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作为一种思想对中国、东亚乃至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几千年来，儒家思想之所以长盛不衰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儒学最重要的功能——教化。

“所谓‘教化’，就是古人所说的‘以教道民’、‘以教化民’，即通过道德教育来感化人民，转移世间的人心风俗。”教化思想起源于西周，在战国末期形成理论形式，从西汉始作为一种辅政手段付诸实践。

先秦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此期间百家争鸣，各家各派千姿纷呈，力图将各家学说发扬光大。

而其中出现的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儒家更是对周代的教化思想作出了总结和发展，从而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儒学教化体系。

（1）孔子的教化思想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名丘，春秋末期鲁国人。

孔子在继承和发展周公教化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春秋末期“天下无道”的社会现实，创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儒家教化理论，以期改变天下混乱无序的状态。

在人性与教化方面，孔子率先提出人人皆具有可教性的理论。

古人认为，天、地、人各有本性，不宜更改，《诗经·大雅》云：“弥尔性”，意思即为巩固你的本性。

孔子在对此思想进行发展后，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观点，认为人的本性相近，没有先天的圣人与恶人，只是由于后天环境的影响才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差别。

换而言之，若想更改人之本性，塑造善良有德行的人，便可通过后天的教化得偿所愿。

在政治方面，孔子提出，君主行德政、施教化，便会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

孔子认为，君主以德治国，百姓便会如群星拱卫北辰般拥护君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甚至达到“以德去刑”的目的。

在孔子看来，宽猛并济是君主教化百姓的重要手段，“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若用道德与礼义来约束、影响百姓，使百姓从内心深处接受教化，那么无需使用政令刑罚便可使民心服从、天下大治。

作为儒学的创始人，孔子的教化思想奠定了儒家道德教化思想体系的基础。孔子之后，虽有不少儒者对其思想进行了发展与改造，但就影响最深、贡献最大者，无人能出孔子其右。

（2）孟子的教化思想

孟子（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名轲，战国时期邹国人，为缓解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的暴乱情况，孟子在继承孔子教化思想的基础上对孔子的教化思想进行了发展，并探索出一套具有时代特色的教化理论。

在人性方面，孟子主张人性本善。孟子认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生来就拥有“仁义礼智”等善性。

在为政方面，孟子主张“以德服人”，主张君主实施“仁政”以实现天下安定。孟子认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所谓“中心悦而诚服”便是获得了百姓的欢迎与拥护。

只有百姓心悦诚服，才能实现天下统一。孟子认为，君主作为一国之君，需谨言慎行，为万民做表率。

此外，为使百姓可以心悦诚服地接受统治者的教化，孟子提出“制民之产”的思想理论。孟子认为，只有满足百姓日常生活所需，使其不受天灾人祸之困扰，百姓才会接受教化，一心向善。

对于社会上的鳏寡孤独等特殊人群，君主也须保证其生存所需基本材料的满足，“衣食足，知荣辱，故民从之，教化轻易也。”

当所有人不再为生存而苦恼，教化才会顺利施行。

孟子作为孔子教化思想的继承者与发扬者，其所倡导的教化思想不仅充分彰显了战国时期儒家教化思想的特色，同时也为后来荀子教化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荀子的教化思想

荀子（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名况，战国时期赵国人，一生推崇孔子的思想，并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

在人性方面，荀子主张通过以礼义与法度的教化矫正人性。荀子认为人性本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而想要改变人性之恶，则需通过后天道德礼义的感化与法度的改造。此外，法度的约束也是国家教化百姓必不可少的手段，一个国家想要长远发展，法度与礼义缺一不可。

如若仅以礼义教化，无视法度，便会导致恶者愈恶，呈现社会无序的状态；但如若只是单纯以刑罚压制，不施之以礼义教化，则会导致国家的速亡。

因此需要礼义与法度的双重教化以矫正人性，从而达到去恶扬善的目的。

在政治层面，荀子强调君主的榜样力量对百姓的教化作用，君主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其一言一行都关系着社会风俗的走向。

同时，荀子也十分重视君主威势的作用。荀子在继承先前儒家“以德服人者王”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以德兼人”的政治主张。他认为，君主要以仁德教化百姓，不要单纯依靠武力扩张的方式统治天下。

除却君主之外，荀子还十分重视吏与师的教化作用。荀子认为各级地方官吏都承担着教化地方的责任，外，荀子也将负有教育之责的教师置于极高的地位。

他将“师”与“天地君亲”并列，认为教师为教导百姓向善之根本：“君师者，治之本也。”

