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粟裕

1983年，已近耄耋之年的粟裕将军身患重病，住进了医院。

看到身边的人赶来看望他，粟裕强撑着病体，忍不住问了一句：

“朱亚雄兄弟怎么样了？他还好吗？他的那个事情有人给办吗？”

周围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因为粟裕所惦记的朱亚雄，已经于1979年病故，大家都知道粟裕始终惦记着朱亚雄，所以也没有刻意隐瞒他：

“他的事情还没有解决。”

一听是这个结果，粟裕的眉头立马皱起来，他喘着气嘱咐身边的人：

“朱亚雄帮助过新四军，千万不要让好人寒了心。一定要给他一个说法，你们快去办。”

当得知朱亚雄已经病逝的消息后，粟裕又忍不住一阵头晕目眩：

“咱们让好人寒了心呀！当年他对于咱们新四军的帮助可不少！是我无用，但就算是他死了，也要让法院给人家一个说法。”

图|朱亚雄

粟裕越说越激动，最后咳嗽起来，在医生的嘱咐下，粟裕这才渐渐平复的情绪。

那么，被粟裕晚年始终念叨的朱亚雄，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事情还要追溯到抗战爆发后。

1943年2月，时任抗日军政大学参谋教官的徐楚光受八路军总部情报处委派，赴南方沦陷区主持军事情报工作。

因此行任务机密，徐楚光在离开之前，只是含糊其辞的给妻子时海峰留了一封信，但时海峰看到这封信后，误以为徐楚光是擅自离开根据地投靠敌人，于是就同丈夫离了婚。

徐楚光到了武汉后，与时任民社党中央监察委员兼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的金龙章接上了头，金龙章利用身份，给徐楚光开了一张去南京的通行证，并引荐他结识了在南京的洪帮帮助朱亚雄。

凭借这层关系，徐楚光顺利的来到南京，并借此机会认识了汪伪陆军部长叶蓬的胞弟叶晃，在叶晃的介绍下，徐楚光有了一个正式公开的身份，在汪伪军委会参赞武官公署挂了职。并利用这些身份，广泛的结交汪伪上层以及社会各界人士。

话说回来，徐楚光初接触朱亚雄时，朱亚雄那时还是南京有名的帮会头目，尽管社会时局很混乱，但朱亚雄内心并未有积极抗日的想法，他之所以为金龙章、徐楚光办事，也更多的是看重朋友的关系。

图|徐楚光在扬州

可徐楚光在后来不断的接触中，发现朱亚雄尚有民族自尊心和正义感，决定争取朱亚雄为党工作。

某一天，徐楚光专程到朱亚雄家里拜访，简单的寒暄后，徐楚光认为时机已到，于是对朱亚雄透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并劝说朱亚雄为抗日做出贡献，朱亚雄听了徐楚光的劝说后，深受触动，决定参与抗日工作。

也就是在朱亚雄家里，他与徐楚光两人还一同举行了盟誓仪式。

从此开始，朱亚雄人生的后半段被正式改写。

尽管是江湖草莽，但朱亚雄本身却是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其父曾在北京京师法政学堂求学，朱亚雄本人不但是南洋医科大学毕业，还曾赴日留学过。

1925年，朱亚雄回国，经人介绍，任上海日商内外棉纱厂厂医，并先后担任水月华医院院长，并兼任上海法政大学、医科大学的校医。

朱亚雄参加帮会组织，是在1931年八一三事变后。

当时，上海的洪门主办了抗日团体“洪兴协会”，朱亚雄参加“洪兴协会”后，仍主要负责救护队的工作。

淞沪会战后，上海沦陷，朱亚雄后来逃到了南京，因为生活上困顿无依，找到了维新政府内政部部长陈群谋求职务，陈群与朱亚雄是旧识，早年任上海法政学院总务长期间，朱亚雄曾任该校校医，陈群后来安排朱亚雄任内政部卫生司第三科科长兼内政部主办的警官学校校医。

本来生活上已经稳定，但没想到的是，随着后来汪伪政府成立后，朱亚雄的职务也被取消。

朱亚雄为此满腹牢骚，决心弃医从政。

1940年，朱亚雄的几个朋友来南京看望他，并劝说他在南京开山立堂。就在这时，朱亚雄的老友文强也跑来，也劝说他在南京开山立堂。

当年在上海期间，朱亚雄经“洪门五圣山”的山主尚松坡的介绍下，认识了军统出身的文强，那时文强还并没有透露军统的身份，随着两人交往日深，关系逐渐亲密。

汪伪政府建立，军统急于在南京建立情报网络体系，文强想到了在南京的朱亚雄，希望利用洪门帮会组织，建立起系统的情报网络。

图|“八一三”淞沪抗战

按照洪门的规矩，本来以朱亚雄的资历威望尚不足以支撑他开山立堂，况且南京也尚有一部分洪门前辈在。然而当时的南京因为时局变化，许多的帮会组织隐藏行迹，客观上为朱亚雄开山立堂提供了机会。

