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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编辑：史在没有钱

前言

1965年10月，在台北松山机场，一架班机从美国飞抵，孙中山的独子孙科从飞机上步出，迎接他的竟是昔日政敌蒋经国。曾是国民党要员的他，如今归来却已是另一番景象。这位曾为民主改革呼声高昂的政治家，为何在政治风云中失势，而今反倒俯首帖耳于旧敌？他的政治转变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故事？这些权力游戏对普通百姓又有何意义？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在1956年的一天周总理亲自接见了一位来自英国的特别访客马坤，他曾经担任孙中山个人保镖的犹太人，因其英勇持双枪而闻名。周总理不仅高规格接待了他，还在一次正式的晚宴中向他敬酒，选用的是中国的传统烈酒茅台，表达了对马坤的尊重和友好。

晚宴上周总理还特别提及孙中山的独子孙科，他表达了中国政府对孙科的关切，并希望马坤能转达一个信息：中国政府欢迎孙科回国，不希望他长期流亡海外。

民国时期的南京官场上流传着一句话：“谁叫你没有一个好爸。”这句话的背后指的是孙科，孙中山的独子，被视为“喜欢做官的太子”，意指他的官位更多是出于血统而非能力。

孙科是孙中山的独子，自幼就被寄予厚望。1891年出生于广东省，孙科的童年与其他孩子截然不同，尽管孙中山因忙于革命活动而无法常常陪在儿子身边，有观点认为这导致孙科未能成为一名卓越的领袖，但这种看法忽略了孙中山对孙科成长的深远影响。

即便在远离孙科的日子里，孙中山也确保他的儿子接受最好的教育。当孙科上中学时，孙中山从英国寄来一套包含一百多本的“人人文库”丛书，并在随书附来的信件中嘱咐他广泛阅读英文原著，以扩展知识视野。孙科的教育路径，包括其后的高等教育，都是在孙中山的悉心选择下进行的。

1907年，孙科加入了中国同盟会，这是在他年仅16岁时就开始了对革命事业的直接参与。1917年，孙科结束在美国的生活，归国加入革命行列。归国后不久，他凭借在海外的学术和政治经验，被任命为大元帅府秘书。这一职位的获得完全是基于他的个人能力和知识，未涉及任何政治操作，使得孙中山对儿子的表现感到格外自豪。

随后孙科的政治生涯逐步上升。尽管许多国民党内部成员推荐他担任广州市市长，孙中山却持保留态度。他认为孙科虽学识丰富、思想先进，但缺乏足够的行政经验，此职位对他而言尚不适合。

孙科理解父亲的担忧，决心通过实际行动赢得更多的认可。到了1921年，孙科不仅成为广州市的市长，还成了政坛上的焦点人物。这一时期，孙科的政治生涯迅速升温，其背后无疑有孙中山的影响力作用。与此同时，蒋介石尽管后来成为国民党的核心领导人，但在那个时候，他仍在上海的边缘试图找到自己的政治立足点。

孙中山对孙科的影响远不止于一个父亲的角色，更是其人生和革命的导师。孙科未能继承父业成为政坛的中心人物，并不是因为缺乏父辈的指导或支持，而是因为多种复杂因素的交织作用，包括个人性格、政治环境和时代变迁。孙科的生涯证明，即使在极具挑战的环境中，孙中山的影响仍为他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和道德支柱。

1925年，孙中山逝世，蒋介石迅速掌握了国民党的军政大权。在这个关键时刻，蒋介石以不实之罪名软禁了当时的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并声称其因个人原因辞去了所有职务。这一举动在党内外引起广泛不满。

孙科对蒋介石的做法深感不满，决定公开反对蒋介石的统治。他与蒋介石在治国理念上本就存在较大分歧，加上对父亲孙中山的深厚感情，孙科感觉到了自己在政治舞台上的局限。在众人观望的时候，他选择了行动寻求与汪精卫的联合。孙科找到汪精卫，后者表示愿意支持他。为了扩大影响力，孙科发表了一篇激烈的宣言文章《为胡汉民被囚重要宣言》，正式与蒋介石划清界限，开启了一段充满挑战的政治斗争。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特务头目戴笠开始对与孙科关系疏远的人展开清算，目标之一是蓝妮。她之前与汪精卫政府的高官有过密切的往来，通过这些关系获得了可观的经济利益，因此戴笠借助“清理汉奸”的名义，开始没收蓝妮的财产，声称她有汉奸嫌疑。

面对如此困境，蓝妮无奈求助于孙科。孙科为了救助她，不得不向蒋介石施压，甚至以辞职相威胁，才使戴笠的部下最终松了手，释放了被关押三个月的蓝妮，并保留了她的部分资产。然而蓝妮的困境远未结束。她刚从监狱中获释不久，她的女儿便遭到绑架，绑匪索要了10万美元的高额赎金。

