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周天和四年（569年）八月，北周的大冢宰宇文护收到了一份紧急奏报：和州新城郡孔城（位于今河南伊川县西南）发生了叛乱，孔城的防主能奔达被杀害，当地的豪强势力已带领全州投降了北齐。

这一消息让宇文护怒不可遏，他立即命令军队前往镇压。此次平叛的主将被任命为齐国公宇文宪，这位年轻的皇族将军曾在洛阳战役中遭遇挫败，但随后在多次边境冲突中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

天和四年（569年）八月，北周的孔城失陷，标志着周齐之间的大规模攻防战逐渐转变为边境冲突。两国的战争形式从大规模军团决战降级为边境拉锯战，这主要是由双方的实力和形势所决定的。

孔城的失陷并非偶然，而可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要刺杀镇将并裹挟整个城市叛入敌国，不仅需要像本地豪强这样的强大内应，还需要敌国军队的配合。尤其是像和州这样位于前线的州郡，一直是北齐垂涎的目标，他们随时都可能采取行动将其占领，使用一些诡计也在情理之中。

面对孔城失陷，北周的反应中规中矩，迅速派遣部队前往宜阳一带加强防备，以防河南方向的边境州郡出现连锁反应。如果放在十年前或更早，北周本不必从关中调兵到河南。因为当时河南方向的重镇以弘农为核心，该地有王思政筑城在前，李远镇守在后，这两位都是北周的顶级名将。只要有他们在，除非北齐发动十万人大规模进攻，否则边境地区的防御足以应对各种情况。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坚城仍在，但名将已经凋零。

截至天和三年（568年）年底，北周历史上著名的八柱国和十二大将军大多已经离世或年迈，不再活跃在战争前线。具体来说：

- 李虎在西魏末年已去世。

- 李弼在北周建国后不久因病去世。

- 赵贵、独孤信和侯莫陈崇三人被宇文护处死。

- 于谨在天和三年（568年）五月以75岁高龄去世。

- 原八柱国中的成员已全部离世。

在十二大将军中（三位元氏大将军通常不直接领军，暂且不论），情况同样不容乐观：

- 宇文导、贺兰祥、杨忠、侯莫陈顺、豆卢宁、宇文贵均已因病去世。

- 李远被宇文护所杀。

- 王雄在战场上阵亡。

- 达奚武是唯一幸存的大将军，但年事已高，无法再上战场。

在这种背景下，北周急需新的军事人才。正是在这个时候，被令狐德棻誉为“智勇冠世、攻战如神”的宇文宪逐渐崭露头角，成为北周新的军事支柱。

宇文宪，胡名为毗贺突（在北周和北齐时期，鲜卑族人物常以其胡名的字来称呼），是北周太祖文帝宇文泰的第五个儿子，非嫡出。他出生于西魏大统十年（544年），降生地点为华州（现今的陕西省大荔县）。由于幼年时期的某些忌讳，宇文宪与其四哥宇文邕一同被送往原州刺史李贤家中抚养，这一段生活持续了六年之久。

在李贤的悉心照料下，宇文邕兄弟二人不仅得到了良好的成长环境，还与李贤建立了深厚的情感纽带。这种情感联系如此之深，以至于成年后的宇文邕在诏书中表达了对那段生活的怀念之情：“食用那里的桑葚，尚且会怀念那里的美好味道，更何况是这样的恩惠，又怎能忘记呢？”

李贤出身于陇西李氏，这个家族具有浓厚的汉文化背景，这无疑对宇文宪兄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宇文宪日后展现出的宽宏大度及对文人的尊重态度，很可能与他在李贤家中的这段经历密切相关。

宇文泰凭借战争建立了自己的基业，因此非常重视对儿子们的军事训练，常常教导他们行军打仗的知识。

一次，宇文泰赏赐给儿子们马匹，宇文宪却选择了一匹毛色斑驳的马。由于这匹马的颜色不纯正，宇文泰询问宇文宪为何选择这样一匹马。宇文宪回答说，毛色斑驳的马可能体质更为强壮，且在战场上更容易被识别。宇文泰听后十分赞赏，认为这是长期行军打仗积累下来的经验。

宇文宪的这种见解，充分体现了宇文泰在教育上的成功。

武成元年（559年），周明帝宇文毓任命年仅15岁的宇文宪为益州刺史。自西魏废帝二年（553年）尉迟迥平定益州以来，考虑到益州地理位置特殊，容易形成割据，中央政府一直不敢派遣功臣宿将来管理，而是由宗室成员担任刺史，以确保忠诚。

当时，宇文宪年纪尚轻，毫无行政经验，赴任益州更多的是代表中央政府震慑地方势力。在处理政务方面，宇文宪以谦虚谨慎的态度虚心学习，赢得了蜀地官员和百姓的好感。他主要依靠隆州刺史陆腾的帮助。武成元年前后，益州多地爆发叛乱，陆腾负责指挥平叛，最终稳定了蜀地的局势。