“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由此可见教师在教化万民中的重要作用。

总而言之，荀子作为战国末期儒家的代表人物，其教化思想可谓兼融诸子学说之长，促进了儒家教化思想的不断完善。其思想与现实的结合，也为儒学逐渐走向政治舞台奠定了基础。

西汉前期是儒家思想恢复与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经过秦朝“焚书坑儒”事件的打击，大批儒者意识到必须使儒学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才可重新获得儒学大行于世的机会，为此他们做出很多努力，陆贾、贾谊等儒者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西汉王朝建立后，汉初儒者在继承自周代以来儒家“以民为本”教化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将道德教化与政治相结合的主张。

通过教化规范百姓内心的道德观念，加之国家制度的管理，对民众实行外在与内在的双重统治。

（1）陆贾“以仁义为体而以刑罚为用”的教化思想陆贾是汉代第一个提倡教化论的政治家，为避免重蹈秦朝重用法家而加速灭亡的覆辙。

陆贾在继承先秦儒家“以民为本”教化思想的基础上，特作《新语》一书，着重阐释了其“以仁义为体而刑罚为用”的教化思想。

陆贾认为“仁义”是君主统治国家最有力的工具，所谓“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仁义道德教化是维系国家安定的重要手段。

汉高祖刘邦出身布衣，跟随刘邦一起征战天下的将领们也大多不拘小节，因此高祖对儒学并不欣赏，甚至可以用厌恶一词来形容。

汉得天下后，针对汉高祖刘邦厌恶儒生及儒学的实际情况，一些朝中官员便经常在刘邦面前称引儒家经典，以期转变刘邦的思想，但刘邦对此却不以为然。

同时，陆贾认为刑罚也是君主治理国家的又一重要手段。陆贾认为秦王朝灭亡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二世废弃了仁义，而片面崇尚法治。

此若想避免王朝早亡的后果，便不可过于依赖刑罚，刑罚只是一种手段，它为德教的施行提供了保障，以期最后可以通过德教来消除刑罚，即“民不罚而畏，不赏而劝，渐渍于道德”。

适度的刑罚与德教的结合更有利于国家的长足发展。

另外，陆贾提出，统治者的德行关乎国计民生。若君主修仁政、“取之于身”，则国富民强。因此，君主要十分注重自身德行的修养。君主怀德治国，百姓才会服从并接受教化，社会才会具有安定的秩序。

陆贾的上述理念后来都得到了汉高祖刘邦的赞可，也使高祖对儒学的态度彻底转变。

虽然其“以仁义为体而以刑罚为用”的政治主张并未得到实践，但陆贾以一己之力扩大了儒学的影响，也为以后儒学与政权的结合奠定了基础，更对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教化政策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启蒙作用。

（2）贾谊“以礼为先，礼法合治”的教化思想贾谊是继陆贾之后汉初又一位杰出的政论家，在继承了陆贾教化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法治的地位，提出治理社会最合理的方式便是“礼法合治”，只有通过“礼与法”的双重教化，才能达到“安民”与“尊君”的目的。

汉初，为缓解秦末战争带来的社会压力，高祖及后继统治者开始施行黄老无为的统治政策，但过于宽松的统治政策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一如诸侯违礼。

对儒家而言，诸侯的违礼行为可谓大逆不道，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现象，理应被绝对禁止。官吏对百姓而言犹如标杆般的存在，若官吏本身不识大体，如何承担得起教化百姓之责

三如社会普遍多糜失礼。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也在不断发展，富商豪民的生活也就愈发奢侈，随之出现了僭越礼制的行为。

然宽松的统治政策并未对此加以规范。这一系列问题的存在直接导致了世俗礼义的败坏。在贾谊的观念中，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便是建立一个以“礼”为主导的教化体系，即“礼治”。

上至君王，下至百姓，均应受到礼义伦理的教化，所谓“有教然后政治也”。儒家的教化思想则正是这一体系的理论基石。

此外，贾谊将儒家的“礼治”观念与法家的“法治”观念相融合，提出了一套更加适合汉初社会现实的礼法观。在贾谊的观点中，“礼”是优于“法”的，“法”是用以辅弼教化的。

礼法结合，方能巩固河山。此外，贾谊所主张的“刑不上大夫”也在无形中彰显了以礼行法的观点，大夫以上的贵族作为天子近臣，犯罪不上刑是因为他们懂得礼义廉耻，有“知耻之心”，即便赐死也不可刑戮，这不仅是对他们的尊敬，更是对天子的尊敬，所谓“刑戮不加其身，尊君之势也”。

