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与青年朋友们聊为什么学知识

论史近现代 2024-10-21 00:08:07

我喜欢和青年朋友在一起聊天,但懒于写信。《文史知识》要我为青年们讲点“治学之道”,我深知自己确无资格来讲这种“道”,但推托不掉,只好借此机会聊聊天,替代一些回信。既然是聊天,也就不算文章,更非正式议论,只是些闲话罢了。

《文史知识》销路据说很好,而且愈来愈好。目前各种读书活动更非常之多,也愈来愈多。知识的重要性在广大青年心目中看来已不成问题。这实在是件大好事。但另一方面,“吾生也有涯,其知也无涯”,我倒似乎有点杞人忧天了。面对书山册海,老师宿儒,艰难试题,各种测验,据说年轻人也颇有困惑恐惧之感。同时,我也经常听到对年轻人的一些批评:这个“不扎实”,那个太浮……,据说这也使某些想搞学问的青年同志们背起了精神包袱,总感到自己底子薄、知识少、没基础、不扎实。并且,据说要“扎实”,搞文史的就得从背四书五经、读《龙文鞭影》开始……。

事实究竟如何?年轻人是不是“不扎实”?究竟什么叫“扎实”?听得一多,倒不免使我有些怀疑起来。我记得年轻时,自己便亲耳听人批评过“郭沫若不扎实”、“冯友兰不扎实”、“侯外庐不扎实”……,言下之意是他们都没有“真学问”,万万不可学。我想大概是由于他们几位的论著中论议较多而考据较少的缘故吧,或者是在考证、材料上有某些失误的缘故吧。因为郭沫若也搞过不少考据,但我却听说郭的考据“太大胆”、“太浮躁”、“绝不可信”,总之还是“不扎实”。这些批评给我的印象很深,所以至今也还记得。嗟予小子,当时何敢吭一声,只好眼巴巴地静候批评者们拿出“扎实”的“真学问”来以便遵循。不过,也很遗憾,等了几十年,终于没有见到这个“真学问”。如今,倒不再听到有人说郭、冯、侯诸位“不扎实”了,但这帽子不知怎的又落到好些年轻朋友们头上,似乎成了某种定论。这使我不由得思索起来。

我想,这倒不一定就是人们的主观偏见或“嫉贤妒能”,而是有某种客观缘由在。这种缘由之一可能就是所持标准的不同吧。因为学问有时代性,知识有淘汰性。上下两代对知识和学问的观念、要求、需要不必尽同,但人们却并不经常意识到这一点。用旧尺来量新装,于是也就产生了扎实不扎实、有学问没学问的问题。

今天,背不出“四书”的年轻人却在研究孔孟,有人皱眉头:“不扎实”。但是,在“四书”朱注也能背的前清举子眼里,能背“四书”白文又算得甚么“扎实”?今天年轻人不搞考证却又研究文史,有人发脾气:“不扎实”。但是,在王念孙父子眼里,现代“扎实”的考证又真有多少分量?章太炎也许还会嘲笑今天的教授们连字都不认识却侈谈学问吧?

实际上,现代青年们学外语,懂科学,知道耗散结构和第×次浪潮,我看,在某种意义上,即使比王念孙、章太炎,也自有其优势和“扎实”在。那么,又何必如此自愧勿如,诚惶诚恐呢?年轻人应该自信,不要被庞大的中国故纸堆吓倒了、压坏了。不必老念念于自己基础不好、没有知识。其实,中国文史方面的书,两三年就可以读很多,而有些知识则毫无用处。例如某次读书试题中的“知识”——“《红楼梦》中一共有多少个梦”——便属于此类。大脑毕竟有限,缺乏这种连红学专家也未必须知的“知识”,又何必羞惭于自己读《红楼梦》读得“不扎实”呢?

年轻人应该具有自己时代所要求、所需要的知识,而不必处处向老辈看齐,不必过份迷信甚么“师承”、“亲授”。老师有的知识可以不必全有,老师所没有的知识有时却必不能无。研究中国文史,也该懂外语、学科学,明了世界大势,“中国书都读不过来,哪有工夫念外语”之类的论调,我以为是不妥的。记得有个材料说,陈寅恪回国时去见夏曾佑,夏说,你懂几国外语多好,我现在感到没书读了。陈当时心里颇不以为然:中国书那么多,怎能说没书读了呢?但后来,陈暮年时却深感夏的话有道理,因为中国书说来说去也就是那些基本东西。这个故事给我的印象也极深。这使我感到鲁迅当年说“不读中国书”、读中国书使人消沉下来等等,也并不完全是气话。

中国要走向现代化的未来,学习、研究中国文史的青年也要走向未来。我们应该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之下来看待、衡量和估计知识学问的扎实或不扎实。

例如,我们今天确乎还需要各种“活字典”和各种博闻强记举一援十的学者专家,但这是不是文史领域中的唯一的方向、标志和道路呢?老实说,如果比死记硬背、比知识量的多寡、字典的大小,人大概比不过将来的机器。前人所艳称的某些“扎实”的学问,至少如编引得、造年表以及某些考证之类,将来很可能要让给机器去做。

又譬如,以前读书人都讲究抄书,所谓买书不如抄书,鲁迅就抄过书。抄书当然非常“扎实”,非常有助于知识获得的准确牢靠,但在知识不断爆炸、信息极为庞大,连复印机、计算机也忙不过来的现时代,我们还能盲目地强调不抄书、不背书就“不扎实”的老套吗?

