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王朝末年，文人的表现最能反应一个王朝的政治生态和君臣的粘合力，比如大明。大明的问题完全可以从文人的反复中找到答案，而文人的反复不仅表现在党争中，更表现在民族大节上。

土木堡之变是大明历史的转折点，文官通过拥立皇帝和打赢京师保卫战强势崛起，掌握、垄断了朝廷的话语权。万历长期怠政进一步让局势恶化：朝中被东林党控制，地方上的权力被乡绅垄断，辽东的女真势力也已成气候。

皇权失去了对朝中和地方的政治权力、辽东军权的控制，大明的政治生态彻底失衡。

通过“国本之争”和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东林党进一步扩张权力，等到天启帝即位之后，庙堂已经彻底被东林党掌控。为了与东林党争夺权力，天启帝就只能重用宦官，为什么魏忠贤是宦官干政的巅峰，因为当时的皇权已经衰微到了极点。

和东汉一样，宦官崛起必然导致党争，于是大明的主要矛盾就发展为宦官和东林党的权力之争，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穿梭于两方势力之间立场摇摆不定的文人。比如，阮大铖。

大铖先是依附于东林重望左光斗，由于急于做官被东林党是集体排挤，大铖于是就转身投到了魏忠贤的门下，成为忠贤的干儿子，与东林党为敌。

但是在魏忠贤大肆诛杀东林党权力达到巅峰之后，大铖却敏锐地嗅到了忠贤即将失势的苗头，于是每次见完干爹之后都会花钱从门房处买回名片，消除拜访忠贤的痕迹。

所以，当魏忠贤被杀，阉党失势之后，大铖马上就跟随主流大肆攻击阉党，但还是落了一个削官为民的下场，崇祯在位的十七年间，大铖始终处于人生低谷，无法翻身。

当江南的名士组织结社时，大铖又公然佩戴着“东林党”的标签积极融入其中，谈天说地，结果遭到了众人的集体排挤。

可见，不管是东林党还是阉党，都只不过是大铖向上攀爬的工具而已，哪件工具能给自己带来好处，就用哪件，毫无立场。

当京师被李自成攻陷崇祯皇帝殉国之后，阉党的马士英又通过拥立福王为帝攫取了权力。此时，大明虽然已亡，但其党争却转移到了南都，继续折磨着南明王朝。

阉党得势之后，大铖积极向马士英表态，配合其对东林党进行精准打击，将南明朝廷闹得是乌烟瘴气。阉党执政的最具体表现就是，无能低劣之人填充了权力中枢，史书对此的说法是：“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

当清军南下攻灭南明政权之后，大铖又毫不犹豫地投降了清军。

可见，农民起义、财政崩溃、地方势力崛起等因素虽然是明朝灭亡的主因，但不可否认的是，党争也加剧了大明局势的恶化，尤其是阮大铖这种反复之人更是给明亡按下了加速键。本质来说，明末三十年的党争，就是大明向终点“奔跑”的三十年，其灭亡属于必然。

而且，像阮大铖这种人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个符号，像他这样的人肯定还有很多，有这样的人在不断腐蚀大明本就已经脆弱的根基，大明的大厦岂能不倒。

大明的灭亡属于必然 图源/网络

明末另一个能够作为历史“标本”的人是钱谦益。钱谦益虽然属于东林阵营，但其早在万历三十八年参加科举时就积极联系宫中太监，以获取状元。

崇祯二年（1629），由于入阁失败，钱谦益被迫以乡绅的身份长期居于乡间，由于此时的乡绅势力已经崛起，所以钱谦益也成为垄断地方资源的一员。

崇祯十年（1637），常熟人张汉儒到京师告御状，罗列了钱谦益的五十八条罪状，集中体现在：操控地方人事；侵占田宅，垄断地方经济资源。

张汉儒的御状中有这样的话：“生杀之权不操之朝廷而操之两奸，赋税之柄不操之朝廷而操之两奸...抚案皆其门生故旧也...满朝皆其私党羽翼也。”

御状中的两奸，一个是钱谦益，一个是瞿式耜，其身份属性都是地方乡绅。这两人在垄断地方生产资料的同时，还利用门生资源大肆向官场渗透，从京师到地方都有他们的人。

张汉儒在御状中将这两人的问题说得特别详细：其侵占的田宅计赃三四百万，通过控制华荡、华汇这东西两湖的水利权，这两人每年能得银七百余两，二十年来共计诈银一万四千余两，全县人对这两人都是咬牙切齿。

在垄断经济资源的同时，这两人还通过各种手段将其门生都运作到重要岗位上去。

乡绅发展到如此地步已经和两汉时期的豪强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影响帝国生命周期的毒瘤。

由此可见，大明不仅庙堂失控，地方也逐渐出现要摆脱朝廷控制的趋势。可以肯定，即使大明不亡于李自成的义军，明朝皇帝也会逐渐被地方乡绅和军阀所架空，像唐朝一样，亡于军阀混战。

