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耿飚

1950年7月，耿飚乘坐国际列车驶向莫斯科，并打算经莫斯科前往瑞典。

耿飚此行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去担任中国驻瑞典王国大使，瑞典是欧洲国家中，最早承认新中国的，两国于1950年5月9日建交，并宣布互派大使。

除了瑞典以外，当时还有不少国家宣布同我们建交，但我们所面临的困难是，没有那么多富有经验的外交官作为驻外大使，毛主席在同周总理商量后，决定从部队中选择一批有过外交经验的兵团级干部担任驻外大使。

毫无疑问，耿飚就是其中之一。

将军当大使，无疑也是开创了我国外交事业先河的一笔。

耿飚自然有所顾虑，可在周总理的劝说下，只能承担起这项任务。不久之后，耿飚又接到周总理交给他的任务：

“经过谈判，我国和瑞典已经建立外交关系，中央决定任命你为驻瑞典王国大使。你是我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大使。”

图|耿飚夫妇合影

在同瑞典建交的两个月里，耿飚等一大批预备派驻西方国家的大使们就集中在前门大栅栏的新华饭店学习外交礼仪。

然而就连耿飚也没有想到，他们苦心孤诣学习了两个月的外交礼仪，事实上到了国外以后，也没完全用上。

1950年7月，耿飚抵达莫斯科后，循例要同瑞典外交部取得联系，然而传回来的消息却让他大吃一惊。

“瑞典国王以及皇室成员已经都休假去了。”

耿飚也很无奈，只好在莫斯科停留了近两个月的时间。

一直到8月底，瑞典外交部才又传来消息，可以动身赴瑞了。

呈递国书是国与国之间非常正式和隆重的仪式，中国如今采取的是国际上通用的仪式，只是比较简化，而一部分西方国家，特别是君主立宪制以及议会国王制的国家，呈递国书依然采取古老的、非常隆重的仪式，来表示尊重。

耿飚被安排在大栅栏新华饭店培训时，曾向外交部建议：

“希望部里能够派人来讲解一下有关呈递国书礼仪问题。”

图|周总理

周总理看了耿飚的报告后也很重视，考虑到不久之后，毛主席要接受一位来自东欧国家大使呈递国书，周总理破例安排这些即将上任的大使们前去观摩学习。

几天之后，外交部派车将他们专门接到了中南海，工作人员将他们带到了接待大厅旁边的一间屋子里，小屋和大厅隔着糊着窗户纸的窗户。

大使们笑侃：

“只是隔了一道墙壁，变成壁后观了。”

周总理也跟着笑了：

“只是隔了一排窗户嘛！也不叫壁后观，这叫窗下学礼。”

突然，周总理注意到，在窗户纸上有一个桂圆大小的洞，于是就问了一句：“这是怎么回事儿？”

一位大使不好意思的回答：“我只是想看的清楚一些。”

周总理点点头：

“这也有道理，不过这个窟窿太大了，要是你们每人都戳一个这么大的窟窿，太引人注目了。”

随后，周总理取过身旁桌子上的一根铅笔：

“我看不如用铅笔尖戳一个小洞，这样既能看到，还无伤大雅。”

就这样，一群新中国外交大使，在一间小屋子里，完成了学习，在仪式结束后，毛主席听说外交部安排的大使们在隔壁学习，还专门过来接见了他们，并勉励他们继续努力。

耿飚也将毛主席嘱咐的话，一字一句全部都记在了本子上。

不过，等到自己真正到了瑞典，递交国书的那一天，还是有些事情大大出乎他的预料之外。

瑞典地处北欧，尽管与我们距离遥远，但瑞典却是西方国家中较早承认新中国的一个国家，对于同中国的关系，瑞典一开始便投入了足够的重视。

1950年9月19日，耿飚第一次向外国元首呈递国书，瑞典王储古斯塔夫·阿道夫就派了一辆王室专用的六乘王辇来接耿飚，瑞典外交部的官员告诉耿飚：

“这次王储专门派六乘王辇来接，表明对贵国和大使阁下本人的重视和尊敬。”