在保定元年（561年），宇文宪被召回朝廷，担任小冢宰及雍州牧，标志着他结束了短暂的地方任职生涯。小冢宰一职为天官府冢宰的副手，而雍州牧则是长安城的地方长官，两职均象征着极高的荣誉与皇帝的信任。

当时，宇文宪的几位兄弟命运各异：长兄宇文毓与三兄宇文觉皆被宇文护杀害；二兄宇文震因病去世；四兄宇文邕登基为帝；六弟宇文直与七弟宇文招则被派往外地担任州牧，其余弟弟们年纪尚轻，尚未涉足重要职位。

对于宇文氏家族而言，维护宇文泰的正统地位至关重要。在宇文护接连废黜孝闵帝与明帝之后，若继续打压宇文泰的后代，将极大损害皇室的威信。因此，宇文护不得不重新考虑给予宇文宪、宇文直等皇族成员重要的职务。

作为家族中最年长的一员，宇文宪以其宽容的性格、谦逊的态度以及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脱颖而出，加之他曾有地方官的经验，使得他在担任小冢宰后迅速展现出了卓越的才能，深得宇文护的器重，并最终被晋升为柱国大将军。

纵观宇文宪的一生，他在军事上的实际经验并不丰富，仅参与过一次洛阳之战。按照常理，这样的背景似乎不足以让他成为一位杰出的将领。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宇文宪在北周与北齐的最终决战中却展现了超乎寻常的军事才华，几乎如同“魔王”般横扫敌军。这不仅是北周的一大幸事，也成为了北齐难以忘怀的噩梦。

北齐天统四年（568年）十一月，太上皇高湛去世，后主高纬开始亲政。与北周武力增强、国力上升、政治清明的形势相比，北齐的政治局势却逐渐恶化。在武成帝及其子的治理下，北齐逐渐显露出末世王朝的特征。

第一是北齐腐败问题，这是北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名臣杜弼在东魏立国之初就提出了整治贪污腐败的建议，然而，随着高欢发表了一番著名的言论之后，贪污腐败逐渐被朝廷默许。这种现象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在北齐政坛上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结果，贪污者逍遥法外，而那些坚持廉洁的人反而被边缘化，正如俗语所说：“劣币驱逐良币”。这一状况对当时的政治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北齐朝廷中官员普遍存在着严重的贪污现象，涉及的人数众多，令人震惊。据《北齐书》记载，有明确贪污腐败记录的官员多达32人，不仅勋贵大将几乎无一幸免，中级官员中也存在大量腐败行为。

其中，许多官员的事迹尤其能够反映这一时期贪污腐败的严重程度。

以能干和改革著称的高澄心腹崔季舒，竟然也涉及贪贿行为，这无疑给北齐的政治核心重重一击。

出身于河东名门的薛循义，在北齐任职期间大肆贪贿，而他的同族在北周却鲜有劣迹。正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北齐似乎成了培养贪污犯的温床。

高欢的儿子高湝，历任多个重要州郡，所到之处无不贪贿横行。然而，当时的人们对他的贪婪并不在意，反而因为他的宽容仁慈而对他抱有好感，这种社会风气令人唏嘘不已。

更为可悲的是那些在国家危难之际大发国难财的人。侯景之乱时，王则出任徐州刺史，一边抵抗梁军的北伐，一边在州内大肆贪污。洛阳大战中，太尉娄睿击败北周将领杨标后，追击权景宣至河南南部边境，沿途所经州郡无不被他搜刮一空。大厦将倾，内部的腐败如同蛀虫般侵蚀着国家的根基，北齐的衰落也就不难理解了。

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北齐的贪腐大军中还有一些像葛朗台、严监生那样的人物。例如，后来官至中领军的厍狄伏连，将贪污聚敛的财物藏在一个专门的仓库里，家中上百口人每天只能吃2升米，连盐菜都不允许食用。家中来客时，妻子只能从喂马的草料中捡些豆子做成豆饼招待，结果被厍狄伏连发现后，将管马和做饭的人狠狠打了一顿。妻子生病需要花钱治疗，他也气得不行。最终，厍狄伏连去世时，身上仅穿着一条破裤子，其吝啬程度在北朝堪称一绝。

其二是佞幸用事。

武成帝去世后，当时朝廷中最有权势的大臣共有八人，被时人称为“八贵”。这八位大臣分别是尚书右仆射和士开、领军将军娄定远、录尚书事赵彦深、尚书左仆射元文遥、开府仪同三司唐邕（掌管中兵）、领军将军綦连猛和高阿那肱、度支尚书胡长粲（后主的舅父）。其中，和士开是武成帝临终前托孤的头号重臣。

和士开因擅长握槊而常出入宫中，与胡太后关系密切，据后来的史料推测，他似乎与胡太后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这样一位不学无术的佞臣身居高位，对朝政极为不利，因此引起了以赵郡王高睿（高欢之侄）为首的朝臣们的强烈反对。

