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矩学于老聃，曰：“请之天下游。​”

老聃曰：​“已矣！天下犹是也。​”

又请之，老聃曰：​“汝将何始？​”

曰：​“始于齐。​”

至齐，见辜人焉，推而强之，解朝服而幕之，号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zī），子独先离之，曰莫为盗，莫为杀人！荣辱立，然后睹所病；货财聚，然后睹所争。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争，穷困人之身使无休时，欲无至此，得乎！

“古之君人者，以得为在民，以失为在已；以正为在民，以枉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责。今则不然。匿为物而愚不识，大为难而罪不敢，重为任而罚不胜，远其塗（tú）而诛不至。民知力竭，则以伪继之，日出多伪，士民安取不伪！夫力不足则伪，知不足则欺，财不足则盗。盗窃之行，于谁责而可乎？​”

柏矩向老子求学，恳切地请求道：“请老师允许我前往天下各地游历一番。”

老子淡然回应：“罢了，天下各地大致相同，无需多此一举。”

柏矩仍不死心，再次恳请。老子无奈地问：“那你打算从何处开始你的游历之旅？”

柏矩答道：“我想从齐国开始。”

柏矩抵达齐国，目睹一具被处以极刑的尸体示众，他于心不忍，便将尸体摆放端正，脱下自己的衣物覆盖其上。

面对这位未能享尽天年而惨遭横祸的人，柏矩悲痛欲绝，放声大哭，哭诉道：“先生啊，先生！天下之大不幸，此乃众生之‘共业’，而你却不幸先行遭遇。

世人常言，莫为盗贼，莫行杀戮！一旦有了荣辱之分，各种弊端便暴露无遗；财富聚集之处，便是争端之源。

如今，我们树立了人们所憎恶的弊端，积聚了人们所争夺的财物，贫穷困顿的人们疲于奔命，永无宁日。想要避免这样的遭遇，谈何容易？

古代的君侯，政绩归功于民，过失归罪于己。正确的举措归功于民，不当的举措归咎于己。因此，一旦百姓受到伤害，便反躬自省。

然而如今的统治者，却隐瞒真相以愚弄百姓，加重任务以惩治不敢承担者，增加负担以惩罚无力胜任者，延长路程以诛杀不能如期到达者。

当百姓的智慧和力量耗尽，他们只能以虚伪应对。统治者日日虚伪，百姓又怎能不效仿？力量不足则必作假，智慧不足则必欺骗，财力不足则必盗窃。盗窃之行，究竟该问责于谁？”

庄子借此揭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现实，批判了统治者的种种恶行。他认为，统治者虚伪狡诈，迫使百姓也不得不以假面对。百姓被逼无奈，走上了作假、欺骗、盗窃之路。

因此，应受谴责的并非百姓，而是统治者，应当批判的是那个时代的社会乱象。

可见，社会环境对国民素质的塑造至关重要，培养文明素质的国民，需要一片文明的土壤来长久孕育。

蘧（qú）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尝不始于是之而卒诎(qū)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万物有乎生而莫见其根，有乎出而莫见其门。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后知，可不谓大疑乎！已乎已乎！且无所逃，此所谓然与，然乎？

蘧伯玉是卫国的一位贤大夫，也是孔子非常尊敬的人物。

他活了六十年，并且在这六十年里，随着岁月的变迁，他不断修正自己的观念。起初认为正确的东西，后来往往会发现其实是错误的。他也不敢断言现在所认为正确的事物，会不会在五十九岁时被认为是错误的。

万物都在不断生长，但我们却看不到它们最终的根源；万物都有其来源，但我们却看不到它们最终的入口。人们通常只知道他们能够认知的事物，却不知道正是那些无法认知的部分，才使得认知成为可能。这难道不是一个巨大的困惑吗？

万物被创造出来并存在，但如果将其比作植物的果实，却无人能看到它的根系在何处；如果比作动物的新生儿，也没有人能看到它的出生通道。这就是庄子哲学认识论中的最高命题：“物”、“万物”和“世界”都有其存在的依据，但人类却无法在终极意义上认识到这一依据到底是什么。

算了吧，算了吧！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逃避这种情况。蘧伯玉的做法真的正确吗？他这样做真的是正确的吗？

蘧伯玉之所以每年都在修正自己的观点，是因为他不断意识到自己原有的认识是错误的。从修正错误的角度来看，他这样做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谁又能确定他今天认为正确的东西，不会是他之前认为错误的呢？因为年复一年的修正，到底以哪一次为准呢？说不定他修正来修正去，最后又回到了最初的立场。昨天以为对，今天以为错，彼此之间没有定论。

蘧伯玉与普通人并无二致，他的问题也是普通人所面临的问题。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人们往往只关注事物的现象，而忽略了事物的根源与本质。

为什么要与时俱进？正是因为事物在不断发展变化，如果用固定的眼光看待万物，必然会让自己陷入混乱，甚至让自己的经验成为认识新事物的障碍。

人生最大的通病就是总以为自己了解一切，总是轻易相信自己的眼光和智慧，缺乏自我怀疑的精神。很可能你所坚信的东西都是错误的，而且由于你的执着，导致你孜孜以求的却是错误的方向。

因此，当你自以为知道的时候，反而可能是真正的无知；当你感到自己无知时，也许正是了解事物本质的最佳时机。

为什么我们要不断学习？从庄子的寓言中兴许能够找到恰当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