如果说不紧张，那是假的，耿飚多年之后在回忆录中写了这样一句话：

“这是我第一次乘坐国际列车，第一次当驻外大使，第一次穿西装、吃西餐等等……”

图|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

耿飚走到宫门门口时，注意到了两旁站立着两排穿着古代武士的服装，整体显得庄严肃穆，进入宫门口，耿飚听到了有人喊了一句英语，一旁的翻译官赶紧上前告诉他：

“他们喊的是中国大使耿飚将军到。”

原来瑞段国王古斯塔夫五世原来也曾在军队中服役，并且还兼任过瑞典武装部队总司令，听说耿飚也是一名将军，对他自然是十分重视。

耿飚走进去以后，看到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坐在王座上，旁边站着的王储古斯塔夫·阿道夫，他连忙上前，双手将国书呈递上去，因为老国王年事已高，所以由王储代他接过国书。

原定的仪式流程是，耿飚还要念颂词，就在他要张嘴的时候，老国王吩咐了一句：

“请坐下交谈吧。”

耿飚心里咯噔一下，原定的流程一下子被打破了，接下来该怎么走，而且这是呈递国书的仪式现场，坐下交谈是否是不够礼貌，不过在当时情形下，也容不得耿飚多想，于是耿飚坐在椅子上说了原定的颂词：

“今天能够见古斯塔夫五世陛下，感到非常荣幸，我将为增进中瑞两国间和两国人民友好合作关系而做出不懈努力。”

老国王古斯塔夫五世点点头说了一句：

“谢谢。”

老国王指着大厅里的瓷器告诉耿飚：

“这些都是中国瓷器。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伟大国家。我喜爱中国瓷器，也十分仰慕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

耿飚也谦逊的表示：

“瑞典的历史文化中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希望中瑞两国的文化交流能够得到进一步发展。”

呈递国书仪式圆满结束，耿飚在心里也松了口气。

因为没有按原定的仪式走，事实上当时跟随耿飚入场的中方代表紧张不已。

耿飚后来走出宫门口，发现使馆一位武官身体还在发抖，忍不住上前问了一句：

“你害怕什么？‘

这名武官老实回答：

“我不是害怕。”

“不是害怕你抖什么？”

“我紧张。”

“你紧张什么，又不是你去递交国书。”

“我也不是紧张，我就是发抖。”

图|耿飚将军全家福

许多人都佩服耿飚将军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沉着，要知道原定念颂词的过程后来是没有念，改成直接坐下交谈，对于整个仪式而言是非常突兀的，但耿飚却出色的完成了任务，没有一丝一毫紧张。

呈递国书不久后，就是新中国成立一周年，耿飚要安排在大使馆的国庆招待宴会。

国庆招待宴会邀请的是瑞典官方官员以及驻外大使，拢共有500多人参加。

耿飚心里很清楚，这次国庆宴会关系着国家的脸面，不能出丝毫的差错，就连说的每一句话，都必须小心谨慎，但在宴会时，仍然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

就在宴会开始以后，一个瑞典的高级军官上前来打招呼。

“听说阁下是一位将军，不知道带过多少兵？”

尽管话中确实不含任何挑衅意味，但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确实让耿飚略一思索了一下。

“大概十几万吧。”

耿飚微笑着说了一个大概的数字。

图|1950年10月1日，耿飚在驻瑞典大使馆国庆招待宴会上致祝酒词

对方听到翻译说的话后，立刻肃然起敬：

“您所统帅的军队人数比我们全国的兵力都要多！”

这时旁边一位瑞典官员上前称赞道：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您是从伟大国家来的伟大的大使。”

一听到夸赞，耿飚立即谦逊的说道：

“我本人谈不上伟大，比起国家和人民来，我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很想成为一座联结沟通中瑞两国人民伟大友谊的桥梁。”

耿飚将军的儿子耿志远当年随父母一同出国，按照惯例，驻外大使未成年的子女可以跟随父母一起出国，耿志远也是第一次到那个冰天雪地的国度，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耿志远后来也谈到了父亲的这一故事：

