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新中国的十大元帅，大家都是耳熟能详。

不过虽然他们都是战功赫赫，为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却也并不是完全一团和气的。

有的老帅之间或多或少是有一些或大或小的矛盾的，例如彭德怀和刘伯承，他们两人之间，其实就有一些矛盾。

这个矛盾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随着对刘帅的批评达到了高潮。而这件事后来闹大后也已经严重影响了两人之间的关系。

新中国刚成立后，苏联第一个宣布承认新中国，并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这对改变中国困窘的外交处境起到了很大作用，同年年底毛主席也亲自访问了莫斯科，同斯大林见了面。

而且苏联为了支持中国的建设，还为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提供了数百个工业技术支援项目，帮助中国尽快建立了基本的工业生产体系。

可以不用避讳的说，苏联对新中国的发展包括军事、经济等诸多方面是有不可磨灭的功绩的。但是国家之间的关系总是要建立在利益之上，一旦利益发生重大分歧，这种关系也会发生重大变化。

到了50年末期，由于苏联方面试图指挥中国，干预中国的内政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等多方面原因，中苏关系开始走下坡路。

这样的背景之下，不仅影响了彼此的外交关系，对新中国的军事教育领域亦是影响匪浅。

新中国建立后，为了积极向苏联学习经验，解放军部队在军事教育体系建设中大量借鉴了苏联的苏联经验，按照苏联的模式开设了军校，打造了苏式军事训练体系，直接引进了大量苏军教材，用于教学学生。

而当中苏关系恶化后，到底还用不用苏联军校的教材，在军事上学习苏联，就成了一个大问题。而刘伯承、萧克等人的职位、部门很是敏感，也就首当其冲。

为此，刘帅也选择了主动辞去军事学院院长职务，并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公开做出了检讨。一如萧克、李达等人也受到了批评。

而在谈及刘帅的“教条主义”时，时任国防部长彭总公开批评了刘伯承。

“伯承同志的教条主义，问题很严重！红军时可是害死过革命同志的。”

此言一出也让军委扩大会议会场上的气氛变得十分微妙。要知道，这对以前的历史的态度在之前是比较谨慎、轻易不提及的。

彭总旧事重提，无疑有加重之嫌。

而彭总提起的这位被害死的“革命同志”也不是一般人，而是原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余天云。

此人曾经担任过红30军、31军军长等职务，是红四方面军的一位猛将。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悍将，结果在1936年4月也就是长征胜利的前夕忽然投河轻生、溺水而亡。

公允的说，此事其实和刘帅的关系并不大。余天云之所以跳河，是他个人无法排解心中的不满情绪。

余天云原本是张国焘的爱将，但因为他性格比较冲动，经常说话不当，结果得罪了张国焘被送到红军大学学习。当时刘帅也因为反对张等原因，正好被调到红军大学当校长，负责学校的思想教育工作。

对于自己“接受改造”这事，余天云感到很不满，但又无可奈何。因此到了学校后，根本就不愿意认真学习。相反，他还多次公开出言侮辱彭绍辉、郭天民等人，甚至把矛头指向了校长刘伯承。

为了不让学校乱套，刘帅直接找了张国焘，要求必须处分目无纪律的余天云。

张国焘也很尴尬，平衡关系之下于是下令把余天云关了禁闭，公开要求他直接道歉。余天云勉为其难道了歉，但是心里不能接受，越想越生气，于是在部队路过四川丹巴的时候，看到路边有河流，于是直接投河身亡，年仅25岁。

事后刘伯承感到十分后悔，觉得自己不应该去找张国焘，毕竟余天云是一位猛将，如果能改过自新，其实可以大用。

而当彭总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此事后，这事就越闹越大，大有不可收拾之意。

不过主席显然更理性，也并未支持彭老总的这句话。毛主席表示余天云年轻，心理素质存在严重问题，才导致了悲剧，责任主要在他本人。而且毛主席还表示刘帅是爱才之人，此事让他介怀多年，不应被当成“罪状”来批判。

有了毛主席的这番话，刘帅才算是度过了此次危机，此后他也担任了多个重要职务。多说一句，事实上彭老总也不是赢家，1959年之后他便被批，最后更是被迫害致死。他们之间的“矛盾”，也更多的仅限于是军事理念上的差异而已。

1986年，刘伯承以94岁高龄逝世，次年，中央军委为他在内“反教条主义”运动中遭受了政治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