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哄动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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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范仲淹，不少人都会想到中学时代读过的名篇《岳阳楼记》，范仲淹作此文时，并未亲临岳阳楼，只不过受好友滕子京之托，根据李白、杜甫等诗人留下的几篇关于岳阳楼的诗词，便心领神会，挥毫泼墨，洋洋洒洒地留下了这千古名篇。

其中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成为了振聋发聩的警句，开后世清廉之风气！

与范仲淹同时代的张载曾留下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度成为后世士大夫为之奋斗终生的最高标准。

而此四句放在范仲淹身上是再也合适不过的，乃至他死后被授予让士大夫欣羡不已的最高谥号：文正！

那么，范仲淹一生到底做了哪些功绩，让他的成就远在我们熟知的苏轼、欧阳修之上呢？

范仲淹祖籍江苏苏州，其先祖范履冰曾任唐朝宰相，赵匡胤建立宋朝后，其父范墉随吴越王钱俶一道归降大宋。

原本，范家也可称得上在江南富庶之地上的小康家庭，但是，在范仲淹两岁那年，随着父亲范墉的病逝一切就全然变了模样。

母亲迫于生计，带着尚在襁褓之中的范仲淹改嫁给一个叫朱文翰的乡绅，范仲淹因此而改名朱说。

直到十二岁那年，母亲才将身世告知已然懂事的范仲淹，范仲淹听后，伤感不已，遂发奋读书，希望靠“学而优则仕”来场人生逆袭。

此后范仲淹便一直在南京应天府书院读书，被世人称为“睢阳先生”的戚同文成为了范仲淹的授业恩师，经过四年的寒窗苦读，范仲淹遂成为了通晓儒家经义的高级知识分子。

1015年，二十七岁的范仲淹用“朱说”的名字参加科举，榜上有名，遂由一介寒儒蜕变为功名在身的进士及第。

在此期间，范仲淹省吃俭用，刻苦攻读，他经常将一碗稀饭搁置一晚上，待日间凝固后，才将它分为四份，早晚各吃两份，以此饱腹，这便是成语“断齑画粥”的由来。

此后，范仲淹被派往四川广德，当了一名九品的司法参军，成为主掌此地司法部门的一把手。虽然官阶卑微，但范仲淹刚正不阿，忠于职守，将广德的冤假错案处理地清楚干净，赢得了百姓们的一致称颂。

同时，当生活稍有改善，他便将一生操劳的母亲接到身边，悉心奉养，让母亲安享晚年。

范仲淹在广德的政绩得到朝廷认可，遂擢升他为文林郎、集庆军节度推官。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才认祖归宗，换回本名。

1021年，三十三岁的范仲淹被派往江苏泰州主管盐运，而当他看到此处的堤堰因年久失修，而造成多处堤坝决口，河水泛滥时，当即向上级领导张纶打报告，力主重修堤坝。在范仲淹等官员的努力下，扰乱江淮百姓生活的水患遂得到彻底治理，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四年后，因治河修堤有功，张伦遂上奏朝廷，擢升范仲淹为七品兴化县令，全面主持兴建水利工程的工作，但不幸的是，次年范母便病逝了，范仲淹只好回家守孝，治堰工作交由张伦完成。

守孝期间，范仲淹有幸得到时任应天府知州晏殊的赏识，让其到应天府书院讲学。范仲淹一改前任清谈、散漫的学风，倡导积极为国建言献策，心怀苍生黎民的教育理念，赢得学子赞誉，学院风气也为之焕然一新。

此时正逢太后刘娥把持朝政，仁宗赵祯形同傀儡。1029年，刘娥六十大寿，赵祯遂决定为母亲大操大办，并令百官跪拜太后以示敬意。

对于这项违反祖制的圣旨，百官都因畏惧天威，噤若寒蝉，唯有范仲淹冒着治罪的风险，触犯逆鳞，竭力劝阻皇帝勿行此举。

谏书呈上去之后，迟迟得不到仁宗回应，但这份犯上的奏折，却经过周转，到了刘娥手中，结果不言而喻，范仲淹因此遭到冷落。当时连推举他的晏殊也为之捏了一把冷汗。

一年后，范仲淹自请调离京城，在陈州通判任上，听闻朝廷欲兴建寺院，劳民伤财时，虽处江湖之远，但忧庙堂之君的范仲淹又上书谏言，立即停工，以安天下，随后，在吏治、农桑、人事任用等方面范仲淹屡屡上疏，一片忠君为民之心，天日可鉴。

虽这些建议，仁宗均未采纳，但范仲淹在仁宗心里却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033年，随着刘娥的薨逝，四十四岁的范仲淹被仁宗火速擢拔，到京赴任。

是时，不少人为了迎合仁宗，多在御前指摘已故太后弊政，仁宗遂有意立杨太妃为皇太后，范仲淹当即谏言：频繁改立太后，有碍皇帝亲政，仁宗遂改变决议，仍尊刘娥为皇太后。

这年七月，江淮地区蝗灾肆虐，百姓苦不堪言，满朝文武视若无睹。唯有范仲淹说：“若皇室成员罢食一天，圣上何以自处？”仁宗大为感动，于是立即派范仲淹前往赈灾，到地方后，范仲淹第一时间就是开仓放粮，赈济灾民，百姓无不感激涕零，回京时，范仲淹特意在当地摘了一把野草，规劝皇帝，万事民为先！

