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子扶苏，秦始皇的长子，大秦王朝不出意外的内定继承人。他的名字“扶苏”，就是取自《诗经》中一首经典的郑国民间情歌——《山有扶苏》，描写的是一个女子在约会时与爱人的打情骂俏：

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

山有乔松，隰有游龙，不见子充，乃见狡童。

意思是说：

高山上面有大树，荷花长在低洼地。不见子都美男子，倒碰上个狂妄笨东西。

高山上面有青松，荭草长在低洼地。不见子充美男子，倒来了个狡猾色小子。

由此可以推断，始皇帝与扶苏之母或许有过一段甜蜜而浪漫的爱情，他对他们这爱情结晶当然更是十分疼爱，也抱有很大的期望，所以才将其取名为“扶苏”（树木枝叶茂盛之意），希望他能好好地继承整个法家帝国，让大秦日益繁盛。

但始皇帝没想到的是，扶苏长大之后，并没有成为一个杀伐决断的法家传承人，反而成为了一个儒家信徒。

我们读历史，总有一个错觉，总以为大秦虎狼之国，必定是罢黜百家，独尊法术，其实不然，至少在大秦王朝建国之初，秦始皇对待诸子百家的总体态度是开明的。在《汉书·艺文志》收录的百家著作中，明确为秦始皇时期秦人著作的，有《黄公》四篇与名家《成公生》五篇（注1），以及敢于“难秦相李斯”的纵横家《零陵令信》一篇，还有儒家《羊子》四篇，其中这羊子与黄公，便是在秦始皇秦廷任职的博士。

原来，十几年前，东方世界的精神领袖荀子曾到秦国考察，发表意见认为秦国什么都好，但“其殆无儒邪，此秦之所短也”，又说“（儒）无一焉而亡”。看来，这位古典政治哲学的先师，已敏感的认识到了法家与儒家的不足之处，他认为只有秦国的法家治理体系，加上儒家的贤能政治与信义仁爱，才能成为未来天下正道。所以嬴政统一天下后，便极力招揽儒家参加政府，为他整饬风俗（注2），并建立与皇帝相关的全新礼仪制度。秦始皇还沿袭战国晚期齐国的制度，设置博士官七十余人（注3）,让百家之士（主要是儒生与方士）都参议朝政，从而组建了一个高级顾问智库集团，以鼓励学术，并服务政治。高敏《云梦秦简初探》在分析了秦始皇时期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这篇秦吏思想培训教材之后，亦明确提出秦廷存在儒法杂糅倾向。如这其中就有“君鬼（读怀，和柔的意思）臣忠，父兹（慈）子孝”之语。这非孤例。陆续出土的王家台秦简、岳麓秦简、北大秦简中也都有类似的儒家文字。

也就是说，秦始皇其实在一开始，是想兼用百家，让东方的知识分子都参与到帝国统治而为自己所用的，然而随着秦宫之中儒法之争愈演愈烈，甚至出现了某些厚古薄今，乃至讥讽、批评皇帝的言论（注4），这终于使秦始皇改变了心意，他最喜欢的一本书《韩非子》就说了：“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看来，这帮儒生还是养不熟啊（注5）！“收天下兵”这种物质上的缴械还不够，必须加上思想的缴械。

于是，接下来，秦始皇便在李斯的配合下，开始焚书坑儒，废除私学，并将朝廷法令确立为帝国的唯一意识形态。

需要注意的是，秦始皇焚书，并不是要把所有书都烧掉，他要烧的，第一是具有讽刺秦国内容的六国史书，第二就是民间收藏的诸子百家书籍，而七十二博士官及其弟子的书籍，是一本也不会烧的。那没有书老百姓的教育怎么办呢？“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规定只有精通律法的现任官吏，才有担任教师的资格；其实就是将教育，变成了贯彻皇帝个人意志（用法令的形式）的工具。这便是李斯“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的法家政治理念。也就是说，所有臣民都不再允许拥有个人意志，一切想法都与皇帝保持一致，那么天下就自然安宁了。

