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和尚译错一个字,让华夏摆脱印度的命运(7):洛阳白马寺闪亮登场

有二说四 2024-11-11 17:48:31

洛阳白马寺相传乃汉明帝为来自西域之僧人所筑。《三国志·吴志·刘繇传》有载:东汉末年,徐州刺史陶谦麾下有一主管三郡粮食运输之官员,名曰笮融,其凭借职权,将三郡钱粮用以建造奢华佛寺,“以铜为人(指佛像),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此乃见于中国正史记载之首座佛寺。

三国时,国贫东大当运,吴主孙权为康僧会兴建建初寺。《三国演义》言吴国太于甘露寺招刘备为婿,实则,甘露寺始建于东晋。

东晋名僧道安在襄阳之际,所居寺庙狭小且僧众多,欲另建檀溪寺,当地富裕之信徒合力赞助,建塔五层,起房四百,又铸铜制丈六佛像。前秦王苻坚遣使送来七尺金箔佛像,亦送金坐像、结珠弥勒像、金缕绣像、织成像各一尊。

据唐代法琳《辩证论》所述,东晋共建寺一万七千六百六十八座。自皇室成员至朝廷官僚,多有建造寺塔佛像之人。何充、何准兄弟于修建寺庙之事不遗余力,何充“性好释典,崇修佛寺,供给沙门数以百计,糜费巨亿而毫不吝惜”;然而,贫困亲友向其告借时,他却分文不给,故而遭世人讥讽。何充于东晋都城修筑了第一座尼寺(建福寺)。其弟何准未任官职,唯诵读佛经、修缮经营塔庙罢了。(见《晋书》何充传、何准传)

南朝宋有寺一千九百一十三所,齐有二千零一十五所,梁(含萧眢后梁)有二千九百五十四所,陈有一千二百三十二所。宋孝武帝修建新安寺,僚佐大多施予钱帛,唯独张融仅出一百钱,孝武帝甚为不悦。宋明帝将其为湘东王时所居之宅改建为湘宫寺,极为奢华艳丽。明帝常以此视为自己的大功德,而虞愿却道:“此皆百姓卖儿贴妇之钱所成,罪高于浮图(塔),何谈功德?”明帝大怒。南朝诸帝当中,梁武帝建寺最多,总计十一所。他建造大爱敬寺时,曾强行购置其亲家王赛(梁武帝子萧纲之岳父)的良田八十余顷。

北魏及东西魏皇帝所造之寺有 47 所,王公贵族所造之寺达 839 所,百姓所造之寺逾三万所。北齐皇室立寺 43 所,北周则有寺 931 所。北魏末年,仅洛阳一地便有寺 1367 所。《洛阳伽蓝记》中所提及的 40 所佛寺,皇帝所造者 4 所,后妃所造者 3 所,亲王所造者 12 所,百官所造者 2 所,宦官所造者 6 所,且宦官多建尼寺。其中灵太后胡氏所建之永宁寺,极为壮丽,菩提达磨观后盛赞此寺精美绝伦,世间罕有。

北魏献文帝于平城建永宁寺,造七级佛塔,高达三十余丈;又于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 43 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北魏孝文帝为西域沙门跋陀禅师于嵩山(当时称少室山)修建少林寺(因少室山脚丛林遍野而得名),此乃少林寺之始建。相传印度禅僧菩提达摩曾于该寺面壁九年(一说十年)并传禅法,因其被奉为禅宗初祖,而少林寺亦被尊为禅宗祖庭。

隋朝文、炀二帝在位四十七年,全国共计造寺 3985 所,二帝于关中、洛阳造寺众多,文帝于一百余州立舍利塔。唐朝太宗时存有寺 3716 所,高宗时达 4000 所,玄宗时为 5358 所,武宗灭佛前有大寺 4600 所,小寺四万所。

代宗时,京畿之丰饶田产与优美池沼,多归属寺庙,宪宗时山西玄中寺获官赐庄田 150 余里。代宗建造五台山祠,以铜铸瓦,以金涂饰,耗费巨资,当时宰辅王缙(王维之兄)令五台山僧分赴州郡,收敛民资制作图像。

除却建寺之外,亦有舍宅为寺之举。舍宅为寺始于晋朝。晋初富豪抵世常,于家中构筑精舍供养沙门。名士许询曾将山阴、永兴家宅改建成寺院,并以家产财物充作改建费用。东晋镇西将军谢尚也曾舍宅建寺。

南北朝时,舍宅为寺渐成一种风尚。梁武帝时,吴郡太守谢举将“宅内山斋舍改建为寺”;东晋南朝王谢二显族之后代在南朝末年皆舍其于建康的家宅为寺。北魏之情形乃“寺夺民居,三分且一”(《魏书·释老志》);“王侯第宅,多题为寺”。(见《洛阳伽蓝记》卷 4 法云寺条)

隋朝三阶教祖信行所居之真寂寺,乃高颍舍宅所造。至唐代,舍宅为寺的记载随处可见。皇帝登基后,常将先王或自身旧邸宅舍设为寺。太宗贞观元年,将高祖于通义坊的“龙潜旧宅”舍为寺;睿宗景云元年,把长乐坊的旧宅舍作大安国寺。(见《唐两京城坊考》卷四卷三)

唐朝皇帝、皇后还时常将外家宅第舍立为寺。崇仁坊资圣寺本为长孙无忌宅,高宗为母后长孙氏舍为尼寺;休祥坊崇福寺,本侍中观国公杨恭仁宅,咸亨元年,因武后外氏之故宅而立为太原寺。(见《长安志》卷八卷十)

王子公主亦纷纷舍宅为寺。卫王李重俊为太子后,将东京宣风坊故宅舍为卫国寺。(见《唐两京城坊考》卷五)章怀太子为藩王时,将西京安定坊邸宅舍为千福寺;中宗之女新都公主舍宅为新都寺。(见《长安志》卷十)国戚、宦官、文臣武将亦多有舍宅为寺之人。

高力士舍翊善坊宅以成保寿寺;鱼朝恩舍通化门庄宅而成章敬寺;王维于其母逝后,“表辋川第为寺”;淮西兵马使李重倩舍延寿里宅作佛经坊。舍宅为寺于唐代甚至已成一社会问题,以致唐睿宗曾下诏“王公以下不得辄奏请将庄宅置寺观”(《唐会要》卷 50)。白居易《两朱阁》诗所言更明晰:“第宅亭台不将去,化为佛寺在人间。……仙去双双作梵宫,渐恐人间尽为寺。”

宋代王安石,暮年亦曾舍宅为寺。明清诸帝即位,多将故宅舍作寺。著名的大同云冈石窟,乃我国由皇室经营的首所大石窟。其 16 至 20 窟,开凿者主要为皇室成员。北魏晚期及西魏时期,莫高窟极为繁盛,东阳王元荣及其子、婿相继任瓜州刺史,于敦煌活动二十余载,所凿石窟众多。

龙门石窟自其创建伊始,便具皇室经营之特色。最早的古阳洞乃是一批支持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王公贵族与高级将领开龛造像的集中之所,宾阳洞是宣武帝为其父母及自身所造;奉先寺开凿于唐高宗时,武则天为该寺的建造资助“脂粉钱两万贯”,并亲率朝臣参与卢舍那佛的“开光”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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