高睿指责和士开弄权擅政，大肆贪污受贿，且秽乱宫廷，要求将和士开贬出中枢，否则朝野难以安宁。

在几位重臣的压力下，胡太后与后主被迫先将黄门侍郎冯子琮（胡太后的妹夫）外放，以安抚重臣们的情绪。然而，和士开却反咬一口，称高睿等人此举意在剪除皇帝的羽翼，担心济南王之事会再次上演（指孝昭帝废黜高殷为济南王）。

不幸的是，胡太后与后主这对昏庸的母子信了和士开的一面之词，并与和士开密谋发动政变，将高睿骗入宫中杀害。

娄定远首先被和士开用贿赂手段分化，高阿那肱原本就与后主关系密切，元文遥则被外放到地方担任刺史。胡长粲作为外戚，反对和士开的力量很快便土崩瓦解。

然而，仅凭和士开一人还不足以完全控制朝局。齐后主的乳母陆令萱，凭借其善于逢迎的态度，深得胡太后和后主的宠爱，被封为郡君并担任女侍中，她在后宫独断专行，滥施权威。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士开和高阿那肱不惜拜陆令萱为义母，这种无耻的行为令人不齿。北齐的朝政几乎被这些奸佞之辈所掌控。

与政界的混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齐军界在段韶、斛律光、高长恭等名将的主持下，依然保持了与北周的均势，没有暴露出明显的弱点。段韶通过晋阳之战和洛阳之战，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军中的超一流地位。尽管已是年迈老将，段韶从不涉足政界纷争，有意无意地远离政局的核心。在和士开事件中，身为左丞相的段韶竟未采取任何行动。同时，他严格约束家人，避免骄奢淫逸，以免招致朝野非议。

斛律光在老一辈战将逐渐凋零之后，逐渐成为了军中的中流砥柱。在洛阳和晋州这两个重要的战略方向上，几乎都是由他主持，而且几乎从未有过败绩。

长期的军旅生活，使斛律光形成了典型的军人作风。他极为严厉，稍有不满就会施以鞭挞，因此当时的人们常批评他过于暴虐。这种急躁的性格不仅影响了他的军事指挥，还延伸到了政界，导致他积攒了不少怨恨。

斛律光家族显赫一时，他的两个女儿嫁入了皇家，子侄辈中有三人娶了公主，兄弟们也都身居高位，封侯封王不断。在北齐的四个朝代中，斛律家族的显贵达到了顶峰。然而，斛律金在世时，常常感到忧虑，认为斛律家族以战功起家已经非常显赫，再通过联姻来巩固地位未必是好事。斛律金有这样的远见，但斛律光显然不及父亲，尤其是在掌握军权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粗犷的作风，这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高长恭在洛阳迅速崛起，一夜之间成为了皇族子弟中最擅长用兵的人，并因其铁面无私的形象成为军中的传奇人物。但由于他出身于高澄一系，威望越高，就越容易引起后主的猜忌。

在后主初年，三大将的威势正盛，北齐军队也保持着强大的战斗力。从客观上看，北齐仍然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强大国家。

北齐文宣帝时期，虽然皇帝昏庸，但朝政相对清明；而在后主时期，则是“内政腐败，军队强大”。相比之下，高洋时期的国家基础较为雄厚，还能承受一些折腾，但到了高纬时期，国家已处于末世，尽管军队依然强盛，但支撑它的政局日益败坏，前途十分危险。

北周与北齐的国境线，大致沿着黄河从南至北延伸，从内蒙古到河南这一带，与今天的山西、陕西交界处相重合。然而，在晋南、豫西地区，北周的领土形成了一个突出部，包括勋州、南晋州、邵州、中州、和州和熊州（今河南宜阳）等地。

​如果以晋阳、邺都、长安为顶点画一个三角形，这个突出部几乎位于三角形的中心，任何一方控制这里，都会对对方的首都构成严重威胁。

563年，宇文护率军讨伐北齐，主要进攻方向集中在熊州洛阳一线，意图通过这个突出部的中心地带，向东北方向直取北齐的邺都。然而，由于双方军力相当，周军未能突破洛阳防线。

无论是北周的宇文宪还是北齐的段韶，双方高层都对这一战略要地有着清晰的认识，并且都在积极寻找机会蚕食对方的土地。孔城事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这一突发事件使北周的熊州面临了极大的威胁。

熊州的州城宜阳位于洛阳东侧，与之隔洛河相望，南面则与和州相对。如果北齐同时从洛阳和和州出兵进行两面夹击，那么熊、中、邵三州将面临被北齐势力渗透的严重威胁。

面对这一紧急情况，北周迅速做出反应，派遣宇文宪和柱国大将军李穆率军前往救援。尽管李穆已经年过六旬，但他的随军出征主要是为了辅助宇文宪。

然而，实际上宇文宪已经不再需要这种辅助。

在洛阳之战时，宇文宪还只是一个只知逞一时之勇的年轻将领，而现在他已经成长为一位沉着稳重的青年将军，对宜阳的局势及东西对峙的特性有了深刻的理解。

首先，宇文宪认为大规模战争不会爆发。洛阳、宜阳一带双方都驻扎了重兵，且各自拥有坚固的城池作为依托，深入敌境作战难以取得决定性胜利。北齐此次只是利用了一个小机会占据了熊州的一部分，对双方的整体实力并未产生重大影响。