至此，百家争鸣的游士风流与私学时代宣告终结，读书人唯一的出路，是学点技术，医药、种树、占卜、星象之类（注6），其他有关意识形态与道德是非的学问，一概不准研究。再要么就是学法令，还只能放下架子，跟着秦吏学，然后乖乖进入体制，接受秦朝严格的官吏考课。如果这也不想做，那就只有喊一声“秦非吾友”跑去造反了。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私学之禁，最早的理论源泉其实来自当年的荀子与韩非，秦始皇与李斯只不过在适当的时机予以实施而已。如《荀子·正论》曰：“聚人徒，立师学，成文曲，然而说不免于以至治为至乱也，岂不过甚矣哉？”《韩非子·五蠹》曰：“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诡使篇》更认为：“凡乱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学者也。”所以必须“禁其行！破其群！散其党！”

当然，不唯法家，先秦诸子都有我之学术独尊的意识，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吾为此惧。”墨子则有《非儒》之篇，言：“今孔某之行如此，儒士则可以疑矣！”就连庄子亦有《天下》之篇，说：“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道术将为天下裂。”至于解决办法，《吕氏春秋》有《不二》篇，提出：“听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荀子则著有《非十二子》一文专论思想统一，就连本门的孟子一派也一并批评摒弃。

看来，中国之学术，向来有唯我独尊之传统，争鸣只是暂时的，最后大家都追求整合一种主流统治思想。不过在具体实施上，秦之手段过于武断僵硬，而汉之手段则较为灵活，懂得用儒学水平来选用提拔官员，以引导代替强制，将文化纳入体制，从而使儒术独尊的同时，却沦为政治的婢女，不再拥有自由的灵魂。据长沙走马楼吴简所见（见J22-2695号简），就算到了专制制度已经相当宽松的三国时代，东吴乡吏仍要负责维护官方文化统治而杜绝异端“私学”之责，虽然当时官学已由尊法一变而为尊儒，但私学之禁如故。所以直到明代仍有学者李贽认为秦之焚书乃“战国横议之后，势必至此，自是儒生千古一劫，埋怨不得李丞相、秦始皇也”（注7）。甚至有现代学者也认为，如果法家不那么绝对地排斥道德、文化、教育，或者引入某些协调和缓冲机制，或者秦王朝如果不那么短命，有足够的时间总结经验教训，部分地修改自己的理论，同时综合先秦百家的成果，那么，儒家恐怕是很难代替法家登上意识形态的王座的（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精神》）。

当然，不唯中国，西方也有禁锢思想、毁灭文化的传统。古代西方最大图书馆亚历山大图书馆，就数次被宗教战争所毁，而古罗马图书馆也被教皇所毁，再加上各种宗教迫害与异端审判，导致了比古中国更可怕的中世纪千年黑暗。看来，在文化毁灭与思想禁锢这项“伟业”面前，东海西海，倒也心同理同了。

至于坑儒，则事发于一帮方士违反了《焚书令》的后半部分：“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意思说有谁敢借用儒家古典诗书非议朝政，反对改革的（注8），通通死啦死啦地！其实此种法家观念，商鞅韩非早有提出，他们把这种人称为六蝎五蠹，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很显然，这种以武力管控言论的行为，不可能统一思想的。虽然秦有非常完备且成熟的国家治理体系，但再完备的体系，也只能管人的行为，很难管住人的思考，况且秦也没有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那种强势洗脑术。

所以，作为帝国的继承人，扶苏对“焚书”还算可以理解（注9），但当秦始皇开始“坑儒”的时候，扶苏终于受不了了。尽管这次被坑的很多都是方士，但战国秦汉时儒家与阴阳家多有重合，儒家中的齐学一派就讲究天人感应，阴阳五行那一套玩儿的很溜。如汉代儒宗董仲舒就精通阴阳学，还会搞天气预报，求雨止雨，相当灵验，乃至被章太炎称为“神人大巫”（注10）。总之当时方士与儒生分得不是很清楚，史书中亦称其“文学方术士”或“诸生”，足见这是同一帮人。所以物伤其类，扶苏对这帮读书人相当之同情，于是率然直谏：“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