这里顺便说一下，后来范仲淹到苏州为官时，也是为了赈济灾民，除了开仓放粮外，他还做了一个特别的举动，那便是鼓励龙舟赛与兴修寺院。

当时百官都很疑惑，为何大灾之年，范仲淹还要靡费金钱，滥造工程，后来经过实践才恍然大悟，范仲淹此举正是为盘活地方经济，让贫苦之人有份稳定收入的高明之举。由此可见，范仲淹绝不是墨守成规的一介腐儒，他能够着眼实际，实事求是，以最小的成本替百姓谋取最大的利益，当时在没有动用国库一分钱的情况下，就让灾后的苏州百姓逐步过上安定的生活。

后来沈括在其作品《梦溪笔谈》中也提到了这件事，他说：当时灾后，只有苏州秩序井然，百姓生活安定，没有发生迁徙事件，这都是范仲淹的功劳！

1035年，四十七岁的范仲淹因在苏州治理水灾有功，被火速擢拔为吏部员外郎，全权署理开封府事务，相当于首都第一行政长官，权力大，责任也大！

但范仲淹到任后，将开封府事务处理的井井有条，世人感叹道：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

然而，仅仅只隔一年，范仲淹便遭到贬黜，原因是他得罪了当朝宰相吕夷简。当年，面对吕夷简操持国柄，结党营私的种种恶行，范仲淹直言上疏，请求褫夺其官职。与此同时，又将巴结吕夷简的那些官员绘制成图，呈送仁宗。

吕夷简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反讥范仲淹与欧阳修等人结成朋党，以权谋私，对于仁宗而言，“朋党”是个极其敏感的词汇，当即将范仲淹贬黜出京。

范仲淹离京的那一天，送行者寥寥，只有龙图阁直学士李紘、集贤校理王质与他依依惜别，颇有世态炎凉，人走茶凉之感。

1038年，西夏国李元昊称帝，原本对宋称臣的他翻脸无情，屡屡侵犯大宋边境。次年，又在三川口打得宋军一败涂地，西夏兵更为嚣张，扬言定要攻进汴京城，灭了大宋。

前方战事吃紧，仁宗心急如焚，万般无奈之下，急招范仲淹入京，让他与韩琦到陕西抵御敌寇。

范仲淹整肃军纪，剔除陋习，修缮城池，恢复战力，经过整顿，整个宋军面貌焕然一新。此外，范仲淹还注重对军事将领的培养与提拔，在他任职期间，狄青、种世衡、郭逵等一大批杰出军事将领脱颖而出，为北宋初年的边疆稳定，经济繁荣，人民富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最值得称道的是，为了稳定边疆，范仲淹还特别擅于做好西羌少数民族部落的安抚工作，他在大兴农田水利，解决粮食供应问题的基础上，让大量的羌族人也参与屯田，开放边境贸易，自古以来，但凡战事都是攻城为下，攻心为上，与当年诸葛亮“七擒孟获”一样，范仲淹在处理民族问题上，也自有一套老辣可行的手段。

根据宋史记载，当年羌族百姓为了感谢范仲淹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在范仲淹生前很多羌族百姓都挂上他画像，为他立生祠，在范仲淹死后，更是如丧考妣，失声痛哭，很多部落首领为了祭奠他，纷纷斋戒三日，以示对他无比的怀念与尊敬。

1043年，李元昊求和，边疆复归安宁。范仲淹被召回京师，仁宗擢升他为正二品的枢密副使，之后，在欧阳修等人的极力推荐下，范仲淹被任命为参知政事，等同宰相。

在此期间，范仲淹实施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向仁宗上疏了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建议朝廷应从十大方面革新除弊，具体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仁宗皇帝一一照准。

这次改革波及广泛，影响深远，让北宋初年即呈现兴隆气象，因其发生在庆历年间，故史称“庆历新政”。

但同时新政也触及了许多皇族豪强的根本利益，因此，范仲淹的这些改革实施不到一年，仁宗便在各方势力的干涉下，让新政无疾而终，

1046年，已近花甲之年的范仲淹又被仁宗派往邓州，在此期间，范仲淹再次办学兴教，创建了花洲书院，范仲淹公务之余，一得闲暇时间，便到此讲学授课，邓州遂文脉兴隆，学风大盛，以致两年后，范仲淹被调往荆南府任职时，邓州百姓掩面而泣，诚心挽留。

三年后，六十一岁的范仲淹已进入暮年，身体大不如前，而朝廷却任命他为杭州知州，家人都劝他告老还乡，安享晚年，被范仲淹严词拒绝。

转眼又是两年，这年冬天，范仲淹身染沉疴，卧床不起，待来年春天，病势稍有好转，他又自请前往颍州赴任。而就在这年五月二十日，范仲淹再也无法抵抗疾病的纠缠，在徐州溘然长逝，享年六十四岁。

在宋初那个大儒辈出，灿若繁星的时代，范仲淹以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卓然风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坦荡胸怀，获得了后世之人的无限敬仰，在他逝世后，仁宗皇帝亲自为他题写匾额：褒贤之碑，并追赠兵部尚书，谥号：文正。

在古代，此谥号为文人士大夫的最高荣誉，许多儒士梦寐以求，连我们所熟知的欧阳修死后谥号都是比“文正”次等的“文忠”，可见。文正之谥对范仲淹的褒奖之大，追念之深！

教员曾对范仲淹高度肯定，称他不但下笔千言，而且知兵善战，是个不可多得的文武全才！又称他在诗词上介于婉约与豪放之间，既苍凉又优美，经久耐读，不能释卷。

故此，范仲淹谥号“文正”，实至名归！

参考资料：

《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