的实学特质。这一认识首倡于梁启超。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4）中说：“有清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饶有科学的精神，而更辅以分业的组织。”以科学精神概括清代小学的特质，对训诂学的现代定位影响深远。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宗达、王宁将训诂学界定为一门古老的语言科学，强调它以“实事求是”为基本精神；周大璞、许威汉、李建国、方一新、汪维辉等学者亦将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科学态度”作为训诂学的学术精神。我们认为，“科学主义”的理解路径与训诂学的现代转型密不可分，体现出作为语言学科的训诂学的自我定位。与此同时，它并不能涵盖训诂精神的全部内涵。作为一门古老的人文学术，在与以经典为中心的人文传统的互动中，训诂学展开了它全部的理念、历史与实践，由此具备了深厚的人文特质。只有重新开启人文性的理解路径并把握它与“科学主义”之间的辩证关系，才能完整地理解训诂学的学术精神。

中国训诂学的人文精神体现在它与经典世界的关联之中，这不仅是对经典中的字词、制度、史实的解释，更在于贯穿了训诂学历史全程的“明道”理想。具体而言，在“王官学”传统中，古者八岁入小学，学习六艺，其中包括“六书”之学；十五岁束发入大学，进一步履践大节、学习大道。这一古老的学制设计，本身便蕴含着“小学”与“大道”的贯通。两汉古文经学以文字训诂为底色，但无论刘歆、贾逵、许慎还是郑玄，都将探求“至道”“天人之道”“经义之本”“先圣之元意”作为最高理想。由汉至宋，小学与大道的贯通传承不息，朱子以训诂为经学之基础，以义理为经学之指归，建立二者的双向贯通，代表了理学的主流方向。

到了作为训诂学历史高峰的乾嘉之学，这一传统更得到充分展现。乾嘉之学分为吴、皖两派，二者有“尊古”与“求是”之别，与此同时，它们在“明道”的人文理想上如出一辙。惠栋是吴派的代表人物，在对《大雅·烝民》“古训是式”的解释中，他将“古训”与“诂训”相会通。“《诗》云：‘古训是式。’汉时谓之故训，又谓之诂训。诂训者，雅言也。《鲁语》曰：‘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周之古训，仲山式之；子之雅言，门人记之。……后之学者，省诸《尔雅·释故》《释训》，乃周公所作以教成王，故《诗》曰：‘古训是式。’”惠栋把“诂训”“雅言”与周公之教相结合，看似牵强附会，实则是以此强调“小学”的思想意义，将训诂考证与先王之道贯通为一。这一格局超越了“语言学化”的学科视域，正如谷继明所言，“‘故训’与‘训诂学’不同，它不是把经学化约或还原为考据学意义上的‘训诂’；而是要把‘故训’扩大为追求经义和大道的诠释。”

惠栋（1697-1758）

无独有偶，尽管戴震与惠栋之学差异甚大，但亦以“明道”为核心理念，“明道”“闻道”成为了他著述中的关键之语。《与是仲明论学书》：“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沈学子文集序》：“凡学始乎离词，中乎辨言，终乎闻道。”《与某书》：“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闻道。”《与段茂堂第九札》：“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在戴震看来，无论字义、制度、名物、文理之学，都是“闻道”的方法与基础。他用“轿夫”与“轿中人”比喻小学与义理的关系，一旦“轿夫”喧宾夺主，沉浸在博学考证的自矜之中，就要对其痛加反思。《答郑丈用牧书》：“今之博雅，能文章、善考核者，皆未志乎闻道。”《序剑》：“君子于书，惧其不博也；既博矣，惧其不审也；既博且审矣，惧其不闻道也。”戴震对考据学繁琐化、质料化的流弊抱有高度警惕，无论文章考据、淹博精审，都是“闻道”以下的第二义。作为乾嘉学术的领袖人物，惠栋与戴震积极阐扬训诂学的人文精神，奠定了清代小学的学术格局与思想深度。诚如焦循所言，“经学者，以经文为主，以百家子史、天文术算、阴阳五行、六书七音等为之辅，汇而通之，析而辨之，求其训故，核其制度，明其道义，得圣贤立言之指。”尽管清代小学有不同的学术流派，基于训诂的义理思考亦高下不齐，但对“明道”的追求始终是基本共识。周裕锴将“证”作为清代小学的核心要义，认为考证、参证、左证、曲证、证据等“证”字的合成词是乾嘉之学自我申说时的关键词。事实上，“道”也是理解乾嘉之学时不可或缺的核心词汇。“证”是起点、是工具、是方法，“道”是归宿、是旨趣、是目的。钱大昕在《卢氏群经拾补序》中所说：“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考据实证是训诂学的基点，但不能涵盖它全部的人文精神。训诂精神的全貌体现在“求是”与“明道”的统一中，“小学”与“大道”的融通贯穿了全部的训诂学史，以独特的学术路径指向了对真理世界的探寻。