在多数友人的帮助下，朱亚雄在南京建立起了“大亚山正义堂”的洪门帮会，第一次开香堂，大约只有十数人参加，其中不乏大学教授、汪伪政府官员、青帮分子，随着后来规模越大，朱亚雄来者不拒，只要按照规定缴纳香资就可以加入。

“大亚山正义堂”在社会上的影响力随之水涨船高，朱亚雄也凭借此，在南京形成了一股不弱的社会力量。

朱亚雄答应徐楚光为抗日做贡献后，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打通到苏北解放区运送物资的通道。

当时，抗战正面战场形成僵持阶段，苏北解放区不仅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压迫，也受到了日伪当局的压迫，他们对于出入南京的人员以及物资管控十分严格。

徐楚光聊了这一情况后，朱亚雄立即出动，利用他的社会关系，成功接触到了日伪华中铁道警务科科长木村。

朱亚雄引荐徐楚光同木村认识后，一次聊天中，木村对徐楚光说：

“我管辖的铁路线上经常发生盗窃事件，影响铁路的正常同行。”

徐楚光与朱亚雄对视一眼，向木村提出：

“洪帮的人对付盗窃又办法，可以派人做护路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木村终于松口，同意由南京的帮会组织护路队，负责保护货物，维护铁路交通安全。

华中铁道护路总队建起来以后，朱亚雄任总队长，徐楚光任总队主任秘书兼督察长。因朱亚雄专司帮会工作，因此护路总队的全部工作，都是由徐楚光来管理，得益于这个便利条件，徐楚光在华中各个重要的火车站，安排地下党组织人员担任负责人，负责沿途交通线的安全。

在通往苏北解放区最重要的镇江站，徐楚光特意安排了一位富有正义感的洪帮青年周士贵负责，掩护经苏北解放区往来的人员以及物资。

另外，徐楚光也利用身份，在护路总队内下设了一个情报组，并由地下党员徐冰负责，秘密收集各处情报。

当时，华中铁道株式会社警务处对护路总队的工作也非常支持，还发给护路总队六张不贴照片的免费乘车通行证。徐楚光利用这些通行证，为中共地下交通人员进出南京等各大城市提供了很多方便。

图|徐楚光任职汪伪陆军部时所填履历

一直到抗战胜利后，徐楚光都没有暴露，后来护路队解散后，他与徐冰等潜伏的地下党员回到了解放区，朱亚雄也在这一段时期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不过，朱亚雄自从与徐楚光、徐冰等地下党员合作后，唤醒了内心隐藏的良知，后来很希望能再为地下党组织工作。

1946年春，苏北解放区特意派人到南京联系朱亚雄，并希望他能到解放区去。

朱亚雄听说消息后大喜过望，后来不仅是他自己去，还带了一批思想进步的青年人一同去，一路上遇到检查站，朱亚雄都是以大亚山堂主的名义混过去，就这样，一行人堂而皇之的经国统区，来到了淮阴华东军区联络部。

当时、徐楚光、张冰等地下党员都在军区联络部第三委员会工作，他们两人不仅亲自出面欢迎，还同部长扬帆、副部长陈同生一起宴请朱亚雄一行人。

军区不少领导干部听说朱亚雄来了以后，也都到旅馆探望，新四军政委谭震林听说后，当即驱车连夜赶路到淮阴同朱亚雄面谈。扬帆为他们引见后，谭震林更是连说了两声“好”。

图|谭震林

当天晚上，朱亚雄还受到了粟裕的接见。

朱亚雄离开时，扬帆特意嘱咐他：

“希望你回去后能积极参加民盟组织，掩护掩护共产党员和革命地下工作者活动。”

不仅如此，华东贸易部门还专门拨出一船鸡蛋运往镇江销售，销售费用就作为朱亚雄的活动经费。

接受任务后，朱亚雄前往上海，在霞飞路疗养院找到了民盟负责人罗隆基，希望能借由罗隆基（抗战胜利后拒绝利诱不参加国民大会而退出国社党）的关系打入民社党。

民社党是中国民主社会党的简称，其前身是中国国家社会党，1941年，国社党与青年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组织与无党派人士组成中国民主团结同盟，1944年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