其次，关于作战方法。宜阳、孔城、洛阳一带地形复杂，山川阻隔，不利于大部队展开行动。更何况对手独孤永业素以狡猾著称，在这种复杂的地形中捕捉这条“狐狸”，其难度可想而 知。

基于这两点考量，宇文宪决定采取谨慎策略，不主动发起战斗，而是率领5万多部队驻扎在宜阳。此举旨在对洛阳的北齐军形成威慑，阻止其向北进犯熊、中、邵三州。同时，宇文宪还采取了在关键交通要道上筑垒的策略，切断洛阳向孔城的增援通道。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周军在宜阳以南陆续修建了武申、旦郛、慈涧、崇德、安民、交城、鹿卢等七座军镇。这些军镇规模虽小，但专门用于屯驻军队，各城之间距离较近，便于相互支援。通过这种逐步推进的“打桩”战术，周军不仅有效缩短了后勤补给线，还能在遭遇敌军进攻时迅速撤回城内，固守待援。

这一战术取得了显著成效。北齐在洛阳的兵力有限，既不敢轻举妄动，担心被这些军镇牵制，又因和州远在境外，眼看着即将得而复失，心中焦急万分。

北齐坐不住了，当年年底派遣大将军斛律光率领四万大军前往洛阳救援和州。

斛律光率领的大军刚出洛阳没多久，便遭遇北周鹿卢镇守将梁士彦的部队。大战一触即发，斛律光身先士卒，凭借一股锐气，迅速击溃了这支北周军队。

斛律光威名远扬，早已成名多年，这次初战告捷，使北齐军士气大振，纷纷期待斛律大将军带领他们乘胜追击，直捣北周。然而，面对败退的周军，斛律光却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冷静，他果断下令：停止追击，开始筑城。

北齐军将士们面面相觑，心中满是疑惑。学习北周的方式打桩？放弃眼前的胜势，去做这样耗时费力的事情，究竟有何用意？难道要一路打桩打到长安吗？

但一代军神斛律光对此不以为然，命令士兵在洛河南岸修建通关、丰化两个军镇，以确保通往宜阳、和州方向的道路安全。

英雄所见略同！

若从东魏天平元年（534年）算起，周齐两国在洛阳附近已经进行了四次大规模战役，双方均未取得决定性的优势。

洛阳如同一条结冰的河流，看似容易破冰而入，但短暂的胜利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刺骨的寒冷。原因在于洛阳地形易攻难守，尽管位于中原腹地，曾是北魏的旧都，但却是一块容易占领却难以长久控制的“肥肉”。

宇文宪选择在此筑城以缓进，既务实又简便，使北齐难以应对。斛律光在鹿卢城一役后也认识到这一点，若率重兵步步为营，虽未必无法攻克这些据点，但必然会被拖累得狼狈不堪。与其让士兵流血开路，不如效仿对方针锋相对。

通关、丰化二城筑成后，洛阳至和州的道路暂时得以保障。

北周北齐两军相互对峙，谁先动手谁就会吃亏。

在这种情况下，两方军队只能形成对峙局面。宇文宪派遣属官刘雄前往齐军营地，当面指责北齐违背了两国互不侵犯的盟约。

斛律光久经沙场，深知宇文宪此举意在打击齐军士气，因此他并未反驳，而是礼貌地将刘雄送回宜阳。

双方均谨慎行事，未有交锋，对峙持续了10个月。最终，斛律光率军撤退，宇文宪随即追击。然而，老练的斛律光迅速调头反击，俘虏并斩杀了2000余名周军，随后带着战利品返回。战线依然稳定在洛阳与宜阳之间，而和州则被北齐占领。

不能苛责宇文宪，面对斛律光，北周鲜有人能占上风。年轻的宇文宪能够打出如此有声有色的战局，已属难得。

同年年末，北齐再度兴兵，意图逐步蚕食北周的突出地带。此次行动的突破口选在了南汾州。

南汾州西濒黄河，东邻平阳，南靠汾河，北接晋阳，尽管地域不大，却成为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

南汾州正南方是勋州，勋州刺史乃赫赫有名的守城名将韦孝宽。

在北齐出兵攻打南汾州之前，韦孝宽凭借多年在边防与北齐交手的经验，迅速向宇文护建议：在勋州汾河北岸筑垒固守，逐步推进防线，进一步增强汾河北岸各城尤其是南汾州的防御能力。

这一建议直击要害，然而宇文护却一口回绝，并带有讽刺意味地说：“韦公子孙虽多，但不足百人。汾北筑城，派谁去固守？”