1948年，国民党的行宪年和副总统的选拔引起了激烈的竞争，特别是在孙科和李宗仁这两位候选人之间。这两人都是胜选的热门人选，各自背后有着强大的支持。

在此背景下蒋介石的嫡系军队经过长期战斗，实力严重受损。相反李宗仁所领导的桂系军队却成功保存了其战斗力，逐渐成为了地方上的主要武装力量。对此形势感到不安的蒋介石，开始寻求策略以阻挠李宗仁上位，他不得不出奇招支持孙科——一个他本不太看好的候选人。

孙科的政治生涯充满争议。他虽有政治背景，但缺乏显著的政绩，其个人生活也饱受诟病。事实上孙科的私生活复杂，他在妻子陈淑英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多位女性有过外遇，其中包括蓝妮。蓝妮和孙科的关系特别密切，两人甚至秘密育有一女。孙科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蓝妮解决了一些棘手的私事问题，帮助她度过难关。

在孙科参与副总统竞选期间，蓝妮不惜投入巨资，动用一切可用资源支持孙科的竞选活动。然而这段情人关系及其后果被《救国日报》披露，导致公众舆论哗然。报纸曝光了孙科与蓝妮的情感纠葛，还暗示了涉及孙科处理私事的不当行为。

面对舆论压力，孙科为了保住政治生涯，采取了决绝措施，否认与蓝妮的所有联系。蓝妮因此感到极度失望和背叛，带着女儿悄然离开，两人自此断绝了一切联系。最终孙科在副总统的竞选中以1295票对1438票败给李宗仁，令蒋介石大为光火，愤怒地批评他无法扶持。

1949年，当孙科从广州搬到香港后，他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活。随后，他在欧洲和美国度过了16年的时光。这期间尽管中国新的领导人周恩来多次传话表达欢迎孙科归国的意愿，孙科始终没有表现出任何回国的迹象，台湾方面对他亦无过多关注，使得孙科在政治生涯中的处境显得颇为尴尬。

在香港期间，孙科深受国民党失败的影响，每日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除了自我内疚的折磨，他还不得不面对众多流落香港的国民党退役军人。这些曾经的士兵，生活困顿，常来向孙科求助。起初孙科能每人施舍10港币，但随着求助者日增，连他自己的生活也受到了影响。经过长时间的挣扎，孙科最终决定离开这个充满政治阴影的地方，远走他乡。

孙科虽然曾任高职，但一直保持清廉，几乎没有积蓄。为了筹集出国的资金，他不得不卖掉了在香港的所有房产。孙科的海外流浪生活异常艰难，他曾经短暂停留在印度和希腊，最后在1952年抵达巴黎，投靠了老友傅秉常。在巴黎的生活虽然免去了物质上的拮据，但孙科始终感到身处异乡的孤寂与不安。不愿继续给老友添麻烦，孙科决定迁往美国，希望在那里找到一片新的天地。

根据台湾学者庄政的记录，孙科在美国的生活并不稳定，全家依赖孩子的援助勉强维持。在这段时间内孙科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被诊断出多种疾病，包括高血压、十二指肠溃疡和神经衰弱，这些都是长期政治压力的后遗症。

在法国的生活也不是长久之计，孙科感到在欧洲的生活并不适合他。他和妻子决定再次迁移，这次选择了美国，希望能在长女孙穗英那里找到安稳。但在美国，孙科彻底脱离了政界的生活，变得与普通人无异。缺乏稳定的收入源，他们不得不依靠家人的资助度日，生活变得极为艰难。甚至有一段时间，孙科夫妇为了节省开支，靠着种植的番薯维持基本生活。

到了1960年代初，蒋介石开始改变对国民党元老的态度，尤其是在“反攻大陆”显得越来越不切实际后，他意识到需要重建国民党的内部团结。孙科作为孙中山的唯一儿子，其象征意义非凡，无论其政治成就如何，他在党内总有一席之地。

1964年，蒋介石在美国资助下创立了“教育基金会”，并邀请孙科作为基金会的董事长，此举显然是对孙科的一种政治姿态。对于年届七旬的孙科来说，这是一份荣誉，也提供了一个养老的归宿。

1965年10月29日，孙科终于踏上了归途，抵达台北松山机场，受到了蒋经国等一众政府官员的热烈欢迎。尽管过去他对蒋介石有诸多不满，但在台湾的晚年，孙科却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对蒋介石政策的支持。这种态度的转变，让蒋介石感到欣慰，随后提名孙科为“考试院”院长，这一职位为他提供了一个稳定而受尊重的退休生活。1973年孙科在台北去世，享年82岁。蒋介石为他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葬礼，显示出对这位国父之子的尊重和怀念。

对孙科的评价一直褒贬不一。一些评论家认为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利用时机为自己谋取政治利益。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一个被复杂时代背景所阻挠的政治家，如果不是处在那样动荡的政治环境中，他可能会有更为显著的成就。

对普通百姓来说，孙科及其同僚的政治斗争似乎并未直接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他们更关注的是，政治人物能否落实政策，改善民生，提高生活质量。这种观点逐渐成为衡量政治成就的重要标准，强调实际行动而非仅仅的政治表态或立场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