秦始皇闻言，又怒又忧又喜，怒的是扶苏居然公然顶撞自己，否定自己的政策，忧的是扶苏竟如此没有权谋意识，身为有很大希望继承帝位的皇长子，却贸然公开自己的儒家政治倾向，去得罪一大批掌握实权的法家大臣，这样做是非常不明智的。喜的则是，扶苏对当时的社会危机认识的还是非常清楚的，秦始皇也明白，当今天下不安（否则秦始皇也不用辛苦巡游那么多次），秦政府应当在合适的时机实施政治转型，以求长治久安，但事情得慢慢来，一朝天子一朝臣，秦始皇是靠法家与军功爵制度打天下，那么他就必须重用法家大臣，维护军功利益集团；以后等你扶苏上位了，你再慢慢慢慢的往法家系统里掺沙子，培育新的儒家基本盘，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能需要好几十年的时间韬光养晦积累实力，可你扶苏还啥也没有，就急匆匆的乱表态，你让李斯赵高这些靠法家执政的大臣怎么看你，日后又怎么帮你上位？

为今之计，只得让扶苏先离开咸阳，去边关蒙恬那里担任监军，一则可以历练一下，多点实践不要死读书；二则也是为了保护他，免得他再发出不和谐的声音，甚至跟朝中一些法家大臣起冲突；三则还是觉得扶苏太仁弱，得让他去军队锻炼出一颗帝王的杀伐之心，另外在北疆之地体会一下帝国的危险，继位之后也不至矫枉过正。更重要的是，蒙恬精通兵家与法家，又功高谋远，深得始皇信任，他定能将扶苏培养成一个刚毅果敢又不失仁孝稳重的合格接班人。

中国历史上所有伟大的帝王，对于自己的身后事，都会费尽心思务求安排的妥妥当当。始皇帝对于自己属意的接班人，做的诸多安排，可谓用心良苦了（注11），可惜他机关算尽，还是无法预料到事情的发展竟然完全出乎了他的既定轨道，无数的偶然结合成一个必然，让他的一切努力成空。关键的问题是，秦始皇只有人事安排，却没有制度安排，则一旦人事失控，那么所有安排都会失败。在皇帝制度下，皇帝是天下一人，如果继承出现问题，则整个国家完蛋，所以必须尽早定下皇后人选（注12）与储君人选，以巩固皇权，同时以防不测。你看明朝嘉靖年间多少大臣拼掉性命都要逼皇帝立储，原因就在这里。只可惜，秦始皇是世界上第一位皇帝，并无前例可循，所以整个统治集团对此重视程度都不够，更糟糕的是，秦始皇迷恋修仙，以为自己可以长生不死，永远统治这个永远存在、永远不灭的帝国，这一个想法大大的害了他，也害了整个帝国。

孤独到窒息，自信到巅峰，这就是千古一帝的风采，但同时也是这千古一帝的狂妄与痴愚。于是，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于沙丘暴毙，赵高与李斯假传圣旨，害死扶苏与蒙恬，拥立秦二世胡亥上位。

贾谊《过秦论》云：“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注13）。”其实，如果胡亥上台后，肯稍微松一下老百姓脖子上的绳子，给他们一点破衣糟糠，给他们一点活路，就能让他们感激涕零，甘心诚服。可没想到这小皇帝比老皇帝还要狠！当然，一直以来，秦都是通过“轻罪重罚”、“以刑致刑”及连坐制度，源源不断地将百姓从短暂的免费劳动力（征发徭役），变成永久的免费官奴（刑徒），以应付秦国时期大规模统一战争的后勤工作（注14），以及帝国时期上下各种空前的大工程，乃至供养秦帝国扩张后边远地区的行政机构（注15）。也就是说，刑徒经济才是大秦灭亡的根源，它早已在瓦解秦的肌体，而秦二世变本加厉，只是促发了秦的崩溃。因为刑徒经济不仅低效（由于管理粗暴，甚至不如私奴效率高），更重要的是，人民在秦国时代，尚可通过军功爵不断地跃升阶层；而在帝国时代，却只能在严苛的秦法中，不断地跌落阶层。这才最终导致了天下各阶层的反叛。现在，大家要等的，只是一个振臂一呼的带头者，至于此人贤否愚否、贵否贱否，都不是很重要。