戴震（1724-1777）

“小学”与“大道”的统一，为中国训诂学赋予了道器合一的哲学意蕴，这是理解训诂学人文精神的关键。道器关系是中国哲学的重要命题，自《系辞》以形而上、形而下辨析道器以来，古人对此详加讨论，在辨析差异的基础上提出了“道器合一”的观点。如柳宗元认为“道器不相离”，程颢认为“道亦器，器亦道”，朱子、陆九渊、王阳明、罗钦顺亦有“道器不二”之说。明末清初，王夫之在反思明儒空疏之弊的实学思潮中，对道器关系加以总结。“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无其道则无其器，人类能言之。虽然，苟有其器矣，岂患无道哉？……无其器则无其道，人鲜能言之，而固其诚然者也。”船山强调以器为本、道器为一，意味着对现象、经验、情感、方法、实证的认取与高度重视。从整体上看，清代义理之学具有人伦日用、通情遂欲、义利调和、经验取向、实证本位的“形而下”特点，正如张丽珠所言，“真正能够代表清人思想特色的，应为真实流动在生活世界与大众阶层之间，能够真实反映清人肯定实在界、具经验取向的义理新趋。”船山的这一主张，堪称清代“非形而上的义理学”的思想转型的先声，对清代小学的人文特质产生了深远影响。船山并未深入讨论小学问题，方以智则明确将其纳入道器关系之中，提出了“道寓于器”的思想。“声音文字之小学，盖道寓于器，以前用尽神者也。”“前用”即《易·系辞》“兴神物以前民用”之省称。作为“道”的现实载体，小学具备了神妙无方、穷尽变化的真理高度。

乾嘉以降，训诂与义理的张力日益凸显，章学诚在道器合一的哲学高度上论述了二者的统一性。《文史通义·原道下》：

古者道寓于器，官师合一，学士所肄，非国家之典章，即有司之故事，耳目习而无事深求，故其得之易也。后儒即器求道，有师无官，事出传闻，而非目见，文须训故而非质言，是以得之难也。……训诂章句，疏解义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取三者而兼用之，则以萃聚之力，补遥溯之功，或可庶几耳。……训诂名物，将以求古圣之迹也，而侈记诵者，如货殖之市矣。撰述文辞，欲以阐古圣之心也，而溺光采者，如玩好之弄矣。……宋儒起而争之，以谓是皆溺于器而不知道也。夫溺于器而不知道者，亦即器而示之以道，斯可矣。而其弊也，则欲使人舍器而言道。

