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山中石头

针对红学研究的现状，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赵建忠先生指出：“有一个现象应当引起红学界的注意，当今新发现的曹雪芹家世史料、《红楼梦》版本等文献比民国年间要多，但红学考证方面并未出现石破天惊般的学术突破，基本还是对当年胡适、俞平伯研究结论的修修补补。”①

当代红学并没有大的学术突破，俞平伯先生在晚年时曾说：“我看红学这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的当……”②俞平伯先生是新红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在晚年时不仅反思新红学，甚至还忏悔说：“《红楼梦》好像断纹琴，却有两种黑漆：一索隐，二考证。自传说是也，我深中其毒，又屡发为文章，推波助澜，迷误后人。这是我生平的悲愧之一。”③一位红学前辈在反思、忏悔，如果这不曾引发红学界的反思，便是学术悲哀了。

新红学是否真的上了当呢？从新红学的论证过程来看，其论据并不充分，论证不严谨，甚至还包含一些主观猜测，针对这些问题，下面分为七个类别作以探讨。

第一宗罪 断章取义

新红学的核心论点是曹雪芹作者说。为了证明这个论点，红学研究者在古籍中找到了一些论据，他们在使用这些论据时，几乎每条论据都要断章取义。

一、袁枚的记述

胡适先生在《红楼梦考证》一文中引用了袁枚《随园诗话》中的一段话：“其（曹寅）子雪芹撰《红楼梦》一书，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④

据胡适先生自己分析，这段话有三个要点：第一、曹雪芹撰《红楼梦》；第二、曹雪芹是曹寅之子；第三、大观园即随园。对于这三个要点，胡适先生采信了第一要点，否定了第二要点，未证实第三要点。断章取义，以致如此。

二、富察明义的记述

曹雪芹作者说的另一条论据来自富察明义的《绿烟琐窗集》，书中有文：“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之随园故址……”⑤

这段话主要有两个要点：一、《红楼梦》是曹雪芹所撰；二、大观园就是随园。对于这两个要点仍需有所取舍，直至今日，坚持曹雪芹作者说的红学家无人采信大观园即随园的观点。

三、裕瑞的记述

裕瑞的《枣窗闲笔》提到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不过，《枣窗闲笔》中有语：“阅其所谓宝玉者，尚系指其叔辈某人，非自己写照也。”

这句话指出贾宝玉是曹雪芹的某个叔叔，主流红学家无人采信这种说法，却摘录《枣窗闲笔》中的其他语句充当曹雪芹作者说的论据，这寻章摘句式的断章取义。

四、永忠的诗稿

清人永忠的《延芬室稿》中有三首关于曹雪芹的绝句，从诗句内容看，永忠可能认为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然而，这并不能当作曹雪芹作者说的确凿证据，因为诗中写到“可恨同时不相识”，永忠不认识曹雪芹，他的观点未必是客观事实。

第二宗罪 不求甚解

在《红楼梦》的早期抄本上，有六条脂批提到了曹雪芹，但是，持曹雪芹作者说的红学专家对此不求甚解。

一、一个质疑

在甲戌本第一回中有这样一条批语：“若云雪芹批阅增删，然后开卷至此，这一篇楔子又系谁撰？足见作者之笔，狡猾之甚。后文如此处者不少。这正是作者用画家烟云模糊处，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弊了去，方是巨眼。”

这条批语同时提到了雪芹和作者，如果雪芹是作者，我们将批语中的“雪芹”与“作者”互相替换，不会改变原意。但是，如此替换以后，批语首句变成：“若云作者批阅增删，然后开卷至此，这一篇楔子又系谁撰？”很明显，这句话自相矛盾，无论哪本书，作者在写作过程中都要批阅增删，也就是说，作者批阅增删是客观事实，批语怎么会针对客观事实提出疑问呢？再者，这条批语指出，作者行文非常狡猾，文章使用烟云模糊法掩盖真相，表面文字未必是真的，读者不要被骗了。

二、两个版本

曹雪芹在世时，《红楼梦》就有两个版本。甲戌本第一回批语：“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这条批语指出，曹雪芹旧有一本《风月宝鉴》，这本书可能被改写或重抄过，于是，就有了一本新书，批书人“睹新怀旧”。