将近百年前,严复对照中西异同以倡导改革时,除指出“中国首重三纲而西人最明平等”“中国尊君而西人隆民”“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等等之外,还说过:“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现在这一点似乎仍然如此。只要你掌握、罗列、知道的材料多,能繁征博引,便是“有学问”,而值得或可以吹捧炫耀。否则便不行。我总感觉这好象是原始社会的遗风。在原始社会,谁的胡子长,谁的权威就最大。因为他活得长,经历的事情多,“学问”当然也就最大。但近现代社会却并不是这样。

真正的创新家经常有青年人。他们并没有那么多的学问、知识、经验,却偏偏能作出非常重要的发现或发明。从爱迪生到爱因斯坦,我看如果讲知识、学问,恐怕就比不过那些胡子长、头发白的教授专家们。但真正对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却是他们的“新知”,而并不是那些教授专家们的“多识”。

其实,在中国也有例子。章学诚的名著《文史通义》,检查起来,便“征文考献,辄多谬误”,“其读书亦大卤莽灭裂矣”(《余嘉锡论学杂著》卷下)。

大家如苏东坡,当年也经常被人(是刘贡父?记不清了)嘲笑有各种学问上的错漏。游谈无根,不扎实,再抄引另一个故事如下:

“东坡《刑赏忠厚之至论》用‘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公曰:‘此郎必有所据。’及谒谢,首问之,东坡对曰:‘何须出处!’……公赏其豪迈。”(一作“坡曰……某亦意其如此。欧退而大惊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见《宋人轶事汇编》中册)

当然,我并不是提倡“何须出处”、“意其如此”、“读书亦大卤莽灭裂”以造成各种基本知识的错漏欠缺;我自己便强调过:“现在有许多爱好美学的青年人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苦思冥想,创造庞大的体系,可是连基本的美学知识也没有。因此他们的体系或文章经常是空中楼阁,缺乏学术价值。……科学的发展必须吸收前人和当代的研究成果,不能闭门造车”。(《美学译文丛书序》)

因此这里我想说的不过是:不要迷信,不要困惑压抑在“不扎实”、“没学问”的重力下而失去如欧阳修称赞苏轼的那种年轻人所具有的“善读书善用书”的“豪迈”锐气。因此我倒非常欣赏车尔尼雪夫斯基二十七岁写的博士学位论文(即中译本《生活与美学》)也是以“卤莽灭裂”地贬低艺术,使得学问甚大的老一代名作家屠格涅夫气得发抖的故事;我也仍然相信毛泽东讲的年轻人不要怕教授是至理名言(我如今也是教授,大概不致有某种嫌疑)。

我并不想把“新知”与“多识”、“创造”与“学问”、年轻人与教授对立起来,恰恰相反,如在《美学译文丛书序》中所认为的,创新必须有学问。在一定意义上,新知是建筑在旧识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我想说的又不过是:创造需要知识,但知识却并不等于创造。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我觉得从知识到力量,其中还需要某种转换。即是说,要使知识(对象)变成力量(主体),还得要有某种科学的选择、组织、建构、融化的工夫,这样才使知识纳入你的智力结构,成为你的能力,符合你的需要而为你所自由驾驭,而不只是象机器那样被动地贮存,凭外在指令来输入输出而已。也就是说,要善于读书,善于吸收融化知识,善于主动地选择、建构、运用和支配知识,使合规律性的知识趋向于、接近于、符合于你的合目的性的意愿和创造。

这里面,问题就很多,就很值得了解探究。青年们在贪婪地热情地吸取知识时,最好有意识地注意到这些问题,以采取最适合自己的具体方法、途径、方式,根据自己的主客观条件和特征去做出可能人各不同的选择和考虑。

例如,包括做学问,当学者,便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和类别。海耶克(F·A·Hayek)曾把学者分为头脑清晰型和头脑困惑型两种,也有人分为狐狸型和刺猬型的。大体说来,前一类型善于分析和讲授,知识丰富,论证清楚,博闻强记,条理灿然。后一类型则相反,他不见得能记得很多知识,他的论证、讲授也可能很不充分或很不明晰,甚至含混晦涩。他经常忽视或撇开各种细节,却善于抓住或提出一些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观念或关键,其中蕴含着或具有着极大的创造性、新颖性、原动性。前一类型更善于复述、整理、发展前人的思想、学说和材料;后者却更多沉溺于执着于自己所关注的新事物、新问题,而不知其他。

如果借库恩(Thomas Kuhn)的话,前者大抵是常规科学,后者则属创造范式(paradigm)。前者无论在课堂上、舆论界、同行中一般容易被欢迎,后者却常常不为人所注意或接受。

当然,这种二分法只是某种抽象化了的分类,在现实中,这两种类型、这两种因素经常是交织、混合在一起,只有程度和比例不同的差异而已。本文之所以讲这些,也只是想说明学问并无一定之规,知识也非僵死之物,“治学之法有多途……不妨各就性之所近,发挥所长”(拙作《走我自己的路》,《书林》1982年4期),“研究题目、途径、方法可以百花齐放、不拘一格。既不能认为只有考据才算学问,其他都是狗屁、空谈……;也不能认为考据毫无用处”(拙作《读书与写文章》,《书林》1981年6期)。对知识,恐怕也是如此。

总之,我们不是玩赏知识,也不是为知识而知识,而是为创新而学知识。青年恰恰是创新欲望和能力最旺盛的时期,不要错过啊。

《文史知识》以知识为刊名,我却讲了这些即使不算反知识,大概也属非知识的闲话,不识时务,必将挨骂。但既然编辑同志如此热诚,那我又岂能退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可能有点阿Q精神,也罢,只好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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