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王朝在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和战略规划都是阶段性的，当矛盾转移或者战略升级之后，其国都很可能也要做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新形势下的发展。一般来说，解读一个王朝最好的切入点就是，从其迁都的动作进行剖析。比如北魏。
道武帝拓跋珪迁都平城意味着拓跋鲜卑完成了从游牧部落向封建帝制的进化，在经过明元帝、太武帝、文成帝、献文帝的过渡之后，北魏已经完成了对北方土地的消化并以军镇的方式打造了一条防御游牧势力的军事防线。
到了孝文帝时代，北魏的扩张需求已经从地区争霸升级为与南朝争夺天下。而要与南朝争夺天下则不仅是军事层面的竞争，也包括文化、经济层面的博弈。此时，平城显然已经不适合新形势下的扩张需求。
为了顺应历史的发展，孝文帝就作出了迁都的决定，准备迁都洛阳：洛阳地理位置居中，有漕运之利，利于北魏的南征；洛阳是文化、政治高地，迁都洛阳可以让北魏一朝站在文化、政治的高地和南朝争夺正统；洛阳的经济可以供应北魏的国家机器；洛阳可以更好地实施汉化改革，消弭胡汉矛盾。
明朝的陈建在《建都论》中说：“夫建都之要，一形势险固、二漕运便利、三居中而应四方，必三者备，而后可以言建都。”
洛阳是最符合以上“参数”的城市。
迁都洛阳北魏就可以集齐在政治、文化、经济、交通、地利等各个层面的优势，实现军事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政治中心的重合。
更重要的是，孝文帝迁都洛阳还可以摆脱掉平城旧势力的束缚，利用分配权培养自己的核心班底，集中皇权。实现了中央集权，孝文帝就可以强势推进汉化改革，彻底完成北魏王朝的更新换代。
对于孝文帝的目的，我们完全可以从其与任城王元澄的对话进行拆解：“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然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
孝文帝对北魏此前矛盾的定位是“文轨未一”，北魏虽然以武力统一了北方，却并没有实现文化层面的统一。但是呢，平城却是“用武之地”，根本不能移风易俗，实行文治。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国都由平城迁往河洛，才能实现“因兹大举，光宅中原”的目标。
冯太后生前虽然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汉化改革，先后出台了三长制、均田制、俸禄制的政策，但毕竟只是制度层面的升级，没有向移风易俗的深水区挺进，且已经达到了在平城所能触及的上限。
所以，孝文帝要想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就必须进行迁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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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在部分宗室成员和汉官势力的支持下将国都由平城迁到了洛阳，然后就是一套组合拳，拉开了全面汉化改革的序幕：
当年十二月，孝文帝下令，所有鲜卑人全部改穿汉人服装；次年（495），孝文帝下诏：“凡是迁到洛阳的人死后就葬在洛阳，不得再葬回代北。”；语言层面，孝文帝规定：三十岁以下的官员如果在规定时间内学不会汉语就不要做官了；太和二十年（496），孝文帝下令将北魏皇族的“拓跋”姓氏改为“元”姓，以皇族为示范，推动整个鲜卑族群的姓氏改革；技术层面，孝文帝也对度量衡进行了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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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孝文帝是从籍贯、服装、语言、姓氏等层面同时进行改革，直接奔着“移风易俗”的终极目标而去。
这套组合拳打出去之后，鲜卑人在表面上已经和汉人没有什么区别。
当然，这些都只是表层动作，胡汉在本质上还是存在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胡汉矛盾还会随时冲击改革的成果，为了保住改革的成果并持续化，孝文帝还得向深水区挺进。
为了实现胡汉的深度融合，孝文帝就鼓励胡汉进行通婚，以实现在血液、基因层面的融合。同样，孝文帝还是以北魏皇室为示范，给他的六个弟弟都娶了汉人女子为妻。
如此，北魏的下一代就是胡汉融合的结晶，当时间线越拉越长之后，胡汉之间的民族界限就会越来越模糊，鲜卑贵族身上的汉人属性也会越来越清晰，就会实现胡汉的真正融合。