章学诚将道器关系纳入“六经皆史”的理解视域。在官师合一的王官学中，“道”存在于先王政典、礼乐教化之中，这是具体可感的“器”，故“得之易”。随着王官学的分裂，“道”与“器”日趋分离，丧失了在政教制度中的情境性与当下性，故“得之难”。正因如此，想要重建先王之道，必须综合训诂、名物、义理以“即器求道”。宋儒批评训诂、辞章之学“溺于器而不知道”，但倘若将“道”与二者隔绝，更陷入了“舍器而言道”的弊端。章学诚的道器合一论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针对清代学术的门户之弊，意在建立统一性与整体性的学术思想体系。在这一体系中，语言文字是基础性的“器”，“夫言所以明理，而文辞则所以载之之器也”，自小学以明大道的学术理路成为“道器合一”的基本范式。这一范式超越了汉宋门户，体现出中国训诂学贯通古今的学术传统。章学诚强烈反对戴震对朱子的批评，指责他为门户之见。这虽不免于现实恩怨的影响，但究其根本，仍是对训诂学的人文精神与明道传统的深入理解。在他看来，汉宋之学都是道器合一的。《文史通义·朱陆》：“盖性命、事功、学问、文章，合而为一，朱子之学也。求一贯于多学而识，而约礼于博文，是本末之兼该也。”又曰：“凡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只有扬弃汉学与宋学、考据与义理的森严门户，才能充分把握道器合一的训诂精神，让训诂学展现出整体性的人文意义。

章学诚撰《文史通义》清道光年间刊本

在道器合一的哲学高度上，中国训诂学的真理性得到了充分开显。小学能够通向大道，根植于“因言求道”的基本信念，立足语言文字的文本解读是通往义理世界的基本方式；这是一种阐释观，也是一种真理观。首先，训诂学蕴含着一种肯定性的、非虚无的人文态度。钱大昕称赞顾炎武、阎若璩等清初大儒“由文字声音训诂而得义理之真”，其中亦蕴含着乾嘉学者的自我期许。这种对由语言到思想的“求真”之路的确信，意味着对经典确证与文化传承的积极认可。其次，训诂学以探求真理为终极理想，展现出内在的超越性。“明道”意味着对普遍规律与根本价值的关切，这让训诂学立足于“器”而又不局限于“器”，从具体的考证、校勘、解字、释词出发，指向宏阔深刻的思想世界。最后，训诂学自语言文字出发的阐释路径，意味着肯定性与反思性的内在统一。“明道”不是强制性的建构与预设，而是探赜索隐、细致入微的文本解读，这让它呈现出辩证的人文特点。训诂学追求根本意义上的道理探求，具有肯定性与实证性的学术底色；与此同时，它也蕴含着反思性与解构性的力量，对强制的、整全的、外赋的道理进行语文意义上的反抗。段玉裁反思“义理之失”的原因，“义理所由失者，或失其句度，或失其故训，或失其音读，三者失而义理能得，未之有也”，尚是训诂对义理的学术纠正。在戴震对“以理杀人”的批判中，通过“理”的训诂解构“天理”的道德强制性，“不寤意见多偏之不可以理名，而持之必坚，意见所非，则谓其人自绝于理，此理欲之辨，适成忍而残杀之具，为祸又如是也”，更让训诂考证带有了近代思想革命的色彩。

要之，在道器合一的哲学高度上，中国训诂学体现出兼具肯定性、超越性与反思性的真理观，这是其人文精神的深度所在。值得注意的是，在萨义德对“回归语文学”的提倡中，也揭示出确定性与批判性、文化传承与思想抵抗之间的统一。“当代的人文主义者们尤其应当培养一种多重世界和多重交互传统的观念，也是我所提到的归属和疏离、接受和抵抗之间的不可避免的融合”，与训诂学形成了中西学术传统之间意味深长的呼应。

道器合一的人文精神蕴含在中国训诂学的阐释路径之中，体现为“考文”与“明意”的统一。考文是语文考证，是对语义和语境的综合辨析；明意是义理解读，是对文本内涵与思想主旨的贯通理解。前者为“器”，后者为“道”，二者的边界意味着训诂与义理的区别，二者的关联意味着训诂与义理的统一。训诂学将考文与明意进行了多层次的贯通，展现出文与意、辞与旨、训诂与义理综合互证的阐释路径，形成了兼具确定性与开放性的阐释面貌。

