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政治是一门对参赛者素质要求极高的学问，凡是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印迹的优秀选手无一不是突破了人性的重围，所有的动作都只是为了目标服务，表演更是属于家常便饭。

同治三年（1864）7月19日，天京城被湘军攻破。随着折磨清王朝数十年，影响范围波及大半个天下的太平天国运动被平定，大清庙堂不仅没有时间欢庆，反而再一次神经紧绷，从朝堂到地方都进入了紧急戒备状态，高度敏感。

没办法，满汉之别是刻在清王朝基因里的东西，对汉官势力的提防贯穿了清王朝的整个生命周期。虽然因为八旗和绿营的腐朽，朝廷不得不起用汉官在地方办团练以协助朝廷剿灭太平军，但从咸丰到慈禧，清廷对于汉官的态度始终是既用又防，咸丰收回对曾国藩湖北巡抚的任命、满官联合起来准备以杀掉左宗棠的方式敲打汉官，都是具体表现。

如今，汉官、湘系，已经随着剿灭太平军全面崛起，湘系势力向朝廷和地方大面积渗透，清廷怎能不紧张。黄袍加身，成了慈禧和满官势力的噩梦，如何防止历史剧情的重演，倒逼着清廷必须拿出相关预防方案。

这是满汉之别造成的局势紧张。

同时，这也是朝廷和地方的矛盾。

历史上任何战争，只要是地方军队充当主力，朝廷都必须得承受地方势力坐大的风险，就像唐王朝在利用地方势力平定安史之乱后不得不面对藩镇崛起的事实一样。为什么宋高宗赵构非要诛杀岳飞，就是因为以岳飞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在抗金的过程中已经崛起，严重威胁皇权。

如今，湘军也在平定太平军的过程中滚雪球般壮大，已经严重威胁到朝廷的安危。在清廷的认知中，湘军的威胁一点也不比太平军小。

江湖上“三千里长江上下，无一船不挂曾字旗”的传言更是将这种紧张情绪渲染到了极点。

再说，湘军的军饷也完全来自地方，这就更让湘军将士对朝廷根本没有什么认同感。就像历史上的任何藩镇，地方官通过军权、财权、政权已经完全将手里的军队变为自己的私兵。而军权旁落往往是一个王朝灾难的开始。

也就是说，满汉之别、朝廷和地方的矛盾，让清廷对曾国藩不得不防。

但谁也没想到，左宗棠的一道奏折却将局势进一步升级，在奏折中，左宗棠向慈禧汇报：“幼天王洪天贵福并没有死，而是成功突围之后逃亡。另外，天京城内的太平军也并没有被全歼，大部分都突围而出。”

满纸都是对湘军、曾国藩的攻击。

左宗棠的奏折就像扔到湖水中的一颗巨石，慈禧马上就找到了用力的方向，紧接着就是一顿霹雳输出：“曾国藩上报幼天王被杀的假消息性质恶劣，从南京城突围出去的太平军数量到底有多少，请马上细查，将那些防范不力的将领名单给我报上来。”

慈禧能亲自手写这道圣旨，已经完全将她对湘军如临大敌的心态暴露了出来。

慈禧对湘军是如临大敌 图源/剧照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慈禧也是故意在刺激曾国藩，以检测他对朝廷的忠诚指数，弄清他的真实心理。

同时，朝廷也开始着手调查天国圣库财富的去向，并要求曾国藩将湘军各营历年来的开支列成明细报上来。

说白了，慈禧根本不是要给湘军报销军费，了解湘军内部的底细才是真实目的。

湘军上下本来都在等着朝廷的封赏，结果却是来自朝廷的地震，作为统帅的曾国藩更是惶恐不已，只能一边向朝廷解释，一边裁撤湘军以让太后放心——

同治三年（1864）8月21日，曾国藩将自己的嫡系部队由曾国荃统率的吉字营五万人一次性裁撤掉一半，剩下的两万五千人，一万人守南京城，一万五千人外出打游击；强制让灭掉太平军的首功之臣曾国荃回湘乡老家休假。