“有一次，在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瑞典皇家海军司令问父亲：听说阁下是位将军，请问您指挥过多少军队？父亲回答说：也就十几万人吧。对方感到很惊讶，这个数字比他们国家所有的军队还多呢！一旁的贵宾都称父亲是伟大国家派来的伟大的使者，我父亲却说：我只是伟大国家的一名普通士兵。”

图|1996年6月24日，耿志远与父亲耿飚在住所院内合影

这次国庆招待宴会，瑞典的报纸和媒体都刊载了这一消息，无疑成为我国对外展示很好的舞台，中瑞两国之间的关系也逐渐的平稳发展。

然而也就是在国庆招待宴会不久之后，耿飚就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错误。

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出生于1858年，到1950年时已经92岁高龄，因为年事已高，耿飚在呈递国书仪式上，都是又王储代替的。

1950年10月29日，古斯塔夫五世病逝，终年92岁。按照惯例，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要向瑞典官方致唁函。

耿飚拟定好唁函后，立即嘱咐秘书将函送到瑞典外交部礼宾司，然而瑞典外交部礼宾司的司长在看到这封唁函后，却指着上面的一个单词说：

“这个词写错了，不该这样写。”

秘书也是一头雾水，他并不通瑞典文的文法，只能解释了一句：

“还请您等我回使馆查询一下。”

耿飚知道此事后，心知非同小可，立即请来了法律顾问进行研究，法律顾问将唁函的草稿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脸上的神情慢慢从平静转为不自然，他告诉耿飚：

“这个词少打了一个字母，把‘悲哀地’变成‘荣幸地’了。”

耿飚吃了一惊，虽然看起来只是错了一个字母，但在这样敏感的场合下，一些人为的无心之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或许还会使两国本来良好的关系恶化，耿飚立即命人重新打印了一份唁函，将那份错误的唁函换了回来。

不仅如此，耿飚还将亲自找到瑞典外长，诚恳的向他致歉：

“真是不好意思，之所以产生这个错误，除了是我们疏忽导致，也有工作人员不懂文法的缘故。”

不过，瑞典外长却对此事表示了理解：

“我知道你们这个错误只是技术上的错误，并不会妨碍我们两国的外交关系。更何况您在知道了这个错误后第一时间改正，还上门道歉，这已经说明了你们的诚意，我们不会因此指责你们，反而被你们诚恳的精神所打动，从而加深对中国的尊敬。”

一件看似不大的事情，却让耿飚深深的感受到周总理所说的“外交无小事”的意义。

从这天开始，耿飚不仅要求工作人员更加细致的工作，还带头开始学习外语。

图|

耿飚在瑞典任职多年，开创了很多先河。

比如大使开车。

耿飚在瑞典担任大使期间，还考取了当地的驾照，有时还自己开着车到瑞典、丹麦等地进行考察。

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刚开设的那些年里，因为使馆工作人员较少，每一个人几乎都是身兼多职，一次耿飚要外出参加活动，碰巧赶上了司机也有事不在使馆，于是耿飚就决定自己开车去。

使馆里的同事忍不住劝道：

“大使开车，有失身份，可能会招致别人讥笑。”

然而耿飚却认为不是什么问题：

“从使馆内部来说，大使和司机只是工作性质不同，分工是为了搞好工作，互相帮助也是为了搞好工作，没有什么有失身份的问题。”

果不其然，耿飚开车亲自赶赴活动现场，引起了周围人的议论，但瑞典的外交官员却对耿飚竖起了大拇指：

“大使阁下自己开车来，了不起。”

“耿大使亲自掌握方向盘，佩服，佩服。”