这正是：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秦二世暴政仅三个月后，立国五百年的大秦江山就被他折腾得奄奄一息了。于是，当大泽乡的一席暴风雨倾盆而下，大秦帝国的掘墓人突然如雨后春笋般从帝国的各个角落冒了出来，绵延不绝，气势惊人。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一支九百人的小部队开到了泗水郡蕲县大泽乡(在今天安徽省中部宿州市附近)，他们都是被帝国征发去渔阳（注16）戍边的“闾左”之人，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认为，所谓闾左，就是免除徭役的军吏（秦时复除者居闾里之左），爵位至少是第四级“不更”（更就是轮流服役的意思），这亦说明秦二世上马的工程项目太多，已经无人可征，只有加重法律，将这些免役的地方军吏“適戍渔阳”（注17），其实就是通过各种连坐制度让他们“被犯罪”，然后发配守边疆。

有两个在史书上没有留下名字的县尉负责押送这支队伍，他们并不知道，这九百戍卒就是帝国的掘墓人，当然，也是他俩的。

他们也不知道，在这九百人中，有两个即将名垂青史的一代人杰，陈胜、吴广。

陈胜与吴广的官职是屯长，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军吏，爵位当在大夫之下的最高民爵“不更”（注18）。另外，陈胜字涉，吴广字叔，而当时下层民众姓氏意识极其淡漠，很多秦末汉初贫民的墓志与契卷中都有名无姓（注19），更别说字了。另据《仪礼·士冠礼》，“字”必须是士以上家庭，由有权穿朝服的贵族父兄与宗族父老协商后共同授予的，所以一般平民是不可能有字的。与陈胜吴广同时期的韩信、曹参、刘季、萧何等平民都没有字，足见此二人应出身落魄贵族，而非普通百姓。

这样我们就可以深深理解陈胜吴广二人的怨忿了。他们本是大时代下可怜的破落子弟，辛辛苦苦奋斗了一辈子，总算又从雇农混上了屯长，眼看再努力一把就可以实现阶级跃升，混成吃香喝辣的人上人，如今却又被適戍边疆，前途渺茫，出路在何方？

偏偏这时候，大泽乡还下雨了，暴雨，没办法继续前进，他们只有等，等雨过天晴。

可是这场暴雨下了太久太久，就跟“天下苦秦久矣”一样久，终于，他们误期了，这可怎么办，秦法严酷，误期可是要杀头的（注20）。

面对杀头之罪，陈胜吴广相与谋道：“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逃跑也是死，举事也是死，都是死，为国而死可以吗？——看来，陈胜举事为的是“国”，这个国，当然不是秦帝国，而是楚国。陈胜与吴广都是有着秦国军官身份的楚国遗民，举事的原因是对自己供职的大秦帝国彻底失望，所以要“天父地母，反秦复楚”，总之绝不是教科书上所谓一群农民想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

举事的动机与目标都有了，下一步就该商量举事的品牌了。商场需要品牌效应，造反也一样。

陈胜分析道：“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年长且贤，只因屡谏始皇，遂致迁调出外，监领北军。二世篡立，竟无罪杀之。百姓多闻扶苏之贤，却未知其死也（注21）。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其已身死，或以为其已出亡。我等如欲起事，最好托名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倡，则必多闻风响应者。”

吴广一听，这是个好办法啊，他俩在自己村里算个名人，在外面就是个人名，根本没人认识，如不找些鼎鼎大名的品牌出来号召群众，只靠这区区九百人，想对强大到令人战栗的秦王朝发起攻击，恐怕死的会比去渔阳还快。而且听说项燕当年正是在大泽乡附近的蕲县之南以身殉国的，在这样一个极具纪念意义的地方起事反秦，必能对楚人产生最大的号召力，陈老大的计策妙啊！