这套组合拳打完之后，曾国藩才安全落地，将朝廷和湘系的矛盾维持在一种可控状态。

8月30日，曾国藩上折在向朝廷一一解释相关问题的同时也参了左宗棠一本：“杭州城破时有数十万太平军成功突围，而左宗棠汇报朝廷的数据却是数千。”

互相攻击，曾左彻底失和，此后八年，两人都再未有过往来，直到曾国藩去世。江湖上对两人关系的定位是：彻底失和。

这只是表面，其实大家都忽略了一个事实，在太平军被剿灭之后，曾国藩和左宗棠等汉官不仅没有跌入兔死狗烹的历史定式中，左宗棠的楚军还进一步成为朝廷的正规军，继续在历史舞台上创造神话。

以结果来反推，曾国藩和左宗棠的互相攻击就有必要抽丝剥茧作进一步的解读了。

在攻克天京城之后，包括曾国藩和左宗棠在内的所有汉官、湘系成员都形成了一个共识：湘军已经成为朝廷新的敌人。这从慈禧作出的一系列安排就能看出来朝廷对湘军的防范——

钦差大臣官文率领二十万大军驻守武昌，控制了长江上游；

僧格林沁率兵驻守安徽、芜湖；

富明阿统率大军镇守在镇江、扬州，控制了长江下游；

京师附近还驻守着几十万八旗和绿营；

金陵城内的湘军被朝廷大军从各个方向监控了起来；

...

同时，这些人也接到了慈禧的密令：“如果发现湘军有什么异常举动，马上动手。”

清廷安排大量军队防备湘军 图源/剧照

汉官、湘系、湘军的前途命运瞬间变得极其不确定。

如何应对局势，湘军内部分为两派：以曾国荃为代表的湘军将领支持曾国藩复制黄袍加身的剧情，和清廷争天下；作为统帅的曾国藩则坚决反对站在朝廷的对立面。

至于曾国藩为何反对湘军上下的“劝进”行为，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曾国藩的第一身份属性是理学之徒，背叛朝廷，就等于背叛自己、否定自己；湘军暮气太重，派系林立，已经打不了仗了，不一定是八旗的对手；列强虎视眈眈，曾国藩不想因为内战将整个民族拖下水，成为历史罪人；清廷势力依然强悍，且已经对湘军做了相关防范。

想明白了这些，曾国藩就以“倚天照海花无数，高山流水心自知”这句话向湘军将士亮明了底牌。

这个其实也很好理解，湘军将士希望通过劝进来获取更大的功名，而曾国藩却要承担全部的风险，不同的位置考虑问题的角度自然不同，选择也自然不同。

既然曾国藩不想站在朝廷的对立面，那接下来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打消朝廷的疑虑，将自己从兔死狗烹的历史定式中救出来。而打消慈禧疑虑仅仅是裁撤湘军还不够，必须得在汉官、湘系内部人为制造矛盾，因为慈禧怕的不仅是湘军，更是汉官、湘系势力的团结。

大唐在平定安史之乱后皇帝是通过在各藩镇之间合纵连横才维持了帝国表面的平衡，如今，清朝也需要打平衡这张牌。但前提是，慈禧得有合纵连横的空间。所以，湘系的分裂就非常有必要。

于是就有了曾左之间的互撕。

想想，如果湘军、楚军、淮军继续结为一个整体，那朝廷和湘军之间立马就得开战，局势就会更加复杂。清廷当初能利用湘军平定太平军，那么也完全可以再培养新的势力来打击湘军。再说，当时办团练的可不止湘系一家。

在收到左宗棠的奏折后，慈禧已经明确了左宗棠的态度，恐慌的情绪也稍微得以缓解。可以这么说，左宗棠就相当于楚汉相争后期的韩信，韩信倒向哪边哪边胜。

既然左宗棠已经站队清廷，那么朝廷的危机指数已经下调。再加上曾国藩的主动裁军，朝廷和湘军的矛盾就暂时得以化解。

等于说，曾左是联手给慈禧演了一出戏，而曾左的表演本质上又是将朝廷和湘系的矛盾转移为湘系的内部矛盾，慈禧反而成了观众。矛盾的降级和转移使湘系成功度过了一场危机。

可以肯定，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攻击正是想保护曾国藩，同时保证自己在朝廷打击湘军时不受到连累，这个动作必须得快，要在湘军攻克天京城之后马上行动。因为，洪天贵福逃跑的事清廷迟早得知道。