早期的《红楼梦》曾有一个完整的版本，庚辰本第十八回批语：“数处引十二钗总未的确，皆系漫拟也。至末回警幻情榜方知正、副、再副及三四副芳讳。壬午季春。畸笏。”畸笏叟看过这本书末回的情节，这说明早期的《红楼梦》有一个完整的版本。

曹雪芹的版本并未完稿，甲戌本第一回还有一条批语：“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常哭芹，泪亦待尽。每思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这句话是大前提，因此，泪尽而逝的曹雪芹应该是“能解者”，他以能解者的身份改写此书，新书未成，他就离世了。

在第二十二回开尾有一条脂批说：“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叹叹！丁亥夏。畸笏叟。”若说曹雪芹是《红楼梦》的原作者，难道他没写完二十二回就去世了？后文是何人所写？

综上所述，曹雪芹不是《红楼梦》的原作者，原作者写完了这本书，畸笏叟见过完整的书稿，曹雪芹只是这本书的改写者，他改写的书稿并未完成。

三、三条诗评

在第一回中，贾雨村口占一首五律，脂批指出：“这是第一首诗。后文香奁、闺情皆不落空。余谓雪芹撰此书中，亦为传诗之意。”批语中的“雪芹撰此书”被当作了曹雪芹作者说的证据，不过，“这是第一首诗”的说法讲不通，因为这首诗不是书中的第一首诗。因此，“雪芹撰此书”可能指雪芹改写此书，这首诗可能是他为文章增补的第一首诗，否则，无法解释“这是第一首诗”的说法。

如果上述判断正确，那么，批书人可能会将书与诗分别看待。第二回开篇有这样一条脂批：“只此一诗便妙极！此等才情，自是雪芹平生所长。余自谓评书，非关评诗也。”这条批语强调评书与评诗无关，由此看来，诗与书要分别看待。第七十四回中有这样一条脂批：“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对清。缺中秋诗俟雪芹。”这条批语表明，文章与诗并非同步完成，曹雪芹要文章补诗。

从上述三条批语来看，可以确定曹雪芹为《红楼梦》增补过诗句，无法证明他是《红楼梦》的原作者。

第三宗罪 杂糅论据

敦诚、敦敏兄弟共有十几首诗提到了曹雪芹，但是，诗中的曹雪芹与脂批中的曹雪芹存在生平矛盾。

关于曹雪芹的死亡日期，脂批说是“壬午除夕”。敦诚的《挽曹雪芹》一诗写于甲申年，这首诗的小注写到：“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如果曹雪芹逝于壬午年，那么，他儿子的夭折时间最迟是壬午年，从壬午到甲申历经了两个年头，因此，小注中的“前数月”就讲不通了。另外，红学家吴恩裕、吴世昌指出敦敏的《小诗代简寄曹雪芹》一诗写于癸未年，从诗文内容看，曹雪芹在癸未年春天还活着。一个壬午年离世的人，不可能在次年春天还活着。

面对相互矛盾的论据，我们无法知道此雪芹是否为彼雪芹。不过，有好事者指出，脂批中的“壬午”系“癸未”之误，这样一来，矛盾的论据之间就没有矛盾了，并且还得出了曹雪芹逝于“癸未除夕”的新结论。然而，他们并没有证据证明脂批有误，也没有证据证明曹雪芹死于癸未年，他们只是通过“合理”的猜测，解决了论据之间的矛盾。这真是天下最神奇的推理方式，倘若有三岁孩童发问：“天下同名者多矣，此雪芹果为彼雪芹乎？”这个问题恐怕又是红学悬案。

百年新红学能够取得如此成就，是因为新红学使用了杂糅论据的论证方法，无视论据之间的矛盾，把“合理”地推导当作了论点。若问曹雪芹的父亲是谁，必定要从曹寅讲起，三五条论据杂糅在一起，分析得头头是道，但是，曹雪芹是父亲究竟是谁，尚无定论！若问曹雪芹生于哪年，必定又从曹寅说起，三五条论据论据杂糅在一起，想说哪年是哪年，反正死无对证。

对于这种杂糅论据法，妇孺皆可批驳：“汝可有直接证据？只有一条即可！”只要不给红学专家杂糅论据的机会，他们就没有机会欺骗世人了。

第四宗罪 无中生有

曹雪芹与曹寅有何关系？袁枚在《随园诗话》中两次说到曹雪芹是曹寅的儿子；敦诚的《寄怀曹雪芹霑》一诗中注述说“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富察明义的《题红楼梦》一诗中注述“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

