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著名的战略家、军事家，他在指挥作战方面有着超然的水平，不少军迷认为在这方面难有人与他相提并论。

但是，毛主席在历史上曾经两次举荐同一个人接替自己指挥军队。能出现这种情况，至少在主席心里，被推荐的人与自己是所差无几的。

此人是谁呢？答案就是开国元帅刘伯承。

在革命早期，主席的经历非常坎坷，曾几次被排挤出核心圈。这两次举荐，正是发生在这一阶段，第一次是发生在1929年。

这年年初，朱、毛率领红4军主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向赣南挺进。路上险象环生，在大柏地战斗中，毛主席甚至拔出枪来准备战斗，可见已危急到了什么程度。

幸好，红4军每次都转危为安，最终在瑞金一带扎下了根。

只是由于全国的局势都不乐观，上海临时中央都产生了迷茫情绪，朱、毛正思索如何扩大影响力时，临时中央一封信就传递了过来，是为“二月来信”。

毛主席本来以为是有振奋人心的好消息，结果信中却是要求红4军分散隐匿，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并强调一定要按此命令执行、否则撤销朱毛职务。

这跟先前要求盲目攻打大城市的命令，完全是两个极端，主席看后感到不解，按照眼下的情况，如果真的执行，那就是让革命平白遭受损失。

考虑半晌，主席做好被罢官的准备，然后写了一封很长的回信，先是表明观点——虽然现在情况艰难，但只要全力开展农村工作、团结各方面的力量，相信胜利最终会是我们的。

随后又指出将为数不多的部队分散，绝非正确的选择，我军初至赣南，没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化整为零得不到补充，还不能形成一股团结的力量，那迎来的结果就是被各个击破。

眼下最好的应对，是集中起来利用地形打运动战，争取攻克敌人的薄弱之处，通过缴获和建立根据地来壮大自己，有基础后再改变作战方式。

在信中的末尾毛主席做好被撤换的职务，说：

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

这是毛主席首次推荐刘伯承，此时毛主席跟刘伯承接触不多，更多是听说他的事迹。

仅从一些资料和别人口中，主席就觉得刘伯承是能代替自己和朱老总来指挥的人物，可见当时刘伯承已威名远播。

只是刘伯承此刻还在苏联学习，红四军又迅速在赣南闽西打开了局面，临时中央就没有再要求朱毛离队。

“二月来信”后续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使得毛主席在红四军的“七大”上落选，这是主席早期遭遇的一个大波折，去后方休息了一段时间。

好在事实证明，毛主席的路线才是正确，几个月后，朱老总、陈毅等人去请主席出山，根据地又往好的方向发展，接连取得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可惜，革命并非一帆风顺，上海临时中央在顾顺章叛变后陆续向江西苏区转移，后来就出现了一系列纠纷。

1932年9月，毛主席根据情报获取了敌人第四次反“围剿”的大致动向，立马做出应对，以“朱毛”的名义发布《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

指出部署重点应在南丰以西，宜黄、乐安以南的地区，消灭这些地区的敌方据点，建立和扩大这些地区的游击队，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以备战姿态布置战场。

从实际来看，主席的应对是基于红军实力的最优解。可在留苏派看来，这很有问题，就强令部队停止行动，并于10月在宁都召开全体会议。

在会上，留苏派不仅认为《训令》是“完全离开了原则”，还指责历次反“围剿”中实行的“诱敌深入”方针，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等等。

争执到最后，竟把重点上升至毛主席是否还留在前线指挥这一问题上。

当年留苏派还是太过强势，虽有朱老总、王稼祥等人反对将毛主席调离，但也无济于事，主席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被撤销，回到后方工作。

会议结束的那天，毛主席说出自己最后的要求：刘伯承来当总参谋长，我才放心离开红军。这个提议，其他人都同意了。

说起来这个事挺奇怪，刘伯承1932年1月才抵达瑞金，时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兼政委，在苏区还没怎么指挥过战斗，为何主席会如此看重他呢？

一来刘伯承很早就是川军名将，军事能力毋庸置疑；二来主席在与刘伯承的接触中发现，虽然他也曾留学苏联，但并不像王明等人那样完全以苏为尊，还是会辩证看待问题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主席所想完全正确。刘伯承上任总参谋长不久，国民党就发动了第四次反“围剿”。

刘伯承仔细分析敌我的情况后，建议主力佯攻南丰，将敌人注意力吸引过来后，伺机歼灭一路。总部同意了他的意见，马上按照此来部署。

而蒋介石一听南丰被围，就从黎川调兵过去，正好钻入红军的伏击圈。一番激战过后，红军歼灭敌三个师并活捉三个师长，其他国军一看这架势立即撤退，第四次反“围剿”获得大胜。

而刘伯承到一线指挥部队后，也终于明白了先前毛主席为什么要选择游击战。双方实力相差过大，硬碰硬自身伤亡也很惨重。

所以刘伯承转变思想，认为不能生搬硬套苏联那种正面对决的作战方式，开始向李德等人提出反对意见。

这是毛主席举荐之时希望看到的，本来主席还想着刘伯承能把大家劝动。可李德等人太过顽固，见刘伯承跟他们意见不同后，就认为从此并非一路人、将刘伯承降职。

一步步，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还是在遵义会议，一切才扭转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