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有一文曾考订过这个人）
追寻神秘的侦探
今日坐落在上海兴业路76号、78号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是当年的李公馆，李公馆之“李”，乃李书城也。
李书城，字晓园，亦作垣，1882年出生于湖北潜江县，曾考中秀才。此后，他因学习成绩优异，于1902年被张之洞派往日本，在东京弘文书院师范科学习，与黄兴、鲁迅同学。同年秋，他在东京竹枝园结识了孙中山，从此倾向革命。1905年，他成为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他1910年回国，翌年参加武昌起义。此后，他担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长、南京留守府总参谋长等要职，1919年，他在湖南任护法军总司令。
李书城在上海的寓所，原本不在兴业路(当时叫望志路)。他最初住在霞飞路渔阳里(今淮海中路567弄)，后来迁往法租界三益里，斜对门便是邵力子家。那时李家住的房子三楼三底因为他家人口众多:母亲王氏、长女声韵、次女声、次子声茂，还有一位名叫薛文淑的小姐。另外，弟弟李汉俊从日本留学回来，跟他同住。李汉俊的两个孩子声簧、声馥也住那里，再加上警卫、厨师、女佣等，共十几口人。不过，当时李氏兄弟均丧妻。1920年秋，李书城之母要送三个灵枢(即李书城之父李金山以及李书城、李汉俊两人的前妻)回湖北潜江老家，声、声茂、声馥、声同去，家中人口顿减，再加上李书城准备续弦与薛小姐结婚，于是决定搬家。他看中了望志路上新建的石库门房子。
那是一位姓陈的老太太出资在望志路和贝勒路(今黄陂南路)交叉口建造的一排五幢石库门房子，青砖里镶着红砖，是当时上海最流行式样的民居。陈老太建造这批房子为的是出租，收取房租。这批房子在1920年刚建成。李书城租了其中的两幢，并把隔墙打通，这样也就相当于一幢二楼二底的石库门房子。
李书城迁入望志路，于1921年春与薛文淑小姐结婚。李汉俊在送前妻灵柩到老家安葬后返回上海，与二哥李书城同住(大哥李书麟早逝)。当时，李汉俊的生活费用均由李书城供给。
李公馆成了中共一大会址，有四原因:
第一，李汉俊曾任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代理书记，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是由他和李达负责的。
第二，“李公馆”闹中取静，交通方便，四周僻静，独门出
第三，“李公馆”内人员简单。当时李书城带着警卫去湖南了，家中只有年仅15岁的新娘子薛文淑、9岁的李书城之女声韵以及文化粗浅的一位女佣和一位厨师，这四个人都不会过问一火。
第四，李书城与黄兴交厚。黄兴夫人徐宗汉为上海博文女校董事长，借助这一关系，李汉俊租借了博文女校(当时正值暑假)作为一大代表宿舍，而李公馆与博文女校只一箭之遥。
这样，李公馆被确定为中共一大开幕式会场。原商定开一次会换一个地方，后来由于找不到更合适的会场，中共一大便一直甚至闭幕式也定在那里召开--这就引起了法租在李公馆举行，界巡捕的注意，终于在闭幕那天突然暗访李公馆。
李公馆的寓主李书城，在新中国成立后出任农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于1965年8月26日去世。他的夫人薛文淑比他小24岁，仍健在(1994年去世)。李公馆后来由董正昌续租，开设“万象源酱园”;董正昌又把76号转租给亲戚居住，那亲戚开设了“恒昌福面坊”。如此这般，李公馆变得面目全非。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恢复李公馆原貌(亦即中共一大召开时原貌)，薛文淑出了大力。因为她是那里的女主人，她的回忆准确可靠:最初，据李达等回忆把会场布置在楼上，而她说长方形餐桌从来是放在楼下，由此确定会场在楼下;桌上那对花瓶，是她和李书城结婚时的纪念品;各房间当时的布置、家具式样，也由她-一回忆……