通过对“礼与法”关系的论述，贾谊构建了一个“以礼为先，礼法合治”的思想教化体系。这一体系适应了汉初社会发展的需求，使儒学在汉初得以迅速传播，也为汉代教化政策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3）董仲舒“天道、人性、王道”的教化思想经过陆贾、贾谊等汉初儒者的努力，儒家教化与政治的结合初现端倪。

董仲舒作为西汉时期“儒者宗”的存在，其教化思想在结合汉初时代特色的基础上，吸取并融合了先秦儒、墨、道、法、阴阳等学说的理论基础，提出了关于“天道、人性、王道”三方面的教化观。

在董仲舒的天道教化思想中，“天”是世间万物的本源，“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人世间所有的政治、文化、经济等根源均源于天。

因此，君主若想加强国家的凝聚力，便须建立对天的畏惧，听从“天命”的调遣。董仲舒认为，“天”是具有德性的，虽然天无具象，但它会切实关注君主的所作所为。

君主若像周文王一样谨慎事天，人民便可安居乐业；若不施德政便会降下灾罚，上天会重新选出德行兼备之人胜任王位。

这一观念提出后，一方面为君主获得统治地位提供了合法性与合理性，使君主教化百姓的行为变的理所当然；另一方面也增强了百姓对“天”的敬畏感，使君主可以更加容易地对百姓进行教化。

人性教化是董仲舒教化思想的又一主要内容。董仲舒认为人性是复杂的：既有善性，又含恶性。

针对于此，董仲舒将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为“圣人之性”；中品为“中民之性”；下品为“斗筲之性”。

在董仲舒看来，“圣人之性”是具有先天善性的人性，是值得学习的榜样与典范；“中民之性”是社会教化的主体，只有通过经过不断地教化，其本性才能达到真善的程度；下品“斗筲之性”充斥着人性之恶，完全没有被教化的可能。

这一思想提出后，既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道德教化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也为后来王道教化的推行奠定了基础。

经过对先秦孔、孟、荀等圣贤“为政以德”教化理论的发展，董仲舒综合了陆贾、贾谊等人的治国理论，重新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备的王道教化理论。董仲舒认为，国家安定与否的关键在于百姓是否服从教化，教化是为政之本。

君主可以通过推行教化引导百姓向善。

一方面，君主可以通过推行“仁、义、孝、悌”等伦理纲常醇化万民的思想，达到维护君权、巩固统治的目的；另一方面，君主可以通过“兴太学、置明师”的方式将读书教化与道德教化直接关联，有意识地改良社会风俗，从而达到教化万民的目的。

董仲舒的教化思想自其产生之日起，便与政治紧密结合，它为王朝政权的存在做了合理的解释，使统治者对儒学产生了更大的兴趣。

此后，儒学教化与思想统治正式结合，成为贯穿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统治史的正统思想。此外，韩婴也同样重视教化的作用。

首先，韩婴将“正己”作为君主推行教化的先要，认为君主若不能以身作则，即使身居高位，也无法获得万民的尊重。

其次，韩婴继承孔子“富而教之”的观念，认为基础的物质生活保障是君主推行教化的必要条件，百姓生活富足，才会尊教化、兴礼义。

最后，为了对各阶层民众进行礼义的教化，韩婴主张摒弃旧礼，推行较为简明实用的礼乐制度，并通过设立学校的方式自上而下地对百姓实施教化。

另，韩婴也十分重视刑罚的教化作用，但要将刑罚对百姓的教化顺序置于礼义教化之后，过度的刑罚可能会造成百姓的逆反。

上述可见，相较于先秦时期的原始儒学，西汉初期的儒学可谓“斑驳”，呈现出黄老无为学说与儒家学说相结合的趋向。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大多代表宗族社会的价值理念；西汉王朝建立后，为了使儒学可以重新被统治者采纳，从汉初到汉武帝时期，儒学都在不断地与现实进行融合并发展。

如陆贾在宣传儒家仁义道德的基础上，援道入儒，提出以“仁义”治天下的政治主张，既没有否认居于统治地位的黄老之学，又达到了宣传儒家仁义道德思想的目的。

贾谊在继承了先秦儒家的民本、重礼思想的基础上，融入他派学术思想，提出“以礼为主，礼法合治”的政治主张，本质上也是对儒家“德主刑辅”理念的发扬。

也正是因为有了汉初儒者对儒学的改造，由董仲舒发展构建的新儒学体系才能被统治者接纳并登上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正统思想的顶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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