项燕成为陈胜吴广起义的招牌自不难理解，但这里面为何会有秦公子扶苏的事儿呢？李开元先生在《秦谜》一书中考证认为，扶苏的母亲或为故楚王室的女子，他本身就是当年秦楚联姻的产物，故为楚人所尊信，且曾被寄以厚望。但作者以为，陈胜吴广这么做，主要目的还是为了统战帝国长城兵团与秦人中同情扶苏的力量，毕竟陈胜吴广既是楚人，也是底层秦吏，他们懂得从另一个角度思考问题。也许，在陈胜吴广的心中，秦制也没什么不好，只需交给类似扶苏这些种体制中的健康力量来改造一下就行。后来刘邦萧何这些造反的秦吏大概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事实上汉朝更尊陈胜之法统，而对楚义帝只是用完就算。

扯远了，总之，计议已定，说干就干，某月黑风高杀人夜，陈胜吴广请两个县尉喝酒，趁其醉格杀之，然后召集戍卒，道：“诸位，此行为雨所阻，已是误了行期。按起军法，都该斩首。假令侥幸得赦，戍守边疆，死者也是十之六七，奈何？”

众人茫然不知所措。

陈胜复道：“今二尉已为我二人所杀矣！”

众人大惊。

陈胜突然振臂高呼，喊出了一句相当有煽动性的slogan：“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戍卒们的热血沸腾了——这些奋斗了半辈子好不容易混到中产阶级的免役军吏，如今却面临凄惨的戍边乃至死罪，此等落差让他们无法接受，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搏一搏，单车变摩托！于是大家齐声高呼：“大楚兴，陈胜王！大楚兴，陈胜王！！……”

滂沱暴雨剧烈的敲打在每个人狂热的脸上、身上，却分毫不能浇熄他们胸中渴求功名的熊熊欲焰。

陈胜不愧为一个出色的政治鼓动专家，要知道在秦以前甚至包括在秦朝的政治制度下，士人通过努力，或许可以成为将相，但想要成为王侯，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当时帝国遍布逃亡苦役者，其中不乏江湖英豪（注22），但大家都恐惧于暴秦的威势，或囿于千年来的思维定式，大多还只想做个逍遥快活的山大王，乐活一天算一天，压根还没想过推翻帝国称王称霸的事儿。

所以陈胜这句话，无异于世界上最早的一次人权及公民权宣言，它不仅给大泽乡戍卒，也给全天下的平民百姓们指出了一条虽然危险却曙光万丈的道路，那就是——举大名，起大事，想前人之未敢想，做前人之未敢做，卑贱之身，也能称王封侯，也能创建帝国！我们失去的只是锁链，而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

于是，反抗暴秦的第一枪打响了，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号称大楚，一战下大泽乡，二战下蕲（今安徽宿县），三战又连克蕲以东的铚（安徽宿县）、酂（河南永城）、苦（河南柘城）、谯（安徽襄县）诸县，及至兵临陈城之下（今河南淮阳），陈胜军已增至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

短短十几天，九百斩木为兵的乌合之众就变成了数万全副武装的大军，这扩张速度，也真是快得离谱了。陈胜吴广敏锐的抓住了历史最好契机，一举创造了奇迹！

陈城，乃秦帝国之陈郡首府，远古时为伏羲圣地，春秋时为陈国国都，战国后属楚，后期称郢陈，白起陷鄢郢后曾为楚故都38年之久，自它被秦攻占的那一刻起，这里的楚人们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反抗，多少故楚精英、豪杰蛰伏在这座历史名城内，就等着群起发难的这一天！

现在好了，一支强大的楚国力量已席卷而来，那还等什么，共举大事吧！

于是，里应外合之下，帝国在故楚之地最重要的一个战略基地被陈胜轻松拿下，楚人们算是拥有了自己的革命根据地。时隔十四年，秦楚之争终于再次开启，并将在接下来的数年中成为历史的主导！