关于考文与明意的贯通，乾嘉之学认为它们具有“登阶循等”的单线关系，考文是通往明意的必由之路。钱钟书等学者提出“阐释之循环”之说，认为二者不是单向证明，而是回环互证，形成了训诂与义理的双向贯通。我们认为，考文与明意的循环是体系性的，它是语文系统与义理体系之间的综合互证。首先，“考”有详察、核验、穷究的词义特点，这体现在“考，察也、考，核实也、考，究也”的训释中，也凝聚在考察、考验、考究等双音词中。“考文”不仅是个体性的语文注解，更是立足语言文字系统以追求解释的确定性，这是训诂学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其次，“明”意味着义理的探察、洞见与开显，具有公共性的阐释内涵。中国古人注重对“前识”“成心”“私意”的反思，通过排遣主观认识中的障蔽性因素，指向“公生明”的阐释境界。语言文字的系统性与社会性是阐释公共性的学理基础，因此，考文与明意在保持张力的基础上，指向了融通互证的整体方向。具体而言，“考文”从字词出发对文本语境进行考辨，通过对语境的建构实现“明意”；对经典义理的理解又深刻影响着对语境的把握。字词是起点，义理是目的，语境是沟通二者的桥梁。

考文明意是经典阐释的确定性的来源，也是经典阐释不断发展的根本路径。以《大学》“在亲民”为例，程子将“亲民”读为“新民”，朱子从之。在他看来，这不是缺乏根据的“轻改经文”，而是证据确凿的审慎考证。《四书或问》：“若无所考而辄改之，则诚若吾子之讥矣。今亲民云者，以文义推之则无理；新民也者，以传文考之则有据，程子于此，其所以处之者亦已审矣。”“新民”建立在考文的基础上，它不仅符合本句之“文义”，亦与前后之“传文”相证——朱子调整《大学》章句，以“苟日新”“作新民”“周虽旧邦”为释“新民”之“传”，进一步凸显了“新民”之义。程朱开启了《大学》阐释史上“新民”与“亲民”的不同解读，后儒想要反驳其说，需要进行更为缜密的考文工作。以王阳明、段玉裁为例：

“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皆是亲字意。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亲之也。《尧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便是“亲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

至于程子之读“亲民”为“新民”，则又失其音读者也。汉儒有改读经字者，而“大学之道在亲民”不得援此例。人与人患隔而不亲，亲民之事，必兼富之教之，未有不使民菽粟如水火而责以仁者。

王阳明辨析“在新民”与“作新民”的文意差异，对朱子之说进行反驳；进而通过《大学》的文本互证，阐明“亲民”为“仁民”之义，并援引《孟子》《尚书》《论语》以为旁证。段玉裁据改字读经之例批评程子“失其音读”，以《论语》与《大学》互证，阐明“亲民”有先富后教之义。

明 王阳明（1472-1529）

我们看到，无论宋儒、明儒还是清儒，对经典的理解都基于考文明意的阐释路径，在字词、语境与思想的互证中寻求定解。一方面，考文明意的标准在于“有据”与“审慎”，通过文献实证与理性判断来追求经典阐释的确定性。正如朱子所言，“直是要人虚心平气，本文之下打叠，交空荡荡地，不要留先儒一字旧说，莫问他是何人所说，所尊所亲、所憎所恶，一切莫问，而唯本文本义是求，则圣贤之指得矣。”探求准确的“本文本义”是考文明意的核心旨趣。一方面，在“本文本义”的探求中，展现出自立吾理、无所依傍的独立精神，大胆摆脱先儒旧说与尊亲憎恶的前置影响，直契经典中的“圣贤之指”。考文明意又不断推动着经典阐释的发展，成为思想创新的重要动力，展现出确定性与开放性的辩证统一。

道器合一的人文精神与考文明意的阐释路径，让中国训诂学呈现出“诠阐融通”的阐释特点。根据张江的辨析，“诠”有完备之义，侧重于训诂考据，以文本还原为旨趣；“阐”有开明之义，侧重于义理阐发，以思想创见为鹄的。在科学性视域中，一般认为训诂学偏于前者，侧重于对经典的原意性解释。事实上，训诂学的人文属性决定了它并不限于“唯一性解释”的藩篱，而是在历史还原中开展积极的思想创造。它立足语文实证而又超越实证，不仅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性，更展现出思想性、创造性与时代性的人文特质。无论拘泥于“诠”还是偏执于“阐”，都会障蔽训诂学的整体面貌。