历史上许多王朝的覆灭都是地方乡绅和军阀合流导致外重内轻的局面不断加重，进而灭亡。明朝虽然表面上亡于李自成的义军，但本质上还是亡于内部势力，因为内部势力垄断了各种资源，朝廷才在平叛一事上做不到集中资源办大事。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当崇祯皇帝殉国的消息传到江南之后，南京文武想的不是如何给崇祯复仇，而是再一次围绕皇权归属展开了党争。

当时在南京避难的有福王和潞王：福王的血缘比较近，潞王的才气被众人推举，都有继承大明皇权的优势。

但老福王却是当年东林党发动的国本之争中的牺牲品，且梃击、红丸、移宫三案影响深远，如果扶立福王为帝，其登基之后肯定会强力打击东林势力，这是东林党人不想看到的局面。而如果立潞王的话，东林党就可以凭借拥立之功全面控制朝政。

因此，钱谦益早早就和潞王进行联系，并联络了南都兵部侍郎吕大器、右都御史张慎言等人，一同为拥立潞王所造势。

和钱谦益一样，这些人身上的标签都是东林党，或者准东林党人。

面对东林发动的攻势，阉党马上就予以回应，其实力派庐凤督师马士英联合总兵高杰、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等人拥护福王登基，同时阮大铖也在积极奔走，再一次站队阉党。在南京朝廷没有形成定论之前，马士英就已经率军带着福王到南京了。福王登基遂成定局。

福王是阉党推出的代言人 图源/剧照

本质来说，南京朝廷皇权的竞争其实是东林代表人物钱谦益和阉党代表人物马士英之间的博弈。

福王登基绝不仅仅是阉党再次掌握了权力这么简单，更能说明，此时的地方势力、军人已经崛起，成为主导南明政权的主要力量。

党争、军阀斗争，已经注定了南明朝廷的周期不会太长。

在阉党掌控朝政马士英入阁之后，东林领袖史可法只能外出督师，而阮大铖也再一次迎来了权力春天，从兵部右侍郎升为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巡阅江防。在掌控权力之后，大铖就对东林党展开了疯狂的报复，南京城中是人心惶惶。

当然，阉党执政的副作用此时也在南明朝廷尽显。

而作为东林党人的钱谦益此时也及时转变了立场，转而上疏称颂马士英，从而获得了礼部尚书的职位。钱谦益不仅及时站队阉党，更是大力举荐阉党，还同时为阮大铖喊冤，将无耻二字表现得是淋漓尽致。

只能说，有钱谦益这样的人存在，南明岂能不亡。

弘光元年（1645）五月，清军进军江南，作为文臣之首的钱谦益再一次转换立场，率领群臣投降了清军。据说，钱谦益当时是亲自捧帖拜见豫王多铎，叩首阶下。

钱谦益不仅自己投降，还派人到苏州张贴告示劝人投降，又写信给常熟知县曹元芳进行劝降，更是给当时身在杭州的潞王去书，劝其投降。

钱谦益之所以如此卖命，不过是为了在清军面前表现自己，以实现在清朝延续自身利益的目的，并期望能够在清朝得到宰辅的位置。

但最终，他得到的不过是礼部侍郎的闲散职位，充任编修《明史》的副总裁。

由于没有实现其政治目的，钱谦益又积极联系明朝势力，曾经收留过黄毓祺，并作出了资助其招兵的许诺。同时还给身在桂林的门生瞿式耜写信，给对方出主意。

等于是，钱谦益两头都在押注，幻想在明朝复国之后凭借地下工作的功劳能够得到大学士的位置。

为此，他差点就被清朝给杀了。

虽说钱谦益足够无耻，但也说明了当时局势的模糊，南明如果足够团结，局势还是大有可为的。

最终，钱谦益将自己活成了一个矛盾体，不被任何势力所尊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荣进败名。

乾隆三十四年（1769）六月，清廷对钱谦益进行了彻底否定，乾隆在上谕中说：“钱谦益本一有才无行之人...大节有亏，实不足耻于人类。”

同时将钱谦益著作的《初学集》和《有学集》列为禁书。

乾隆对明降臣采取了否定态度 图源/剧照

次年（1770），乾隆又在钱谦益的《初学集》提诗曰：“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

乾隆四十一年（1776）又下诏：“钱谦益反侧卑鄙，应入《国史贰臣传》，尤宜据事直书，以示传信。”

四十三年（1778）二月，又给钱谦益做了“进退无据，非复人类”的定位。

最终，钱谦益成为《贰臣传》中的一员，而且还是乙编，比洪承畴还低一等。

此时的清朝已经坐稳了江山，需要否定钱谦益、洪承畴这样的明朝降臣来校正人们的价值观，乾隆祭奠史可法也是这个用意。

如果钱谦益当初能够听从柳如是的建议殉国，或者像其门生瞿式耜一样战斗到底，也不至于此。

只能说，明末的政治环境是相当恶劣，君臣彻底离心，很难穿越周期。

而这一切也和土木堡事变这样的大事件、廷杖这样的制度都有关系。一切问题的答案都可以上溯。

但大明末年也不都是钱谦益、阮大铖这样的人，还有顾炎武这样的硬骨头。

作为抗清斗士，顾炎武一生都在为复兴明朝而奋斗，即使在希望极其渺茫的情况下他也是初心不改。

历史每到转折点，总会呈现出价值观相左、立场分明的两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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