能够将曹雪芹与曹寅联系起来的主要论据只有以上三条，曹寅究竟是曹雪芹的父亲、先祖还是先人呢？若要搞清二人关系，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查阅家谱，可是，曹寅家族的家谱上却没有曹雪芹这个人，更有甚者，在曹寅家族的全部已知资料中，查无此人。

根据论据的价值，能够证明曹雪芹家世的论据可以为分为三类：第一类，曹寅的家族资料。这是内证材料，是研究曹雪芹家世的首要论据。第二类，脂胭斋、畸笏叟等人的批语（统称脂批）。脂批有4600条之多（未计重复条目），从批语内容看，批书人与曹雪芹很熟悉，因此，脂批是研究曹雪芹家世的次要论据。第三类，袁枚、敦诚、富察明义等人对曹雪芹的记述。这些记述都是只言片语，只能算作辅助论据。

关于曹雪芹与曹寅的关系，新红学已经研究一百多年，却没能在首要论据和次要论据中找到证据，他们只能借助相互矛盾的辅助论据进行“脑补”。截至目前，有两个客观事实摆在这里，一是曹寅家族的已知资料中并未提及曹雪芹，二是脂批从未提及曹雪芹属于曹寅家族。如果有人无视这两个客观事实，却大谈什么考证，这种人如果不傻，那么，他一定别有用心。

甲戌本第一回批语：“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把这条批语写进了《红楼梦新证》一书，他认为曹雪芹有个弟弟叫棠村，然而，在曹寅家族的已知资料中，既无雪芹又无棠村。周汝昌先生考证出了曹寅的八辈祖宗（专家们热衷此事），却只能牵强地将曹寅与曹雪芹联系起来。对此，李希凡、蓝翎两位先生曾发文指出：

“在考证曹家的家世时，用《红楼梦》中所描写的贾家的家世补其不足；在考证到贾家的家世时，又将已考出的曹家的家世搬回来证实。在这里，除去少数有真实历史凭据的以外，大部分是臆想揣测之说。”⑥

俞平伯指出新红学可能上了胡适的当，李希凡、蓝翎指出周汝昌的考证“大部分臆想揣测之说”，但是，新红学却历经百年，成为“显学”。究其原因，有人在不断地“充实”新红学理论，致使其越来越复杂，以致于忘了最简单的问题，对于曹雪芹生于哪年、卒于哪月、父母是谁、家在何方、兄妹几人、子孙后人等基本问题，新红学都没有给出肯定答案。学术研究到了这个份上，实在是一种悲哀。

从严谨治学角度讲，论据这东西，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时至今日，在曹寅家族的家谱、公文、信件等全部已知资料中，均未提及曹雪芹这个人，这是客观事实。

第五宗罪 卯榫不合

新红学自诞生之日起，就用曹寅的家事解读《红楼梦》中的故事。胡适将“接驾四次”一事与曹寅家接驾一事对应起来，继承此说者，每每以此为证。殊不知，这种故事对应法是不完全归纳法，只有将所有故事与史实对应起来，才能证明结论正确。很明显，新红学做不到这一点。

按照这种故事对应法，“接驾四次”一事还可以对应另一段历史。崇祯十七年三月，崇祯皇帝自缢以后，朱氏皇族先后在江南地区建立了四个政权（弘光、鲁王、隆武、永历），这四个政权分别要迎接新皇帝，这也是“接驾四次”。况且，这段历史还照应了文中的诗句：“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崇祯皇帝恰于三春时节离世，随后，明朝大臣各寻门路。由此看来，新红学提出的故事对应法是不完全归纳法，对应出的历史事件也不具有唯一性，这种方法并不是科学的论证手段。

再者，若要采用故事对应法，《红楼梦》中的那段鬼故事大有玄机，文中写到：

“那秦钟早已魂魄离身，只剩得一口悠悠余气在胸，正见许多鬼判持牌提索来捉他。那秦钟魂魄哪里肯就去，又记念着家中无人掌管家务，又记挂着父亲还有留积下的三四千两银子，又记挂着智能尚无下落，因此百般求告鬼判。无奈这些鬼判都不肯徇私，反叱咤秦钟道：‘亏你还是读过书人，岂不知俗语说的：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我们阴间上下都是铁面无私的，不比你们阳间瞻情顾意，有许多的关碍处……