天统五年（569年）十二月，北齐将领斛律光率军从晋州出发，直逼勋州北部，从华谷城（今山西稷山县北）开始，由东向西迅速构筑堡垒，直至西端抵达龙门（今陕西韩城龙门黄河渡口）。这条堡垒防线横贯汾河北岸，切断了南汾州与勋州的联系，使南汾州的局势变得极为危险。

宇文护得知消息后忧心忡忡，没想到韦孝宽的预言竟然成真。他向宇文宪询问对策，宇文宪建议，宇文护应亲自率领大军前往同州，作为勋州前线的后援，同时由他自己率领精兵前出黄河进行攻势作战，以扭转汾北的不利局面。宇文护采纳了这一建议，于是宇文宪率兵2万，从龙门渡河进攻斛律光。

不得不承认，宇文宪的选择非常巧妙。按照常理，如果宇文宪直接从勋州出兵，依托玉壁这座坚固的城池作战，既可以进攻也能防守，确保安全。

然而，斛律光的主力部队集中在华谷，若在此地交战，难免会陷入持久战。而选择从龙门出击，虽然会直面斛律光在汾北布下的重重防线，但以主力大军攻克这些小城，取胜的可能性较大。

此外，韦孝宽在勋州的牵制作用，使得斛律光不敢轻易离开华谷，这样周军两面夹击，胜利的机会自然大大增加。

大军渡过河流之后，北齐的龙门镇守将王康德未敢迎战，选择弃城逃跑。北齐朝廷得知宇文宪再度出兵的消息后，派遣段韶和高长恭率军前往晋州支援。

宇文宪不费一兵一卒便占领了龙门镇，声势大振。北齐的伏龙等城随即加强防御，并向主力部队请求支援。然而，周军却突然收缩兵力，停止了进攻，表现出一副见好就收的态度，这让齐军感到十分困惑。数日后，周军主动撤出了刚刚占领的龙门镇，并且挖开了汾河，使河水改道从龙门镇北面流过，形成了隔河对峙的局面。

齐军见龙门镇已成为空城，试探性地发起进攻，发现周军确已全部撤离，于是认为周军不再有东进的意图，防守也逐渐松懈。

这一情况传到斛律光那里，他暂时放下了警惕，计划将主力部队调往南汾州，以夺取这座孤立无援的州城。

没想到这一切都是宇文宪的计谋。龙门镇的先吃后吐，汾河水道的改移，全都是为了战役中的欺骗，目的是让齐军放松警惕。

宇文宪的主力部队仍然驻扎在龙门以西，待机而动。得知斛律光按兵不动后，宇文宪迅速渡过汾河，在短短两天内接连攻克了龙门、伏龙、张壁等城，不仅抢走了齐军留下的粮草，还将这些城镇彻底摧毁。

这一系列的欲擒故纵之计让斛律光目不暇接，眼睁睁地看着几个月来辛苦筑建的城池化为乌有。无奈之下，斛律光只能收缩兵力，全力防守华谷，以防周军打通勋州向南进入汾州的通道。

宇文宪深知斛律光虽然失去了几座小城，但主力部队并未受损，此时硬拼并无益处。因此，他留下大将军辛威和韦孝宽共同牵制斛律光，自己则率领主力部队北上救援南汾州。

斛律光终于意识到宇文宪的真正目标是南汾州。看到周军主力已经北上，继续扼守汾北通道已无实际意义，斛律光遂率部北撤至晋州平阳郡。周军从勋州紧随其后，但由于兵力有限，未能有效阻止斛律光的行动。

此时，南汾州已被齐将段韶、高长恭重重围困。宇文宪则从两乳谷北上（位于今山西乡宁县西约70里），并在姚襄城（今山西吉县西约50里）与齐军相遇。

姚襄城虽小但坚固，且与南汾州州城相距不远。宇文宪的兵力仅有2万余人，不敢贸然越过姚襄城继续前进，因此派遣大将军宇文盛向南汾州运送粮食以支援，同时包围姚襄城，并沿途挖掘深沟，以防齐军前来解围。

斛律光得知消息后，立即率领5万大军直抵南汾州。这样一来，双方实力悬殊明显，齐军不仅在兵力上占据优势，主将的质量和数量也远超宇文宪。

齐军凭借人数上的绝对优势，采取了强硬的攻势。斛律光部继续围困南汾州，而段韶、高长恭则率主力部队前往救援姚襄城。宇文宪率部奋力抵抗，但由于兵力不足，加之连续数月的作战疲惫不堪，最终未能抵挡住齐军的强大攻势，不得不撤退。

随后，齐军再次包围了南汾州。南汾州刺史杨敷（隋朝开国功臣杨素之父）竭力抵抗，但因外援断绝、力量薄弱，经过30多天的艰苦战斗后，南汾州最终被攻破，杨敷本人被俘虏，后来在北齐去世。至此，汾北之战暂告一段落。