自思想性而言，训诂与义理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训诂既是义理阐释的语言基础，也为义理的论争与创新提供了语文工具；与此同时，义理的新认识也为训诂新诠提供了重要启发。首先，训诂不是单纯的语文考证，古人对经典文本的解释往往依于整体性的义理旨趣，具有“依旨寻诠”的特点。以郑玄、朱熹的《中庸》注释为例，他们是《中庸》阐释史上“礼乐之学”与“性命之学”的代表人物。郑玄以礼乐为《中庸》之旨，多以“礼”统摄文本；朱子以性理为《中庸》之旨，多以“理”统摄文本。不同的阐释主旨影响了训诂的差异，以“夫政也者，蒲卢也”为例，郑玄释“蒲卢”为“土蜂”，“《诗》曰：‘螟蛉有子，蜾蠃负之。’螟蛉，桑虫也。蒲卢取桑虫之子，去而变化之，以成为己子。政之于百姓，若蒲卢之于桑虫然。”用土蜂变化螟蛉之子的传说，比喻礼乐政教对民众的塑造。朱熹释“蒲卢”为“蒲苇”，“以人立政，犹以地种树，其成速矣，而蒲苇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以蒲草、芦苇的迅速生长比喻为政之易。《中庸》下句曰：“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将仁道作为政教之本。在朱子哲学中，仁为“天地生物之心”，是作为人性之本的“生生之理”。为政之道以性理为根本依据，故能生生不息，犹如蒲苇。在截然不同的名物训诂的背后，蕴含着对《中庸》宗旨的不同理解。

其次，训诂也不仅是语文事实的确证，而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综合。人文研究与科学研究的根本区别在于能否理解并建立人文价值，形成深刻影响社会生活的意义体系。训诂学在经典解释的过程中，积极参与人文价值的建构。以段玉裁对《春秋》“殺”“弑”二字的考辨为例，《经典释文》认为二字互相假借，段氏根据他“之脂支三分”的古韵分部反驳此说。“杀声于音在脂部，式声于音在之部，脂、之者，古音之大判，彼此不相假借者也。凡六书假借必其音同部，是故杀与弑音殊义殊。……凡三经三传之用杀为弑者，皆讹字也。”在今天看来，杀、弑虽非音近义通，但因其形似义近，不排除传写讹误的可能。段玉裁严格区分二字之职用，不仅出于音韵与校勘的考虑，更蕴含着《春秋》大义的价值衡量。“此何等大事，而谓圣人垂世立教之书，本无一定之字，可以蒙混书之，待读者之定其字乎？”他列举《春秋》之事，严辨杀、弑二字不可混同——或为权臣杀害未成年之君，《春秋》必书“弑”以为惩戒；或为贵族作乱被杀，《春秋》必书“杀公子”以示讨贼，都是典型的价值判断，让训诂考证与《春秋》大义紧密契合。

《春秋左传》 清雍正十三年套印刊本 哈佛大学图书馆 藏

自创造性而言，训诂考证不仅是对经典的历史还原，也是思想创新的重要手段。以清代诸子学为例，自乾嘉以来，训诂考证的范围逐渐由经学延伸到子学，这不仅是研究对象的开拓，更蕴含着全新的思想可能。其中，荀学是儒学创新的重要领域。提倡荀学需要突破唐宋以来“尊孟抑荀”的倾向，对性恶论的重新阐释是这一工作的起点，这是通过训诂考证得以实现的。钱大昕《跋荀子》：“世人见篇首云‘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遂掩卷而大诟之，不及读之终篇。今试平心而读之，荀子所谓伪，只作为善之为，非诚伪之伪。”把“伪”破读成“为”，便将荀子的性恶论阐释为后天的修身论，以此调和孟荀矛盾，为荀学复兴提供基础。这一训诂在清代中后期以来颇为流行，郝懿行、刘宝楠、黄式三、张澍等人皆用此说，与荀学的蓬勃兴起形成了密切呼应。在这里，训诂学作为儒学范式转型的基点，展现出根本意义上的创造力。

