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北伐未结束，桂系为何就开始拼命反蒋：有功不赏，反而限制其扩军

引言：

世人皆知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却鲜有人知在这场政变后短短数月，蒋介石就迎来了他政治生涯中的首次下野。更令人费解的是，逼迫他下野的不是别人，正是曾并肩作战、为北伐立下赫赫战功的桂系将领李宗仁、白崇禧。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这对曾经的战友为何会反目成仇？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而这次下野，又为何会成为此后二十余年中国政坛动荡的开端？让我们循着历史的足迹，一起揭开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一、桂系与蒋介石的初始同盟

1926年7月，广州的黄埔军校操场上，蒋介石正在检阅即将北伐的革命军队。站在他身边的，是来自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谁能想到，就是这支由桂系第七军担纲主力的北伐军，会在短短一年后成为逼迫蒋介石下野的关键力量。

当时的北伐军中，要说战斗力最强的，非桂系莫属。这支部队在北伐初期就屡建奇功，攻克武昌、占领九江，一路过长江、下江西、入安徽，所向披靡。每当敌军顽强抵抗时，蒋介石总会派第七军担任主攻。世人只知北伐军势如破竹，却不知这＂破竹＂之势背后，是桂系将士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

就在这支劲旅攻下武昌的第二天，李宗仁收到一份意外的电报。电报来自蒋介石，请求第七军火速增援上海。原来，蒋介石已经开始筹划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但需要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面对这个请求，李宗仁和白崇禧没有丝毫犹豫，立即率军东进。

1927年4月12日，上海街头硝烟弥漫。当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之时，正是桂系第七军在外围死死牵制住了其他势力，为政变的成功提供了有力保障。此时的蒋介石和桂系，可谓是最亲密的盟友。

然而世事难料，在这次携手合作之后，双方的关系却急转直下。表面上，第七军依然是北伐的主力，但暗地里，一场权力的角力已经悄然展开。蒋介石开始对这支劲旅处处设防，而桂系也在暗中积蓄力量。

当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南京总司令部内灯火通明。蒋介石正在批阅军务文件，其中一份是关于各军扩编的请示。他在第一军的扩编申请上痛快地批了＂准＂字，但在翻到第七军的申请时，却迟迟未决。这一犹豫，竟成了日后分裂的导火索。

就这样，一支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铁血之师，在政治的漩涡中渐渐与昔日战友分道扬镳。而这，仅仅是这场复杂政治博弈的开始...

二、矛盾的隐形累积

1927年的夏天，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表面上看，蒋桂联盟仍在继续，但暗地里的矛盾已经开始显现。这些矛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军费筹措、部队扩编和地方权力。

首当其冲的是军费问题。北伐期间，第七军的军费主要由广西省自行承担。当时的广西，经济基础薄弱，年度财政收入仅有300余万元。为了维持这支精锐之师的作战需求，广西不得不采取各种非常手段筹措军费，包括向地方富商借债、发行军用债券等。而同期的江浙等地，年财政收入高达数千万元，但这些富庶地区的税收大多被中央政府控制，优先供给蒋介石的嫡系部队。

就在第七军将士在前线浴血奋战时，他们的军饷却经常发不出来。1927年6月的一份军需报告显示，第七军官兵已经两个月没有领到全额军饷，部队的粮草供给也出现严重短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不仅军饷按时发放，还能获得额外的装备补给。

扩军问题更是加剧了双方的矛盾。1927年夏季，随着北伐的推进，各路军队纷纷扩编。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在短短数月内就从原来的5万人扩编到20余万人。唐生智的第八军也获准扩编为4个军。然而，战功赫赫的第七军却始终被限制在原有编制内。一份当时的军事会议记录显示，李宗仁曾三次提出扩编申请，均被以＂军费紧张＂为由搁置。

地方与中央的权力之争更是火上浇油。北伐成功后，蒋介石开始推行中央集权，要求各省将财政、军事大权上交中央统一管理。这一政策直接威胁到了以广西为基地的桂系的根本利益。1927年8月，南京政府颁布的一项法令要求各省将盐税、关税等重要税收项目统一上缴中央，这让本就财政困难的广西雪上加霜。

同时，蒋介石还通过人事调动来削弱桂系的地方势力。在广西省主要城市的要职上，原本由桂系人马把持的位置逐渐被中央派来的官员取代。这种渗透式的人事安排，让桂系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更为严重的是军队调动权的争夺。1927年7月，当汪精卫在武汉与共产党决裂后，南京政府下令第七军进驻安徽防御武汉方向。这道调令表面上是出于军事需要，实则是要将桂系主力调离广西，切断其与地方根据地的联系...

三、分裂的导火索：宁汉合流后的权力之争

1927年9月，随着汪精卫南下南京与蒋介石议和，国民革命军内部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次合流表面上是革命力量的统一，实则成为了蒋桂决裂的转折点。

宁汉合流后的第一次中央政治会议上，一场关于军队整编的争论就此展开。会议桌上摆着一份详细的整编方案，其核心内容是将国民革命军各部统一编制，明确隶属关系。在这份方案中，第七军被划入第三集团军，由南京中央直接统辖。这意味着桂系军队将失去独立指挥权。

当时的会议记录显示，李宗仁立即提出异议：＂第七军自北伐以来，一直保持独立建制，战功卓著，为何要改变现有体制？＂但这一质疑很快被其他与会者以＂统一指挥，有利于军令统一＂为由否决。

紧接着，10月初的一次军事调动成为了矛盾激化的转折点。南京方面突然下令，要求第七军主力开赴江西，协助＂剿匪＂。这道命令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精心设计的战略：通过将桂系部队调离广西，切断其与地方根据地的联系。