回顾这场战役，宇文宪的战略目标是稳定勋州突出部的国防形势，战役目标则有两个：一是打破斛律光封锁汾北的企图，二是巩固南汾州一线的防守。总体来看，除了南汾州失陷之外，其他目标基本达成。

从个人表现来看，宇文宪对战略形势的判断非常准确，战役指挥灵活高效，战术行动干净利落，独自承担起了周军的重任。面对北齐的三大名将，他毫不畏惧，尤其是将号称北齐第一名将的斛律光搞得措手不及，充分展现了其名将的风采。

南汾州落入北齐之手后，带病出征的北齐头号大将段韶在军中病逝，短暂的“三杰对一杰”时代随之结束。北齐不乏像高长恭这样的突击将领，但缺少像段韶这样的智将。段韶的去世，意味着北齐的衰败已成定局。孝先（段韶的字）一去，天亡齐也！

​北周天和七年（572年）三月，一场如同地震般的宫廷政变在北周爆发，天官府大冢宰宇文护被武帝宇文邕所杀。此时，宜阳汾北的战火刚刚平息，北周的政治焦点迅速转回长安城内。一场酝酿了十余年的政治风暴已蓄势待发，只待一个合适的时机来临。而这场风暴的核心人物，正是那位名义上至高无上、实际上却备受掣肘的武帝宇文邕。

皇权在他手中流失已有十年，或者更准确地说，皇权从未真正掌握在他的手中。天和七年（572年）的春天，30岁的宇文邕心中的复仇之火终于无法再被压制，犹如火山般猛烈喷发。

此时，宇文护的声望已从巅峰逐渐下滑。连续四次对外战争的失败——对北齐的晋阳和洛阳之战，以及对南陈的湘州和沌口之战——不仅削弱了他的军事威望，还使他在朝中的支持率大幅下降，显得更加孤立无援。

此外，宇文护两度废黜皇帝，用人不当，其子侄辈倚仗权势胡作非为，这些行为进一步加剧了朝臣们的不满。包括领兵大将如李穆、韦孝宽，皇室姻亲重臣如窦炽、于翼，以及中层干将如柳庆、令狐整等人都对宇文护积累了深深的敌意。

在宗室成员中，齐国公宇文宪和蔡国公宇文广虽曾是宇文护的支持者，但目睹其专横跋扈的行为后，也开始感到不安。

尤其是宇文宪，因其卓越的才能和武艺被宇文护任命为大司马，掌管军权，并经常代表宇文护向皇帝汇报军国大事。每当宇文护处理事务不当或态度不敬时，宇文宪便会从中调和，缓和了许多潜在的矛盾。

尽管宇文护对这些矛盾视而不见，但他长期执掌大权，逐渐变得傲慢自大，不再像过去那样谨慎。宇文邕看准了这一时机，开始与身边的一些年轻幕僚秘密商议如何铲除宇文护。这些幕僚包括内史下大夫王轨、小宗师宇文孝伯和右宫伯宇文神举。

宇文护的府邸戒备森严，主要将领多是他的心腹，因此公开对抗显然行不通。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刺杀。宇文邕深知这一点，毕竟12年前孝闵帝谋刺未遂反而丧命的教训还历历在目。然而，现在的宇文护已经不像12年前那样高度警惕，宇文邕装孙子装了十几年，终于让宇文护放松了警惕，认为他不过是一个胸无大志的傀儡皇帝。

就在这个时候，卫国公宇文直因沌口之战失利被宇文护责罚，心生怨恨，前来向宇文邕诉苦。宇文邕对这个弟弟本就有所不满，因为他曾作为同胞兄弟却支持宇文护，如今失势了才想起自己的亲哥哥，这让他觉得宇文直心术不正。然而，宇文邕的目标远大，宇文直手中仍有兵权，如果能拉拢他，将大大增加刺杀宇文护后的掌控力。于是，宇文邕暂时放下成见，向宇文直透露了自己的计划，兄弟俩一拍即合，共同策划刺杀宇文护的大计。

三月十八日，宇文护从他的封地同州返回。同州不仅是他的领地，还驻扎着他由世子宇文训统率的蒲州总管府的直系军队。

宇文护此行至这个相当于北周副都的地方，主要是进行例行性巡视，并无其他图谋。

得知宇文护归来，宇文邕迅速行动，将原本只有大致轮廓的刺杀计划细化为具体方案。这个详细的计划，他只告知了自己的亲弟弟宇文直。

并非宇文神举、宇文孝伯、王轨不可信，但皇宫禁地若一下子聚集太多人，难免会引起宇文护的怀疑。而宇文直作为叱奴太后的亲生儿子，进宫探望母亲有天然的理由。

刺杀地点选在了叱奴太后的宫中。武帝对宇文护说，最近老太后经常酗酒，这么大年纪了还如此，实在不成体统，老太太脾气又倔，怎么劝都不听，只好请宇文护屈尊到宫中劝一劝。

宇文护毫无戒心，在朝会结束后便随皇帝宇文邕前往太后处劝说。他如同往常一样来到皇宫的含仁殿，拜见叔母叱奴太后，并手中拿着宇文邕递来的《酒诰》。

这位权倾朝野的大臣心中暗自嘲笑，觉得这对母子真是有趣。他坐在太后赐予的座位上，装模作样地开始宣读《酒诰》，而宇文邕则以家臣之礼，恭敬地站在他身后。

一切似乎都很正常，唯一的不同之处是宇文邕站的位置显得有些过于靠后。然而，宇文护并未对此产生任何警觉。长达15年的专权使他坚信，这位皇帝已经完全被驯服成了一只绵羊，即使给他十个胆子，也不敢反抗。