自时代性而言，在训诂学古典风貌的背后，蕴含着鲜活的时代精神。它不仅是语文考古的科学基础，更是展现古今之变的人文镜像。两汉训诂中蕴含着儒者对“汉道”的积极思考，无论《白虎通》中囊括天地、四时、五方、神明、性情、脏腑、祥瑞、祭祀的义理声训，还是《说文》以汉字展现天文、地理、人伦、干支的义理形训，都是对“天人之道”的小学呈现，映射出秦汉文化中的“大一统”秩序。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对祸福感应的思考成为时人的共同关切。根据张祎昀的考察，赵岐在《孟子章句》中以“添加训释”的方式，将祸福之道渗透到孟子思想之中。如孟子以“揠苗助长”为喻，意在阐明正心修身不宜速成，赵岐则将其释为“求福”之道。“天下人行善，皆欲速得其福，恬然者少也。以为福禄在天，求之无益，舍置仁义，不求为善，是由农夫任天，不复耘治其苗也。”训诂不仅解释经典，更成为了时代风气转变的晴雨表。时至近代，中国历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也体现在学者的训诂之中。章太炎提倡排满革命，激烈抨击封建官僚制度，根据他在《官制索隐》中的考证，阿保、冢宰、御史、仆射源自保姆、庖厨、小臣之名，“官”与“饭馆”之“馆”同源，“官吏”遂与“饭桶”语义相通，辛辣地解构了封建官僚的威权。黄侃早年投身革命，提倡刺杀，遂有《释侠》之作。“侠者，以夹辅群生为志者也。侠者，有所挟持以行其意者也。侠者，其途径狭隘者也。”在训诂考证中寄寓了心系民众、勇猛无畏、不辞牺牲的革命精神。我们看到，作为学术方法的训诂具有浓厚的古典性，作为思想方法的训诂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就训诂与时代精神的契合而言，一切训诂也都是当代史。

在人文性的视域中，我们对中国训诂学的学术精神与阐释特质进行了不同于科学性的理解。如果说，训诂学的科学精神可以概括为“实事求是”，它的人文精神则可以概括为“道器合一”，这与训诂学“诠阐融通”的阐释特质密不可分，打通了训诂与义理、事实与价值、还原与创新、古典与时代之间的界限。两汉经学多以“通学”指称古文经学，训诂学与古文经学渊源极深，其学术格局亦体现出鲜明的“通学”特质——作为古典学术根基的训诂学，不断面向广阔的人文世界而敞开。

中国训诂学的人文精神塑造了它的历史面貌。首先，训诂学的“明道”追求让它具有探求真理的学术指向，以语文考证的方式积极参与古代思想的传承、拓展与创新，成为中国哲学的重要动力。正因如此，它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主线密不可分，始终关联着传统学术的显学地带，吸引了第一流的学术人才。在时代思潮的带动下，训诂学更能不断获得来自学科之外的发展动力。其次，训诂学的真理追求是“以器为本”的，具有根本性的实学底色。它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朴学传统，将汉语言文字的意义探求作为核心领域，为自身的独立发展奠定基础。与此同时，“以器为本”意味着训诂学在人文世界中的基础意义。“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它不仅是古典文本的解读工具，更是传统人文学术的共同根基。最后，“道器合一”的整体格局，为训诂学赋予了广阔的学术拓展空间。由于训诂学的创造性与时代性，它的研究范围与对话领域不断扩展。自学术分类而言，训诂学不仅与四部之学紧密关涉，在道教、佛教文献中亦展现出独具特色的方式，甚至下沉到民俗文化之中。自阐释类型而言，考文明意的阐释路径与“尚意”的阐释传统不断融通。在子学领域，郭象的《庄子注》寄言出意，摆脱训诂名物而直陈玄理，成玄英的《庄子疏》则有回归训诂的倾向，通过释词解句的章句之法印证郭注的哲理阐发，进一步深化《庄子》的思想说解。在文学领域，清代诗学中出现了“诂”与“意”的结合倾向，“把历史考订的‘注’和文学诠释的‘意’结合起来的方法，可以说是清代诗歌注解最典型的范式”，让古典诗学具有了“与经史相发明”的实证特点。总之，探求真理的思想高度、立足实学的朴学底色、学术拓展的广阔空间，在“道器合一”的人文精神的统摄下，中国训诂学获得了它的历史辉煌。