顺便提一笔，李公馆面前的马路后来改名兴业路，许多人以为是为了纪念中共一大，取“事业兴隆”之意。其实，马路名是在1943年改的，以广西的兴业县县名来命名--与兴业路平行的另一条马路以广西的兴安县县名命名为“兴安路”。虽是偶然的巧合，但诞生于李公馆的中国共产党确实蒸蒸日上，“事业兴隆”口俗话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在采写《红色的起点》时，我的一次偶然的发现，引起了中共党史专家们的兴趣。
那是一桩历史悬案:1921年7月30日晚8时许，中共一大正在李公馆举行闭幕式，忽地闯进一个密探，说是“找社联的王主席”。陌生人的突然光顾引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高度警觉，当即决定中止会议，马上疏散。果然，没多久，法国总巡带着一伙侦探闯进了李公馆………那个首先闯进李公馆的密探是谁?70年来未曾查清。
据包惠僧回忆那个密探是“穿灰色竹布长褂”，李达说是“不速之客”，张国焘说是“陌生人”，陈公博说是“面目可疑的人”，刘仁静说是“突然有一个人”，陈潭秋说是“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这便是留存在当时目击者们脑海中的印象。此外，再也没有更详尽的文字记录了。
很偶然，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中叔皇的女儿跟我的长子是大学同学，而我长子的毕业论文是在中叔皇夫人担任副所长的研究所里做的，所以有一回我的长子到中叔皇家去玩，中叔皇问及我最近在写什么。
他一听说写的是关于中共一大的长篇，马上就说可找薛耕莘先生聊聊，因为薛先生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
这样，我于1990年8月9日前去拜访薛先生。薛先生当时已经八十有六(生于1904年10月22日)，但看上去却只有六十来岁。他前庭开阔，戴一副墨镜，着一件白色绸香港衫。我去时他正坐在藤椅上看书，他得知我的来意，热情予以接待。
薛先生是混血儿，父亲中国人，母亲英国人。他生在上海，9岁时到比利时，英语、法语都极流利。母亲对他说:“你应当爱你父亲的祖国。”他后来回到上海，在上海的法文日报社工作。1929年，他考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翌年，进入这个巡捕房的社会科工作。他谈起了自己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的种种见闻。
我问及他是否了解法租界巡捕房在1921年搜查李公馆的情况，他说，他听上司程子卿讲起过。
那是20世纪30年代末的时候，程子卿曾跟他聊及，1921年曾前往李公馆搜査--当时只知道一个外国的“赤色分子”在那里召集会议。那次搜查，首先进入李公馆侦察的，便是程子卿。
程子卿是镇江人，生于光绪八年正月十四日(1882年3月2日)，米店学徒出身。此人连法语都不会讲，怎么会进入法租界巡捕房工作的呢?原来，在米店里不断地拎米包，他练就了过人的臂力，这正是巡捕捕人时所需的“基本功”。他与黄金荣结拜兄弟，进入了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最初做巡捕，后来升为政治探长。
程子卿(中)、薛耕莘(右)、朱良弼(左)1940年于上海法国巡捕房
薛先生给我看了一帧照片，那是他、程子卿和朱良弼(法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社会科探长，回民)三人合影，三人都穿着海军呢(深蓝色)制服。那是1937年八一三事变之后拍摄的。薛和朱胸前挂着银牌，表明他俩在巡捕房工作满十个年头，而程子卿则挂着金牌--只有服务期在25年以上的巡捕才有资格佩金牌。可以看得出，程子卿相当壮实。
薛先生有个习惯，凡重要的见闻，必定记录于笔记本，程子卿当时的谈话，亦被他记于本子上。新中国成立后，薛先生曾被捕入狱，笔记本被收缴，那个本子如今很可能仍在档案部门保存。
如能找到，可查到当时谈话的原始记录，有助于弄清1921年搜查中共一大会场的详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