正当宇文护滔滔不绝地朗读《酒诰》时，突然感到后脑一阵剧烈的疼痛，紧接着眼前一黑，整个人扑倒在地。在一片混乱中，他回头看见平时温文尔雅的宇文邕此刻满脸凶相，手持玉珽，如同一头恶狼般扑向他。

太监何泉紧随其后，拿起御刀，挥刀砍向宇文护，宇文护躲开，但由于何泉过于紧张，竟未能伤及宇文护分毫。

这时，预先埋伏在屋内的卫国公宇文直跳了出来，带着愤怒和怨恨，举起刀乱砍，霎时间，宇文护鲜血四溅，一代权臣宇文护就这样命丧黄泉。

北周武帝宇文邕仅凭借两人之力，成功除掉了专权15年的宇文护。

随后，宇文邕下令让宫伯长孙览外出，通知宇文神举、宇文孝伯和王轨，紧接着迅速发布诏书，揭露宇文护废黜并杀害先帝的罪行，并逮捕、处决了宇文护的儿子及其亲信。宇文护的11个儿子无一幸免，其势力被彻底铲除。

作为宇文护的重要助手，宇文宪感到极度不安，担心自己也会受到牵连。因此，在武帝召见时，他摘下帽子请罪。

幸运的是，武帝宇文邕是一位英明的君主，他从国家大局出发，并未对宇文宪进行严厉的责罚。武帝不治宇文宪之罪，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宇文宪是一位久经沙场的将才，不可或缺；二是兄弟相残会削弱皇室的力量。然而，这场政变引发的巨大动荡，宇文宪也无法完全避免。

诛杀宇文护后，武帝迅速采取行动，巩固自己的权力。

首先，他撤销了中外府，这个机构负责统管内外军事事务，撤销它意味着军权直接归皇帝掌控。

其次，武帝停止了五府总于天官的制度，这意味着皇帝之下不再设有类似宰相的职位或机构，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

最后，武帝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调整，除了宇文盛继续担任大宗伯外，六官府中的其他五个实权部门的长官全部更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宇文宪的任命。

宇文宪从原先的大司马升任为大冢宰，不再负责军事事务，其职位由年迈的陆通接替。陆通长期在中央担任文职，几乎没有实战经验，显然不适合担任大司马这一要职。不久之后，这位谨慎的老文官因病去世，武帝便任命才能平平的七弟赵国公宇文招接任。

表面上看，正如《周书》所述，武帝此举是因为忌惮宇文宪的声望和能力。当时，齐、卫两位皇弟分别率军出征南北，宇文宪在战场上屡建奇功，声名远播，而宇文直则战绩不佳，狼狈不堪。宇文宪已成为宗室中的顶尖人才。

然而，回顾武帝亲政后的一系列举措，其意义远不止于此。自宇文泰去世后，北周实行的六官制逐渐暴露出诸多问题。尽管北周试图仿效《周礼》推行六官制，但这一制度从未完全落实。除了中央文官系统在表面上略具雏形外，军队和地方行政系统依然沿用汉魏时期的旧制。明帝改称“天王”为“皇帝”，已经开启了这一变革的先河。

到了武帝时期，北周的政治和经济形势都有了显著的发展，六官制的缺陷愈发明显，亟需进行相应的调整。尽管受制于《周礼》六官制的框架，难以进行全面改革，但武帝仍决心通过人事安排逐步动摇这一不合理制度的基础。

武帝推行的改革，旨在消除大冢宰独揽大权的制度基础，从而确立皇帝作为北周唯一统治者的地位，实现一元化的行政体制。同时，武帝逐步推行各部门各司其职、避免机构重叠的行政模式。这些改革为隋朝后来建立三省六部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此次政治变革不仅影响了政府机构，还波及了皇室内部的权力分配。宇文宪被提升为天官府冢宰，但因五府不再统一由天官府管辖，他的职责主要限于皇宫内部事务，实际上被剥夺了军事权力。

在诛杀宇文护的过程中立下大功的卫国公宇文直，请求担任大司马一职。然而，武帝认为宇文直野心过大，且有投靠宇文护的前科，因此只任命他为大司徒。

在建德二年（573年），北周武帝宇文邕为了巩固政权，先后册封了8位弟弟和7位子侄为王。其中，宇文宪被封为齐王，而他的六弟宇文直则被封为卫王。尽管宇文直在帮助武帝夺权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心术不正，一直不受武帝的器重。宇文直曾请求担任大司马一职，未果后便心生不满，经常抱怨，并且无端嫉妒宇文宪。