对于左宗棠的表演，曾国藩是事先知情的，也早就做好了应对方案。因为，左宗棠给朝廷的奏折也同时抄了一份给曾国藩。

这就更加印证了两人就是在演戏，目的就是为了跳出兔死狗烹的历史定式。

同时，曾左的表演也是为了保住楚军的建制。曾国藩熟读历史，明白最好的保身之道就是成为强藩，手里有兵，让朝廷没法动自己，就像唐末的各路藩镇一样。但在湘军已经成为清廷重点关注对象的情况下，曾国藩是不得不裁撤湘军。

为了保住汉官、湘系努力的成果，就必须得有军队的支撑，而楚军就是最好的一张牌。但为了保下楚军，曾国藩就必须和左宗棠成为政治敌人，如此慈禧才有合纵连横打“以湘制湘”这张牌的空间。

经过一番精彩表演，慈禧成功代入剧本的角色，将左宗棠引为心腹以制衡曾国藩和湘军。而且，楚军后来还成为了朝廷的正规军，经过剿捻和平定新疆还在倍数级扩张。

正是因为有了楚军这张牌，慈禧才不敢打破平衡压制汉官、湘系的势力。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曾国藩能成功跳过兔死狗烹的历史定式就是因为楚军的存在。而汉官势力的持续扩张也是因为楚军。

在剧烈的历史变局中，汉官势力在扩张的同时还主持了洋务运动、收复新疆等一系列影响民族命运前途的大事。

如果没有曾左的识大局，故意交恶，那么汉官、湘系的前途将会是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整个民族的命运都会更加被动。

对于慈禧来说，她又何尝不知道这是曾左联合在给她演戏呢，但在八旗衰落、汉官崛起、形势复杂的大背景下，她也只能如此，配合曾左的表演。

事实是，曾左不仅没有交恶，曾国藩还持续性对左宗棠施以援手。曾国藩不仅将手下猛将刘松山推荐给了左宗棠，还在两江总督的任上，每年给左宗棠的西征军提供的军饷超过两百万之巨。

没有曾国藩的大力支持，左宗棠很难建功。与其说左宗棠的功劳是其个人和楚军主动作为的结果，倒不如说，是整个汉官、湘系势力在抬着他前进。

所有的历史大事都是集团式作战的成果，别一味神话个人。

左宗棠的背后是湘系、汉官 图源/剧照

晚年的曾国藩还经常给家人提起左宗棠，语气中满满的都是肯定，并且断言：“左宗棠立大功还在后头呢。”

这哪像交恶，分明是战友。这样的事也就曾国藩和左宗棠这种识大局，有责任感，有历史意识的人能做出来。他们八年没有联系，但却从没放弃过沟通，不仅积极沟通，还互相搀扶着前进。

所以，就别说左宗棠是嫉妒曾国藩的军功才参了对方一本，这种想法纯属对左公的侮辱。

另外，左宗棠如果真的想搞曾国藩就绝对不会提前向其透露奏折的内容，也不会将其写在工作汇报的奏折中一笔带过。

只能说，外边的人看的都是热闹，只有城里的人自己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现实就是这样，市井文化总爱渲染一些风花雪月的事，并从情感层面对历史人物进行定义，这样，只会远离真相。

而对于曾左，真相、舆论根本不重要，他们关心的只有结果。

同治十一年（1872）3月12日，曾国藩于南京两江总督署内去世，享年六十一岁。收到消息后的左宗棠涕泗滂沱。

人对于失去战友的痛苦指数一定比朋友高，因为，只有战友才经历过生死这种人生大命题。左宗棠对于曾国藩的感情绝对不是舆论描写的那么简单。看看他写给曾国藩的挽联就能读懂他的内心：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根本不需要多做解释。

与之相呼应的是曾国藩生前对左宗棠的评价：“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尽忠，亦以季高为冠。”

满满的都是肯定。

高手根本不关心舆论，从来都是将情绪掩埋，他们关注的永远只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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