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中央为已经去世的原中央编译局副局长陈昌浩补开了追悼会，让人诧异的是，这场追悼会竟然引来了众多原红四方面军将领，其中主持追悼会的，是战功赫赫的徐向前元帅，为追悼会致悼词的，是李先念同志 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成立之时，陈昌浩被任命为总政治委员，徐向前则担任总指挥。在接下来的数年中，他们一同率领红四方面军完成了多次重要军事行动，直至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进入甘肃河西走廊，并更名为西路军，陈昌浩则被提升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这一时期，陈昌浩的军事与政治才能达到了顶峰。 然而，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兵败之后，他与徐向前的命运也开始出现分岔。徐向前成功回到了陕北延安，并继续在中共中央的核心层内升迁，最终成为新中国的元帅。而陈昌浩则因病未能随队行进，途中在大马营村因高烧被迫留下。 在此后的岁月中，陈昌浩的行迹渐显落寞。他曾短暂返回家乡湖北汉阳，期间重访旧地，曾试图在湖北英山县重建抗日武装力量，但计划未能如愿，面对地方反动势力的强大压力，他的尝试以失败告终。 1941年，随着全球局势的变化，陈昌浩身处苏联，疗养生涯迫于战事转往中亚共和国的科坎加小镇。在那里，他的身份无人知晓，曾经的红军总政委只能以苦力为生。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胃溃疡在艰苦的生活和缺乏医疗条件下变得更加严重。尽管身处异国，陈昌浩仍心系祖国，期间曾试图联系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希望能返回中国参与抗战，但均未得到回应。 1942年冬，陈昌浩的命运有了短暂的转机。他被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聘为翻译，并派往斯大林格勒前线。在那里，他尽管身体状况不佳，仍然坚持完成了翻译和协助工作。 1951年，随着新中国的建设步伐逐步加快，从苏联远道而来的陈洋生踏上了归国的列车，满载着父亲陈昌浩寄托的期望及对祖国的深情。他带回的不仅是自己的学位证书，更承载了父亲再次申请回国的重任。在苏联留学期间，陈洋生已经获得了大学文凭，对于未来，他有着自己的职业规划，但与此同时，他也深知自己在家族重要转折点上的责任重大。 陈昌浩自1930年代末期离开中国，远赴苏联之后，长期的异国生活并未使他对归国的渴望有所减少。尽管他在苏联有了新的家庭，但对祖国的思念如旧。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多次写信给中共中央，希望能够回国参与新中国的建设，但长时间没有得到回应。陈昌浩的这份坚持，终于在1950年得到了回音，经过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批准，他带着苏联妻子格兰娜和幼子陈祖莫得以回到祖国怀抱。 归国后，陈昌浩一家被安排在北京。接机当天，刘少奇等中共高层领导亲自到站前迎接，这种礼遇显示了党对陈昌浩的重视及其过往贡献的认可。他的政治生涯在红四方面军期间达到了高峰，但同时也是他人生中最为痛苦的时期。尤其是西路军的失败，使得他饱受争议和自责。 1962年，在武汉，陈昌浩与数百名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再次相聚。在这次聚会上，他表达了对自己军事指挥失误的深刻忏悔，尤其是对兵败祁连的事情，他感到难以自释。二万精英在大漠中喋血，这些都是共产党十年积累的力量，本可以在抗日战场上有所作为，却因内战而毁灭。 回国后，陈昌浩曾短暂担任马列学院的副教育长，此职位使他有机会在教学中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此后，他又被调至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这一职务更符合他的专长。陈昌浩在和平建设时期通过自己的工作实践，尽力弥补过去的错误，为新中国的理论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 1980年8月21日，陈昌浩的一生走到了终点。在他的追悼会上，党中央为他定调：“优秀的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并且正式为他的历史地位画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