“众鬼听说，只得将秦魂放回，哼了一声，微开双目，见宝玉在侧，乃勉强叹道：‘怎么不肯早来？再迟一步也不能见了。’宝玉忙携手垂泪道：‘有什么话留下两句。’秦钟道：‘并无别话。以前你我见识自为高过世人，我今日才知自误了。以后还该立志功名，以荣耀显达为是。’”

《红楼梦》并非神魔小说，文中却写到了鬼判，对此，脂批指出：“《石头记》一部中皆是近情近理必有之事、必有之言。又如此等荒唐不经之谈，间亦有之，是作者故意游戏之笔，聊以破色取笑，非如别书认真说鬼话也。”7这条批语解释得很清楚，作者并非认真说鬼话，这个鬼故事是“近情近理”的“必有之事”，甚至连对话都是“必有之言”，也就是说，这个鬼故事是写一件与之情理相近的真人真事，故事的真相可能是这样的：

秦钟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他是读过书人，他被敌人俘获了，敌人把他从一个国家或地区（阳间）捉拿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阴间），对方首领（阎王）若想杀他，易于反掌。秦钟指代的历史人物，以前见识自为高过世人，他被俘获后，今日才知自误了，他可能投降了“阴间”，以后还要立志功名，以荣耀显达为是。

如此解读并非无稽之谈，关于鬼判这段故事，共有19条脂批作了注解，摘录3条如下：

1.“看至此一句令人失望，再看至后面数语，方知作者故意借世俗愚谈愚论设譬，喝醒天下迷人，翻成千古未见之奇文奇笔。”

2.“如闻其声，试问谁曾见都判来，观此则又见一都判跳出来。调侃世情固深，然游戏笔墨以至于此，真可压倒古今小说。这才算是小说。”

3.“观者至此，必料秦钟另有异样奇语，然却只以此二语为嘱。试思若不如此为嘱，不但不近人情，亦且太露穿凿。读此则知，全是悔迟之恨。”

批语说得清楚，“作者故意借世俗愚谈愚论设譬”，写得却是真人真事，“调侃世情固深”。由于文章在写真人真事，作者担心“太露穿凿”，他还作了一些掩饰性的处理。因此，鬼判这段故事极可能是写明朝末年洪承畴被俘降清一事。新红学把故事对应法当作论证方法，那么，鬼判这段故事是否也能当作实证呢？

第六宗罪 因小失大

由于曹雪芹作者说的主要论据全是古籍中的只言片语，因而，新红学的核心工作是加工整理言语碎片，通过杂糅“证据”弥补断章取义的不足。因此，我们不难发现，新红学的理论体系是一个补丁套着另一个补丁。

脂批有4600条之多，哈斯宝的《新译红楼梦》中也有大量批语，这可以算作古人的“红学论著”。由于新红学的论据来源并非古人的“红学论著”，必然要因小失大，关于《红楼梦》的作者及主旨，古人的“红学论著”早有注解。

一、作者为谁

关于《红楼梦》的作者，清人哈斯宝指出：“《红楼梦》一书的撰著，是因忠臣义士受仁主恩泽，唯遇奸逆挡道，谗佞夺位，上不能事主尽忠，下不能济民行义，无奈之余，写下这部书来泄恨书愤的。”⑦哈斯宝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忠臣义士，由于奸臣挡道且有人夺取皇位，作者既不能报效皇帝又不能顾及百姓，他极其无奈，写下这部书泄恨书愤。如此说来，曹雪芹并非作者，他并不是“忠臣义士”。

二、是书何本

甲戌本第一回批语：“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本？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脂砚斋提出一个“是书何本”的问题，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红楼梦》是一本什么书呢？脂批给出了答案，请看批语：

1.“作者具菩提心捉笔，现身说法，每于言外警人再三再四，而读者但以小说、古词目之，则大罪过……”（蒙府本二十二回批语）

2.“而其中隐语警人教人，不一而足，作者之用心，诚佛菩萨之用心，读者不可因其浅近而渺忽之。”（蒙府本四十二回批语）

3.“惊魂夺魄只此一句，所以，一部书全是老婆舌头，全是讽刺世事，反面春秋也，所谓痴子弟正照风月鉴，若单看了家常老婆舌头，岂非痴子弟乎？”（庚辰本四十三回批语）

4.“写凤姐写不尽，却从上下左右写……史公用意非念死书子之所知。”（蒙府本六十九回批语）

上述批语指出《红楼梦》中藏有隐语，如果读者只看到表面文章，那就太傻了。批语还称作者为“史公”，史公用意并不是普通读者所能知道的。对于《红楼梦》这本书，“读者但以小说、古词目之”，这是莫大的罪过。