陈胜攻下陈城后，势力持续扩张，不多久功夫，就来了一大批英雄豪杰云集到他的座下，包括魏国名将信陵君魏无忌的门客、大梁名士张耳和陈馀，魏地豪杰周市，楚上蔡豪杰蔡赐，楚陈地名士武臣和邵骚等，其中甚至还有带着儒家礼器不远千里前来投奔的孔子后裔孔鲋。孔鲋乃孔子的第八代嫡孙，父亲孔慎曾经做过魏相，他自己也曾被秦始皇封为文通君（见《阙里谱系》），而他的弟子叔孙通，后来做了刘邦的文化部长，为汉朝制定礼仪，是儒家发展的关键性人物。总之，孔鲋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学术宗师与名门贵胄，却不惜委质为臣于匹夫称王的陈胜。看来，焚书坑儒后，儒家在秦真是没有活路了（注23）。秦的强权，堵上了所有人的嘴巴，也堵上了所有人的生路，每堵上一处，压力就要增大，结果就像高压锅一样不断膨胀，最后爆炸。

于是，这些英雄豪杰与德高父老们都向草民陈胜劝进道：“将军身被坚执锐，率士卒以诛暴秦，复立楚社稷，存亡继绝，功德宜为王。且夫监临天下诸将，不为王不可，原将军立为楚王也。”（注24）

陈胜自小就有燕雀不知的鸿鹄之志，如今大翅得展，自然不加客气，遂自立为陈王，国号“张楚”，也就是“张大楚国”之意。从姓氏与籍贯来看（陈胜乃陈郡阳城人），陈胜很可能是陈郡所在的古陈国国君的后裔，同时也就是舜帝的后裔，他在这里自称陈王，还要张大楚国，也可算是雄心勃勃意义重大。

于是，当张楚这杆迎风飘扬的旗帜在陈城冉冉升起，四方豪杰开始争相起义，纷纷杀死当地秦政府官员，举兵响应陈胜，山东六国之地，几千人一队的反秦武装比比皆是，星星之火转眼燎原。看来，秦的法家思想虽然主张专制皇权至高无上，但其疏于核心价值观建设，反而对于皇权的权威性与神圣性不利，一旦“法术势”的堤防溃决，就如曹操所言“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矣。而这个可支撑中国古代王朝治理体系且能让天下大多数人接受的的核心价值观（或者说文化价值理念），要到汉武帝时期才基本实现。

所以，作为一个从社会中层跌落的草莽英雄，陈胜除了有些策划与演讲的本领，能力其实很一般，论军事远不如项羽韩信，论政治远不如刘邦萧何，论谋略远不如张良陈平，甚至在秦末楚汉群雄中随便挑一个出来，也比陈胜强些。但陈胜胜就胜在其虽燕雀之身，却有鸿鹄之志，关键时刻敢为天下先！特别是在历经千年周朝血统政治之桎梏、又经虎狼暴秦法家高压之统治，天下人无不战栗恐惧，敢怒而不敢言，敢言而不敢做，陈胜却振臂一呼，奋然而起！这种巨大的勇气实在令人折服。而陈胜能有这等格局，也再次证明他并非无见识的庸众，更间接证明他少时必然“阔”过，所以才能对天下大势有着如此深刻的洞察。

数年前，当秦帝国庞大而精锐的步骑警卫簇拥着秦始皇盛大的车马仪仗巡行天下的时候，在满地乌压压跪倒的人群中，亭长刘邦发出了艳羡的呼喊：“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而豪杰项羽的重瞳中也冒出了狂热的神采：“彼可取而代也！”

但先他们一步而传遍天下的却是陈胜振聋发聩的吼叫——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不管是六国的旧贵族、精英、游侠还是底层民众，都可以亡秦，反抗者不分贵贱，掘墓人遍布天下！

这就是中国人的反抗精神，面对强权、暴政或者外侮，中国人死不低头，绝不认命！自陈胜首倡此精神以来两千余年，已不知打碎了多少王冠，清理了多少权贵世家，干挺了多少嚣张异族。中国人民从不断地反抗之中，让强权力量与统治阶层明白了，什么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