同月，南京政府又做出一个更为敏感的决定：在广西和广东交界地区部署新的军事力量。一支由蒋介石嫡系将领黄绍竑指挥的部队，被派驻到桂系的大本营附近。这个部署表面上是为了＂稳定边境＂，实则是对桂系的战略包围。

形势的急转直下发生在10月下旬。南京政府财政部突然宣布，因军费紧张，将削减各地方部队的军费开支。这一决定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第七军的军饷被大幅缩减。一份当时的军需报告显示，第七军的军费预算被削减了近四成，而同期其他部队的军费却基本维持原状。

11月初，事态进一步恶化。南京方面派出的＂军政视察团＂抵达广西，要求对当地军政系统进行全面检查。这个视察团的成员清单显示，其中大多数是蒋介石的亲信。他们的到来，实质上是对桂系地方权力的直接干预。

面对这一系列举措，桂系的反应越发强硬。11月中旬，李宗仁召集广西军政要员在桂林举行紧急会议。会议讨论的核心议题是如何应对中央的打压。与会者一致认为，若继续退让，桂系将失去最后的立足之地。

就在各方博弈的关键时刻，一份来自南京的人事任命令成为了最后的导火索。这份任命将原本由桂系控制的广西省政府主要职位，全部替换为南京方面的人选。这意味着桂系不仅要失去军权，连最基本的地方治理权也将旁落他人之手...

四、桂系的反击：从通电反蒋到逼迫下野

1927年12月初，广西桂林的一间会议室内，李宗仁和白崇禧正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会议桌上摆着一份刚刚收到的电报，内容是南京方面要求第七军立即将部分部队调往江西。就在这时，另一份情报送达：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已经开始向广西边境集结。

12月7日，桂系首先发难。李宗仁以广西省主席的名义向全国发出通电，指责蒋介石＂独揽大权、排除异己＂。这份通电详细列举了蒋介石的七大罪状，包括擅自调动军队、私自扣发军饷、干预地方人事等。通电一出，立即在全国政坛引起轩然大波。

桂系的这一举动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仅仅三天后，冯玉祥、阎锡山等实力派军阀纷纷响应，相继发出通电支持桂系。一份当时的统计显示，在短短一周内，全国各地发出的支持桂系的通电多达数十份。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蒋介石采取了强硬措施。12月12日，南京政府下令撤销李宗仁的广西省主席职务，同时调集军队准备对广西用兵。然而，这一决定反而加速了各方势力的反蒋联合。

12月中旬，一场关键性的秘密会议在郑州举行。与会者包括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的代表。会议决定成立＂讨蒋联军＂，推举冯玉祥为总司令，各路人马分兵向南京进发。军事部署显示，桂系第七军负责从赣南向北推进，与冯玉祥部在徐州会师。

1928年1月初，战事迅速展开。桂系部队率先在赣南取得重大突破，连克多座城池。同时，冯玉祥的西北军也从陇海路东进，直指徐州。形势的急转直下让蒋介石陷入了困境。

关键时刻，一份来自上海的密电改变了局势。张学良、杨虎城等将领表示，如果蒋介石主动下野，他们愿意出面调停。在各方压力下，1928年1月中旬，蒋介石不得不宣布辞去一切职务，暂时退居幕后。

这场政治风暴的结果，远超桂系最初的预期。原本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军权，却意外促成了蒋介石的首次下野。然而，历史很快证明，这次胜利是何等短暂。一份当时的密报显示，就在宣布下野的当天，蒋介石就开始秘密部署东山再起的计划...

五、蒋桂决裂的历史影响

蒋桂决裂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这场政治风波不仅改变了当时的政局格局，更为此后十年的政治发展埋下了伏笔。从1928年初期的各方势力此消彼长，到其后军阀割据局面的进一步固化，都与这场风波密不可分。

首先是军事格局的重组。1928年2月，在蒋介石下野后，全国军事力量出现了新的分化。一份当时的军事布防图显示，原本统一的国民革命军分裂为三大势力：桂系控制的华南地区、冯玉祥势力范围的西北地区，以及留守江浙的原蒋系部队。这种分裂状态直接影响了北伐的进程，导致原定的统一计划被迫推迟。

其次是地方割据的加深。1928年3月，各地军阀趁机扩充实力。一份省级行政报告显示，仅在这一个月内，广西、山西、河南等地就分别扩编了地方部队，军费开支较前一年翻了一倍。这种军事扩张进一步加剧了地方与中央的离心倾向。

政治制度方面的影响更为深远。1928年4月，为了维持表面统一，各方势力在南京成立了新的联合政府。但这个政府实际上是一个松散的联盟，权力高度分散。一份当时的政府文件显示，重要决策必须经过各方代表的一致同意才能执行，这大大削弱了中央政府的行政效率。

经济层面的损失也不容忽视。1928年上半年的海关报告显示，由于政局动荡，全国贸易额比上年同期下降了近三成。上海、天津等主要商埠的工商业活动明显萎缩。一些外国商行甚至开始撤资，导致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

在外交关系上，这场风波同样产生了负面影响。1928年5月的一份外交备忘录记载，多个国家对中国政局表示担忧，部分国家甚至推迟了已经谈妥的借款和投资计划。日本趁机加强了在华北地区的渗透，为后来的事态发展埋下隐患。

更为关键的是对军事现代化的影响。原本计划中的军队整编和武器更新计划被迫中断。一份军需统计显示，1928年全年的军事装备采购额仅为上年的三分之一。许多部队仍在使用陈旧的武器装备，这种状况直接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

最后是对基层治理的冲击。各地军阀为了维持军费开支，加重了对民间的盘剥。1928年的农村调查报告显示，多个省份的农民负担比前一年增加了50%以上。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农民逃荒的现象。基层社会秩序的动荡，为后来的社会问题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