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尉健行

1995年4月，根据中央决定，时任中纪委书记的尉健行兼任北京市委书记。

时隔多年后，据曾在中纪委研究室工作，尉健行的下属李永忠回忆：

“中纪委书记兼任北京市委书记，而且兼任了两年时间，这是从未有过的。

据熟悉尉健行的人回忆，作为中纪委书记，尉健行是身上兼职最多的。

在过去的岁月里，他从来都是勇挑重担。尉健行从参加工作的那天起，他就立志为祖国人民尽心尽力，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懈怠过。

尉健行之所以担任了北京市委书记，还要从时任中纪委常委的刘丽英无锡一行有很大关系。

1994年6月21日，江苏省委接到一封举报信，反映无锡新兴实业总公司经理邓斌非法集资的问题。

根据资料显示，邓斌非法集资贷款数额高达32亿元，导致了很多企业因巨额资金逾期得不到偿还陷入停产、半停产，企业之间相互借债集资，导致债台高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每天都有一两百人到邓斌的公司去讨债，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响。

时任中纪委常委的刘丽英主持第三室工作时，就曾受到过无锡数百封举报信，刘丽英看了以后，在一封信上用红笔批示：

“此案重大， 涉及北京市，先从无锡查起，可先于江苏省委曹克明同志联系。”

江苏省委派出省纪委牵头组成的调查组赴无锡，而且在中纪委建议下，法院后来也提前介入调查。

图|1999年，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在总统府会见尉健行。

省纪委调查组鉴于案情重大，立即上报省委，引起了党中央高度重视。中纪委派出了以刘丽英为首的调查组赶赴无锡。

刘丽英亲自参与了对邓斌的审讯，并顺利的从她口中探知了真相，也是通过对邓斌案的调查，背后牵连出来的人一个个都浮出了水面，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陈希同更是引咎辞职，最终被查实与邓斌案、王宝森案有所牵连。

1998年7月3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判，陈希同贪污罪、玩忽职守罪，两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

就在陈希同引咎辞职后，尉健行以中纪委书记的身份兼任了北京市委书记，除推动案件侦破审理工作外，还在上任伊始就大力整治不良风气，并取得了突出的效果。

尉健行是浙江新昌人，1931年出生于一个教师家庭。

出生在一个这样的家庭，尉健行从小就很好学，因为家里穷买不起时钟，他就只能凭借照进窗户的亮光来判断是否是天亮了，但这种“光亮式”的起床方式，有时候也不大准确，尉健行有好几次天亮后起床到学校，发现学校空无一人，只能独自一人坐在校门口，一直坐到天亮。

尉健行上学期间，正是抗日战争时期，那时祖国大地都被战火烧得通红，从小就接受爱国思想教育的尉健行，自然也渴望着报效祖国。

1943年，尉健行考入县立新昌中学初中部，当时学校高中部的同学正筹建一个叫“五光社”的学生组织，抨击国民党当局不抵抗政策，宣传抗日主张，那时尉健行还只是一个初中生，本来按照规定，“五光社”是不吸收他的，但尉健行强烈要求加入其中。高中部的同学见他意志坚定，于是破格同意他加入其中。

就这样怀揣着报国的理想志愿，尉健行度过了他的求学生涯。

1949年3月，尉健行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9月，尉健行考入了大连工学院机械系学习。是新中国的首批大学生之一。

据尉健行的老同学、大连理工学院机械系教授卢杰持回忆：

“机械系当时共有六七十人，分为甲乙两个班，一共只有3个党员，而尉健行就是其中之一。”

尉健行考入大连工学院后，不久就担任了班上的团支部书记，第二年，机械系与电机系成立党支部，尉健行又当选为党支部书记。卢杰持记得很清楚，尉健行上大学那会儿，在班里的学习就特别好，而且对同学也很关心，在学校的威望也很高。

因为喜欢苏联、爱看苏联小说，唱苏联歌曲，班上的同学后来给尉健行取了个外号叫“卢奇噶”。

据老同学，大连理工大学机械系教授姚南珣回忆称：

“卢奇噶”在俄语中是“钢笔”的意思。”

图|尉健行与父母合影

抗美援朝期间，尉健行就在学校举办各种讲座，帮助同学们了解时事。

姚南珣称：

“尉健行曾带着全班合唱《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我想他选这首歌是希望大家团结起来，一起战胜困难。”

后来这首歌在学校机械系流传了很多年，甚至成为系歌。

应该说在求学阶段，尉健行确实展现出迥异于常人的素质，这也为他后来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因为本身就是班干部，所以在学校，尉健行都会主动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后来被安排到工厂实习，尉健行也是抢着干各种脏活累活。