这正是：五帝三皇神圣事，

骗了无涯过客。

有多少风流人物？

盗跖庄蹻流誉后，

更陈王奋起挥黄钺。

歌未竟，

东方白。

——毛泽东《贺新郎·读史》

注1：据《汉书·艺文志》及颜师古注，“黄公名疵,为秦博士,作歌诗，在秦时歌诗中”。成公生则是在李斯之子三川太守李由处“游谈不仕”的清客。

注2：秦始皇刻石中有大量秦政府利用儒家伦常整饬地方风俗的记录，并包含大量仁、义、德、圣等儒家推崇的内容。

注3：博士之官，盖源于齐国的稷下学宫，汉初名臣叔孙通做过秦博士，也做过汉博士，故号“稷嗣君”，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谓“盖博士即稷下之先生也”，又云：“游稷下者，既得优游之养，而无政事之劳。”所以秦廷与稷下一样，皆定员70人。此因孔子拥有七十弟子，故效法以示尊重也。

注4：除了众所周知的方士卢生讥讽秦始皇一事外，秦始皇在即皇帝位第三年（公元前219年）封禅泰山时遭遇暴风雨，也被儒生们私下嘲笑说他不配举行这种典礼。《说苑·至公》还记载说有一位秦博士鲍白令之曾当众批评秦始皇说：“陛下行桀、纣之道，欲为五帝之禅，非陛下所能也。”蒙文通先生考证，这位勇于面责秦始皇的鲍白令，就是战国至汉初的《诗经》重要传承人浮丘伯（《经血抉原》）。

注5：法家虽脱胎于儒（其思想最初也有相通之处），但这胚胎长大后，就越来越反儒了。因为法与儒在意识形态上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它们注定无法和谐共处。如郭店楚简出土之儒家残简《六德》曰：“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又说：“父子夫为内，君臣妇为外。”《语丛》则曰：“友，君臣之道也。不悦，可去也；不义而加诸己，弗受也。”《礼记》上也说：“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可见先秦儒家一向将家庭人伦与个人自由视于君主之上，甚至“君仁”还在“臣忠”之上，而这与法家的君权至上与社会管制思路是根本相悖的。

注6：秦只焚“诗、书、百家语”，却并不焚“医药卜筮种树之书”，结果很多儒者不得已而杂入于阴阳，故西汉之儒学实为阴阳化之儒学，汉武帝名为罢黜百家，实则定于阴阳家一尊。参见傅斯年《性命古训辩证·释义》。

注7：李贽评纂：《史评纲要》，中华书局，1974年，第90页。

注8：儒家向来讲究“法先王”，遵古典，搞复辟。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秦朝博士儒生淳于越则说：“事不师古而长久者，非所闻也。”而这正是秦始皇与李斯的革新派法家最最无法容忍的。

注9：其实焚书之行为，古已有之，当有人问及孟子西周古制时，孟子就说：“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孟子·万章章句下）而当初商鞅变法，也曾“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篇》）。

注10：详见章太炎《检论》及《诸子学略说》，章太炎还提出，“儒”原来写作“需”，“需”就是求雨的巫师。孔子自己也说：“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也。”（马王堆汉墓帛书《易传》）

注11：常有一种观点认为史上没有储君在外统军的例子，故秦始皇从未想过让扶苏当继承人。但其实先秦时储君在外统军的例子太多了，如魏武侯、魏惠王太子申都是如此，另外还有大量储君在外为质，这应是当时锻炼储君的一种常用方式。

注12：史书并没有提到秦始皇的皇后，估计并未册立。所以秦朝可称史上唯一没有皇后与外戚的王朝。从嬴政放逐昌平君、处死嫪毐、幽静赵姬来看，不立皇后恐怕也是秦始皇有意为之，目的就是根绝秦朝的外戚势力。

注13：2013年在湖南益阳兔子山出土秦简中发现了一封秦二世即位诏书，曰：“天下失始皇帝，皆遽恐悲哀甚。朕奉遗诏，今宗庙事及箸（著）以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律令当除定者毕矣。元年与黔首更始，尽为解除故罪，今皆已下矣。朕将自抚天下吏、黔首。其具行事，毋以繇（徭）赋扰黔首，毋以细物苛劾县吏。”一口一个仁政，简直不要太迷惑老百姓，只可惜，说的比唱的好听，但终究都是空话。