庄子外物篇郭象注(拟题)卷手稿（局部）法国国家博物馆 藏

正因如此，深入反思中国训诂学的人文精神，对推动其当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此，我们需要把握训诂学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辩证统一：提倡人文精神并非否定科学精神，而是要在人文视域中全面反思训诂学的规律与历史，辩证理解“科学主义”为训诂学带来的推动与流弊。自推动而言，传统训诂学中无征不信、实事求是的解释原则，意味着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契合。现代训诂学更是科学精神推动下的产物，在走向语言科学的过程中，它清理了纷繁复杂的历史遗产，建立起独立完备的理论体系，获得了明确的语言学科定位。可以说，训诂学现代转型中的全部成果，都带有科学精神的鲜明烙印。

与此同时，训诂学毕竟属于人文世界，就像19世纪以来人文学术的共同命运那样，它在科学主义的全面推动中进行转型，也在科学主义的强势影响下产生流弊。首先，“科学化”的训诂学注重对语言本体的实证考察与理论分析，相对忽略语言背后的思想、价值与意义世界。这种“去思想化”的学科畛域削弱了训诂学的人文对话力，导致了它的边缘化处境。现代训诂学的成果日益丰富，但在人文世界中的影响又不断缩减，由“显学”而变为“绝学”，这一处境引人深思。其次，随着“科学”成为第一性的判断标准，对训诂学丰富的人文内涵的理解趋于狭隘。当研究者用“什么是科学的”以及“什么还不够科学”的标准来评判训诂学史，就会误解甚至割裂训诂学的人文内涵，障蔽训诂学史的完整性。再次，“科学化”的训诂学不断深入疑难、微观的语文世界，覆盖了大量的古代文本，取得了丰富的考证成果。与此同时，过度的微观化也削弱了人文研究的意义追求，让清代后期以来的繁琐之弊渗透在现代训诂学中。还要指出的是，当训诂考证进入到“e时代”，在项目化管理和数字人文的共同作用下，训诂学研究中出现了某种“工业化”倾向。通过文献检索与训诂程式的结合，迅速培养字词考证的研究团队，形成了“批量分工—限时提交—逐层审核—权威定稿”的集体工作模式。这种“训诂工厂”的产生，是科学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同导致的现代性压迫的一个缩影。它不仅意味着学术精神的离散，更蕴含着学术德性的危机。

凡此种种，都指向了对训诂学的科学精神的反思，旨在人文性与科学性的综合视域中，更完整地理解中国训诂学的精神本质与学术传统。事实上，对科学主义的反思是20世纪人文学术的共同方向，只是在传统语言学领域来的更晚一些而已。正如我们在导语中所说，这一反思为训诂学与阐释学的跨学科结合提供了重要启示。中国现代文明的建设需要深入阐释民族的人文经典，当训诂学在经典阐释中发挥必不可少的基础作用，在人文世界中全面激活其学术潜力，更为完整地理解自身悠久的人文传统，它也就获得了充沛的时代生命力。在训诂与阐释的传统中探求训诂学当代发展的新动力，在小学与义理的关联中摆脱科学主义的流弊，让训诂学在学科独立的基础上回归人文传统、重启人文精神、开拓人文方向，这正是“返本开新”的意义所在。

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本转载仅供学术交流之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侵权，敬请联系，万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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