这还没完，孝文帝在做完这些工作之后又将北方的门第秩序重新进行标定，以穆、陆、贺、刘、楼、于、嵇、尉这八个姓氏为“八族”，以门第来代替部落文化，让鲜卑贵族和北方大族崔、卢、李、郑等大姓处于同一套社会体系中。
北魏在将自身改造为东汉、魏晋一样的门第社会之后，也就同时拿到了长期被汉人垄断的文化优势。
也就是说，孝文帝是以世庶之分来消弭胡汉矛盾，以门第体系来稀释民族界限。此后，北方就只有世庶之分，胡汉的鸿沟被逐渐填平。
至此，鲜卑贵族已经与北方士族在社会地位、文化层面实现了同频，胡汉矛盾在文化的加速融合中逐渐得以消解。在具备文化优势的情况下，北魏也就更有自信统驭境内的胡人势力，并能以军事、经济、文化优势来打击草原势力。
等于说，汉化改革不仅有利于北魏实施内部管理，更能保证其在外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当然，这一切更多是为南征进行服务。北魏只有在文化层面超越南朝，才能高举正统的大旗对南朝的合法性进行打击，进而推进统一大业。
对于北魏来说，也只有实现了文化的统一，消弭了胡汉矛盾，其军事和经济优势才能更大程度地发挥出来。
等于说，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是为统一大业服务的。
其实也可以这么理解，经过五胡十六国的过渡，北方再一次回到了当年的魏晋时代，只是，北方人的基因被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而这种汉人和胡人的融合所进化出来的新的北方人，则明显更加生猛、更有活力、更有创造力。
北魏在学习魏晋、模仿魏晋、成为魏晋之后，又在事实上比魏晋更有活力，武力更加强悍。
本质来说，北魏已经超越了魏晋。
对于孝文帝的改革成果，一直自称华夏正统的南朝其实最有发言权。529年，当南梁的陈庆之率领七千白袍军一路打到洛阳之后，瞬时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自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富，目所不识，口不能传。”
在南梁的政治宣传中，自五胡乱华之后，长江以北就是夷狄的天下，以洛阳为代表的北方城市群就是一片焦土。
可见，国家之间的竞争不仅是军事、经济层面的竞争，更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博弈。南朝始终高举正统的大旗，将北朝无限描黑，这样就可以保证南朝在文化自信的加持下保持团结，以解救北方黎民的慈悲心为军事竞争助力。
但陈庆之眼中的洛阳却是政治、文化、经济层面的全面繁荣，完全打破了此前其对北朝的固有认知。
笔者严重怀疑，南朝后来为什么不再热衷于北伐，很可能萧衍等人就是为了不让南朝人发现真相。当南朝人窥破真相之后，其文化自信肯定会遭受冲击，从而失去保卫江南的热情。
当然，萧衍肯定也在了解了北朝的真相之后作出了南朝不是北朝的对手的判断，从而将北伐战略调整为守成。
有些事情，不同阶层的人得到的信息是不一样的，从而认知也是南辕北辙。
陈庆之为什么在攻克洛阳之后不能长久地占据洛阳，一个是因为其不是尔朱荣六镇武力的对手，更重要的是，北方士族对南朝的正统地位已经是严重不认同，在北方精英眼里，陈庆之和其白袍军就是妥妥的入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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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人已经由期盼王师的心理变为对南朝的否定。
实事求是地说，北朝正是在取得了对南朝的文化优势之后其推动一统的主动权才愈发明显，到了后期则成为了定局。
对于陈庆之在北方的军事奇迹，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这是萧衍的造神行为。南朝在文化、政治、经济、军事层面全面落后于北朝的情况下就需要寻找新的刺激点以维持南朝的优越感。
这么看的话，陈庆之被神话也就能理解了，这是政治需要。
但孝文帝迁都、改革却并没有实现既定目标，因为其并没有覆盖到边镇，导致又形成了新的胡汉矛盾，新的胡汉矛盾最终又演变为六镇起义，造成了北魏的分裂，进而演变为北齐和北周两个政权。
此时的天下局势又演变为江南、关东、关陇三大地区的竞争，但归根结底还是文化、政治的竞争。
为什么北周灭掉了北齐，为什么脱胎于北周的隋朝统一了天下，就是因为，北周、隋朝在进化的过程中拿到了政治、文化的正统地位，然后将其军事和经济优势最大化，进而实现了天下的一统。
越是大的历史进程，其过程就越复杂，需要无数精英来实践、修正，才能最终导向正确的结果。
看待隋朝一统这件事，我们也不能忘了孝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