注14：睡虎地秦简出土的两封家书，显示了灭楚战争时期两个被征发徭役的士兵“黑夫”与“惊”的生活苦状。

注15：湘西出土的里耶秦简详细记载了当地的刑徒经济。最糟糕的是，秦法对于刑徒并没有确定的刑期，属于身份刑，这就相当于无期徒刑，且代代相传，子子孙孙都是臣隶；只有弄来爵位或罚金，才能赎刑。直到汉文帝刑罚改革后，身份刑向劳役刑过渡，刑期开始“有年而免”，这才渐渐终结了可怕的刑徒经济。

注16：在今北京市附近，此处正是长城刑徒汇聚之地，今北京昌平的居庸关之得名亦是由此；元人王恽《中堂事纪》云：“世传始皇北筑时居庸徒于此，故名。”庸通佣，即刑徒也。

注17：《汉书·晁错传》中记录的晁错上书也反映了此事：“秦民见行，如往弃市（一旦被征发犹如被问斩），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先发吏有谪（有罪之吏）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蒙恬篇提到的岭南秦军，也属于这种谪戍，只不过到了秦朝后期又多了个“闾左”。

注18：据《商君书·境内》：“五十人一屯长，百人一将。”屯长可管五十人。据《后汉书·百官志》：“屯长一人，比二百石。”而汉承秦制，秦军中的屯长，大致是俸禄二百石、有编制的正式军官。另据《韩非子·定法篇》：“商君之法，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稍加计算一下，陈胜应该已升了四级爵位到达“不更”了。

注19：汉初张家山汉简中也是“不敬”“獾从”“畜”“豹”“熊”“醉”之类的名字，几乎没有姓。后来是经过汉儒的努力建设，西汉中晚期的普通民众，才开始模仿先秦贵族，普遍建立了自己的姓氏。西汉中后期居延汉简中普通戍卒的名字，都有了我们熟悉的姓氏。这在人类史上是极其独特的现象。欧洲、日本和朝鲜平民普遍获得姓氏这一过去贵族才有的事物，要迟至19世纪了。参阅李竞恒：《儒学是鼓励平民模仿做贵族的学问》，《文史天地》2022年第9期。徐复观也认为，汉代大体是到了西汉宣、元、成时代，天下比较安定，每人才皆有其姓氏，而平民得到姓氏，这才能与贵族一样得到家族的庇护，结成坚韧的自治体，增加家与个人在患难中的捍卫及争生存的力量。参阅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一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92页。

注20：按照成书于战国晚期的云梦秦简之《秦律十八种·徭律》：“御中发徵，乏弗行，赀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谇；六日到旬，赀一盾；过旬，赀一甲。其得?（也），及诣。水雨，除兴。”秦政府征发徭役，对迟到者最高处罚只不过缴纳价值一副铠甲的罚款，而且因为大雨导致的迟到和误工，是不会进行处罚，而且会取消征发的命令。但史书记载到这里却说误期要杀头，一种可能这是军事行动，不是普通徭役，不适用《徭律》；另一种可能则是赵高胡亥已全盘修改了祖宗定下的秦法，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二世即位后，“乃更为法律，务益刻深。”

注21：陈胜吴广只是一介屯长，却知道扶苏无罪被杀，可反映社会上对胡亥继位的广泛怀疑。而二人又说普通百姓不知道扶苏已死，但他们知道，则可从侧面证明陈胜吴广并非普通贫民，而是曾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中产阶级。

注22：如“亡匿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的刘邦，“亡之江中为群盗”的英布，“亡在泽中”的桓楚（项羽部将），以及“渔钜野泽中为群盗”的彭越；若不是陈胜首倡，他们还不知要做多久的边缘人。

注23：秦末汉初之时，有大量儒生名士生计窘迫，陷入十分落魄的境地，如郦食其未见刘邦之前只是一“监门吏”，娄敬则只是一“戊卒”。

注24：见《史记·张耳陈馀列传》。只有张耳陈馀劝陈胜勿在陈地称王，而速进兵入关破咸阳灭秦以成帝业者，一以陈胜缺乏领导当时群伦之历史威望，一以乘秦之不及也。若陈胜当时能用张耳策，待破咸阳之后而称王（乃至称帝），则其顺应六国人心与灭秦之声威，即足以补救其缺乏历史声望之缺陷。参阅李震：《中国历代战争史话》，九州出版社，2023年，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