图|古斯塔夫六世

总而言之，耿飚在瑞典担任大使期间，中国与瑞典的关系也进一步加深，不仅如此，耿飚凭借出色的人格魅力，让全世界认识和了解了中国人。

值得一提的是，瑞典这个国家本身对于中国文化就很热衷，耿飚在呈递国书时，老国王就指着满大厅的中国瓷器介绍，老国王去世以后，继任的古斯塔夫六世更是一个中国文化迷，不仅喜欢中国的陶瓷艺术，还很喜欢吃中国菜。耿飚任驻瑞典大使期间，与古斯塔夫六世见过许多次面，古斯塔夫六世时常带着耿飚去参观自己收藏的瓷器。

一次交谈时，古斯塔夫六世又同耿飚谈到了中国的京剧艺术，古斯塔夫六世二十多年前曾到过中国，并听梅兰芳先生唱过京剧，尽管时隔多年，但他却始终印象深刻，他还告诉耿飚：

“我虽然听不懂唱词，却通过梅先生的表演，不仅领会了剧情，而且领略了京剧的艺术魅力。梅先生真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大师！”

不仅如此，古斯塔夫六世还给耿飚看了当年梅兰芳赠送给他的一枚印章。

耿飚在任期间，中瑞关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耿飚在瑞典期间，正值中国抗美援朝期间，虽然远离国内，但他仍然时刻关心着战局。

在朝鲜战场上，美军使用细菌弹这种非人道的行为，耿飚了解到情况后，在一些外交公开场合向国际友人揭露战场的真实情况，一位瑞典的医学博士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不顾危险亲自到朝鲜战场，获取了大量的证据，回来后在报纸上公开刊载，有力的抨击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凶残行为。

图|1944年10月，耿飚和美军观察组组长德穆克在从延安赴晋察冀途中合影

1953年，法国提名瑞典副外长哈马舍尔德当选为联合国秘书长，周总理在国内指示耿飚找他面谈，力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1月7日凌晨，哈马舍尔德同耿飚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皇家图书馆进行了秘密会晤。

耿飚详细的对哈马舍尔德谈中国革命的进程，并指出美国阻挠新中国进入联合国是不合道理的，哈马舍尔德则表示：

“瑞典很早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断绝了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作为瑞典副外交大臣，完全同意大使阐述的观点。但作为联合国秘书长，这需要耐心和时间，贵国也要有接受不愿接受的现实的心理准备。”

哈马舍尔德先后于1954年12月30日、1955年1月10日两次访问北京，并就相关事项同中国商谈，增进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了解。

耿飚担任驻瑞典大使期间，中国先后同丹麦、芬兰、挪威建交，耿飚先后又兼任了三国公使。

一直到1956年春，耿飚接到了回国的调令出任驻巴基斯坦大使。

图|1978 年耿飚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时种下的友谊树

巴基斯坦是作为英联邦一个省开始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因为本身是属于西方阵营的国家，所以中巴之间的关系一开始很冷淡，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也仅仅只是维系在一般水平。

耿飚赴任巴基斯坦，无疑要比去瑞典承担的历史使命更重，毛主席就曾嘱咐过耿飚：

“巴基斯坦的地理位置很重要。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连接西亚和东南亚，因此，帝国主义把它作为对我国实行军事包围的重要环节，而中巴友好则有助于打破这个反华军事包围圈……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处在我国和西亚、欧洲、非洲之间。因此，它是我国从西面通向世界的大门。打开这扇西门，无疑有助于挫败帝国主义对我们的经济封锁。现在，我们对外单靠南门还不行，应该打开西面的大门。”

作为负担外交工作多年的老手，耿飚更加清楚自己身上的责任。

有意思的是，担任驻巴基斯坦大使两年后，耿飚考虑到双方关系越来越好，自己也想回国做一点具体的工作，于是还给国内发了封电报，然而电报交到时任外交部部长陈毅元帅手中后，陈毅却大发雷霆：

“耿飚，你这个做法是不对的，我刚上任你就不干了？我不同意你的要求！”

周总理知道这件事后，也给耿飚发了封电报：

“我国的外交工作今后将会有更大的发展，希望你能继续留在这个职位上，安心在外交战线上工作。”

听了周总理、陈老总的劝说，耿飚也安心下来，后来在外交战线上，一干就是20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