武帝的母亲叱奴太后去世后，宇文直向武帝告状，称宇文宪在母亲去世后表现得毫无孝心，日常生活与平时无异，应当受到严惩。然而，武帝看穿了宇文直的险恶用心，当面斥责他说：“齐王与我们同父异母，他没有义务像我们一样尽孝。而你作为太后亲生的儿子，不仅不守孝道，反而诬告他人，你认为该治谁的罪？”

宇文宪深知宇文直对他怀有敌意并暗中陷害，但由于宇文直是武帝的同母弟弟，他选择忍耐，避免与宇文直正面冲突。正如古语所言，“天作孽，犹可活；人作孽，不可活。”宇文直的恶劣行径和不知收敛，最终将自食其果。

果然，宇文直多次遭到武帝的打压，心中积怨愈深。建德三年（574年）七月，武帝出巡云阳宫时，宇文直趁机发动兵变，率领部众攻打皇宫外城。皇宫卫队长官尉迟运拼死守住了皇宫的章肃门，并带领卫队与叛军展开激战。武帝闻讯后，立即派遣宇文宪率军火速赶往长安平叛。

由于兵力不足且名不正言不顺，宇文直见造反无望，仓皇逃往荆州。不久后，他被追兵生擒，押解回长安囚禁。不久，武帝以宇文直再次图谋不轨为由，下令将其及其10个儿子处死。

关于宇文护，北周官方在他去世后迅速对其做出了负面评价，将其视为“无君逆臣”，几乎完全抹杀了他在历史上的贡献。然而，如果我们抛开北周主相之争，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来看，宇文护的功绩显然超过了其过失。

一、稳定政局。宇文护在宇文泰去世后，作为强有力的领导者，成功地带领宇文氏度过了这一段危机时期。他有效地防止了老将重臣之间的分裂和内战，确保了政权的平稳过渡。尽管宇文护实际上是北周的实际掌权者，但他并没有对反对势力进行大规模的镇压和屠杀，这使得第一代创业者和第二代领导人之间的权力交接相对平和，维护了国家的整体稳定。这一点符合关陇政治集团大多数人的利益。

二、保持发展势头。宇文护执政期间，大政方针基本上延续了宇文泰的政策。例如，他继续推行周礼，但并不拘泥于形式；进一步扩大府兵制度，积极发展关中的经济。在他的治理下，北周逐渐巩固了新占领的地区，经济实力显著增强，成为三国对峙中的一方强权。

三、集中军权。宇文泰设立的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制度，虽然在立国初期因长期对外征战而未显现出明显的分治问题，但在外部威胁减弱后，各领兵实力派开始觊觎最高权力。宇文泰本人在世时未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仅兼并了李虎的一部分兵力。宇文护则利用权力更迭的机会，将其他几部分兵力全部集中起来，彻底改变了八部兵制。这一举措不仅消除了鲜卑部族式政权的痕迹，还极大地推动了北周的汉化进程。

综上所述，宇文护在北周历史上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他的贡献远远超过了他的过失。

当然，宇文护的错误不容忽视，其中之一便是导致宇文氏统治基础的狭窄化。能够支持宇文氏统治的主要有三大势力：一是宗室，二是以武川军事贵族为主的关陇政治集团，三是汉人豪强。在宇文护的集权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这些势力发生了冲突。

在宗室方面，宇文护强化了自己这一支的力量，大力排挤宇文泰诸子这一支，同时分化了宇文邕与其兄弟的关系。例如，宇文宪受到猜忌，宇文直最终被杀。这些举措严重削弱了宗室内部的团结和支持。

在关陇集团方面，宇文护的兼并行动过于激烈，特别是对赵贵、独孤信、侯莫陈崇、李远兄弟等各派势力的打击，或杀或废，使得这些势力人人自危，逐渐对宇文氏产生了疏离感。尤其是李远的弟弟李穆，作为开国功臣，直到北周灭亡前夕才勉强恢复大州总管的位置，这在同辈中显得极为落后，后来还不断被尉迟迥、于翼、王轨等新兴后辈超越。

在汉人豪强方面，宇文护一直采取打压政策。例如，韦孝宽长期被限制在边镇守将的位置上，权景宣始终未能进入中央决策圈，田弘尽管奋斗一生，最终也只获得了一个小小的郡公爵位。虽然许多汉人豪强被编入府兵系统，但在政治待遇上却明显低于其他势力，这无疑削弱了统治的基础。

后世对宇文护的评价大多与北周政府当时的论调一致，认为他是一个弄权废主的乱臣贼子。甚至有人以偏概全，津津乐道于他“史上屠龙第一人”的谑称，这无疑是对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的不公平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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