三、为何禁书

永忠的《延芬室稿》中有三首写曹雪芹的绝句，针对这三首诗，永忠的堂叔弘旿曾写下这样一句批语：“此三章诗极妙，第《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矣，而终不欲一见，恐其中有碍语也。”⑧

清人梁恭辰的《北东园笔录》中记载：“满洲玉研农先生，家大人座主也，尝语家大人曰：‘《红楼梦》一书……其稍有识者，无不以此书为诬蔑我满人，可耻可恨……我做安徽学政时，曾经出示严禁，而力量不能及远……’”⑨

没读过《红楼梦》的弘旿早就听说这本书不是传世小说，其中可能有碍语。读过《红楼梦》的玉研农（曾任过清廷的内阁大学士）深知此书是在诬蔑满人，并且极力禁书。由此可知，《红楼梦》影射政治之说由来已久，这也是《红楼梦》被查禁的原因。

同样是古籍资料，《随园诗话》《绿烟琐窗集》等书中的只言片语是新红学的主要论据，脂批和哈斯宝的批语分析的细致而深刻，新红学却弃而不用。即便弘旿的批语和《北东园笔录》中的记述揭示了《红楼梦》的主旨，专家们又视而不见。所谓新红学，一叶障目，学问必然越做越窄，直至今日，红学家的工作“基本还是对当年胡适、俞平伯研究结论的修修补补。”（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赵建忠先生语）

第七宗罪 瞒天过海

2022年12月15日的《中老年时报》发表了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赵建忠的《曹雪芹的身世之谜》一文，文中指出：“《红楼梦》的争鸣话题很多，除曹雪芹之外，作者候选人还有近百位。研究者对《红楼梦》著作权提出质疑，主要是认为曹雪芹缺乏创作《红楼梦》的生活经历。但相对于其他作者候选人而言，将《红楼梦》的著作权判给曹雪芹，到目前为止仍是一个矛盾最少、亦能被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的结论。”

这段文章告诉我们，将《红楼梦》的著作权判给曹雪芹依然存有矛盾，只是矛盾相对较少；曹雪芹作者说是目前为止“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的”主观认识，并非客观事实。一种存在矛盾的主观认识，被当作客观事实传播百年，而传播者正是“大多数研究者”，从严谨治学的角度讲，“大多数研究者”能否传播存在矛盾的言论呢？

2015年，著名红学家李希凡曾说过这样一番话：“现在《红楼梦》的作者已经变成65个了。去年我写过一篇短文，叫做《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确证》。在他诞生300周年的时候，我们再没有一点大动作，可能到明年，也许曹雪芹就不是《红楼梦》的作者，也可能会有100个创作者了，这太荒唐可笑。”

李希凡先生认识到新红学需要一点“大动作”，否则，曹雪芹就该靠边站了，然而，时至今日，新红学依然没有什么“大动作”。没有“大动作”就搞“小动作”，2015年，有人搞了一个“曹雪芹诞生300周年”纪念活动，中央电视台报导了此事，时任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北京曹雪芹学会会长都参加了此次活动，时至今日，“300周年”纪念活动又过去了九年，笔者还是想问问主流会长、副会长等专家，曹雪芹诞辰有确凿证据吗？只要有一条确凿证据即可！

新红学历经百年发展，结论一直“修修补补”，活动却搞得轰轰烈烈，难道纪念活动可以替代学术考证？难道红学争议还要再来一百年？在争议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之前，坚持曹雪芹作者说的专家至死都不会明白，他们究竟是在坚持真理还是在坚持说谎。

参考文献：

①赵建忠《红学流派批评史论》，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308页。

②俞平伯《关于治学问和作文章》，《文史知识》1985年第8期。

③俞平伯《红楼小札》，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版，第237页。

④胡适《红楼梦考证》，北京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8页。

⑤富察明义《绿烟琐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05页。

⑥李希凡、蓝翎《评〈红楼梦新证〉》，《人民日报》，1955年1月20日。

⑦哈斯宝《<新译红楼梦>回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页。

⑧清人永忠《延芬室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778页。

⑨清人梁恭辰《北东园笔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