自抗战胜利后，国社党依附国民党当局，支持国民党内战，后来退出了民主同盟，1946年8月与民主宪政党合并后，改称中国民主社会党。

图|苏北抗日根据地

不过，罗隆基当时已经受到国民党特务监视，没办法提供帮助的前提下，朱亚雄又找到了地下党员金龙章帮忙。

金龙章时任民社党中央委员、监察委员，他不仅亲自写了封介绍信介绍朱亚雄加入民社党，还介绍他认识了民社党党魁张君劢，在几人引荐下，朱亚雄回到了南京，被民社党南京负责人蒋匀田任命为南京市党部监察委员。

朱亚雄同蒋匀田刻意拉进关系，并凭借民社党身份混入国民大会，就这样利用多重身份关系，朱亚雄挖到了很多国民大会的内幕，这部分机密消息后来都被他源源不断的送交地下党组织。

不久之后，朱亚雄又打入“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该协会是杜月笙伙同军统负责人郑介民勾结建立起来的特务机构，目的是帮助国民党国防部控制全国各地的帮会组织，朱亚雄利用身份加入该协会后，仍通过关系获取相关情报，为我党工作。

1946年3月，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三工作委员会驻镇江南京特派员刘蕴章叛变投靠军统，出来了徐楚光、张冰，军统出于放长线钓大鱼的打算，没有逮捕徐楚光。

因朱亚雄过去同徐楚光、张冰的交情，曾国民党特务威胁与中共有往来，并胁迫他交待徐楚光、张冰的下落，朱亚雄坚持与敌特周旋，不为所动，因敌无确实证据，最终不了了之。

图|张冰

就连朱亚雄不知道的是，徐楚光1947年9月途经武汉时，被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受尽酷刑始终不为所动，直至壮烈牺牲，也没有交待同他的关系。被敌秘密杀害于南京雨花台。

中国共产党党员张冰于1948年被敌特抓捕，在武汉解放前，张冰也被特务杀害，尸身被抛入江水之中。

这些曾经为新中国解放付出牺牲的英雄，我们不该忘记他们。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朱亚雄正式结束了地下工作，并被安排负责保卫工作。

当时朱亚雄所在的保卫工作站就设在南京邓府港52号。

1950年，朱亚雄又调到了上海，负责上海市公安部门的秘密保卫工作，后被调任上海市闸北区防疫站主任。

本来在抗战乃至解放战争中，朱亚雄为中共地下党的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因其帮会组织身份，遭到了莫名的冤屈。

1951年6月2日，朱亚雄到南京去接家属到上海，不料刚到南京，就被公安局逮捕，随后南京市军管会判处朱亚雄6年有期徒刑，并送至建湖县服刑。

一直到1975年，朱亚雄才又回到南京。

在狱中时，朱亚雄就几次写信向上级反映自己的情况，可总是石沉大海，后来出狱后，朱亚雄仍然不断的写信向上级反应，粟裕后来得知朱亚雄的情况后，也搜集了一部分证据材料上报，可也始终没有一个结论。

1979年，朱亚雄逝世。

消息传来时，粟裕十分痛心，立即命人搜集整理朱亚雄的材料，还英雄一个公道。

1983年，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收集了各方面的资料，重新审查了朱亚雄的一生，并撤销了南京市军管会对朱亚雄的评判，并予以平反，并在材料中给予公正客观的评价：

“朱1944年开始接受中共地下党的指示，又于1946年到中共华北联络部接受任务，做过有益于人民的事，正如原华中局联络部部长，解放后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扬帆证词所说：朱亚雄是徐楚光领导下的地下工作人员，1946年前一直为我党工作，华中联络部曾连续收到过朱亚雄提供的情报材料。”

倘若英雄泉下有知，必然也会感到无限欣慰。

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牺牲的徐楚光、张冰两位烈士。

1948年10月，徐楚光被敌人秘密杀害后，妻子朱晖甚至都不知道丈夫已经牺牲，更不知道丈夫是做什么工作的。

解放后，朱晖才从一些人的口中得知了实情。因女儿徐定生当时年幼，所以朱晖并没有告诉她实情，带着这个女儿，朱晖后来改嫁给了北京钢铁学院副院长魏景昌。

一直到徐定生上大学时申请入党时，才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1983年，徐楚光正式被追认为烈士，过去颠沛流离的徐家人才在几十年后得以重逢。

牺牲的烈士张冰则是一生未婚，他早在参加革命时就立下誓言，如果革命不成功，则终生不婚。

张冰离开家参加革命，与家里的父母失去联系很多年，老两口一直渴盼着儿子有一天能够回来。

1952年，民政部门将烈士证书送到张家，家里人这才知道张冰已经牺牲的消息，不过为了老两口不再受打击，家里人都瞒着他们，并谎称张冰是被党组织派到台湾工作去了，不能同家人联系。

图|张冰未寄出的信

就这样，老两口天天渴盼台湾能够早日统一，带着这份美好的愿望，一直到去世，家人都没告诉二老实情。

英雄虽已故去，但精神却万古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