“实习完后，车间的机床上留有机油和掉落的铁屑，他会主动把这些东西都扫掉。”

尉健行对同学也有很深的感情，后来调北京工作后，碰上老同学上门探望，尉健行都会热情的接待，基本上也没有见不到的时候。

姚南珣谈起尉健行来总是说：

“他待同学都是很好的。”

从大连工学院机械系毕业后，尉健行又被选派到东北工业部有色金属管理局抚顺俄语训练班学习，1953年被派往苏联学习。

1955年，尉健行从苏联回国后，被分配到东北轻合金加工厂工作。

在一线工作期间，尉健行仍然沿袭过去上学时的习惯，积极努力工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接受过教育的人都不是很多，况且还是像尉健行这种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但被分配到一线工作的尉健行也从来没有叫苦叫累，而是埋头钻研技术，团结在工厂的工人，展开技术攻关，并撰写了46万字的的工厂管理方法等材。

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尉健行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

一直到1970年，尉健行才又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从1978年6月开始，尉健行便担任了东北轻合金加工厂厂长、厂党委书记。

图|东轻技术中心

尉健行担任厂长时，东轻厂的经营状况已经非常不好，亏损达57万，但尉健行仅仅只用了一个季度就扭亏为盈，当年上交的利润就达到了36万元。

1980年，尉健行被授予了哈尔滨市特等劳动模范、黑龙江特等劳动模范的称号。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正值改革开放之际，需要大批的年轻有为的干部，尉健行出色的表现也引起了党组织的重视，当时组织上在东轻厂考察干部，发现尉健行不仅是年轻有为，更重要的是组织观念和群众观念都很强，党性与能力俱佳，

也就是在尉健行获得特等劳动模范这一年，他被选入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等学习了一年毕业之后，尉健行没有再回到东轻厂，而是被组织破格提拔，担任了哈尔滨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市长。

曾与尉健行搭班子的原黑龙江省第二书记兼哈尔滨市委书记的李力安对尉健行的工作能力评价很高，两人在哈尔滨任职期间，相互配合，共同扶持，渡过了不少难关。

尉健行在东北工作了34年，一直到1983年，他才迎来了自己的机会。

1983年，尉健行被调往北京，担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当时全党的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尉健行在全国总工会的岗位上，并多次到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广东、深圳考察，提出了新时期下中国工会的角色定位，为推动我国工运事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图|尉健行任黑龙江东北轻合金加工厂厂长时，在车间和工人交流

然而就在一年后，尉健行便又接到了中央的调令，而此次的调动，无疑更为超常。

1984年，尉健行调任中组部副部长。

早在1977年12月10日，在邓小平、叶剑英等党中央领导人支持下，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正式肩负起党的组织工作，在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力促干部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胡耀邦做了很大的努力。

据中组部不少老人回忆，胡耀邦曾致力于改革中组部内部的结构，希望能够在副部长中，配备一个学文的，一个学工的，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组部部长的乔石推荐了尉健行，两人原来在上海光华大学附中读书时就是同学，彼此了解，而且尉健行是工学出身，符合胡耀邦的设想。

1984年9月，尉健行又调任中组部副部长，成为乔石的助手。

值得一提的是，乔石与尉健行一样，后来都担任过中纪委书记。

1992年10月，尉健行中纪委常委兼书记。

尉健行担任中纪委书记时，年61岁，是建国以来历任中纪委书记中最年轻的一个。

尉健行是从监察部部长一职转任中纪委书记的，因此上任之初就做了一个改革，推动了监察部与中纪委合署办公，因为监察部虽然隶属于国务院下辖，但与中纪委二者在职能上有所重合。

从上任中纪委书记那一刻开始，尉健行便大力推动了反腐倡廉的建设工作，并始终坚持从具体的问题抓起。

图|1983年10月29日，邓小平同志和新当选的全国总工会领导人见面。左一为尉健行

据时人回忆称，尉健行上任以后，曾专门派出纪委工作人员在饭店门口蹲守抄车牌，3个月后那家饭店就倒闭了。

1995年4月，王宝森（原北京市委常委、市长）案发后，陈希同引咎辞职后，尉健行以中纪委书记的职务兼任了北京市委书记。除了推动案件侦破和审理外，尉健行在任期间大力整治前任在位期间的不正之风。

1996年春，中央明文规定，凡领导机关无偿占有、借用基层单位的交通工具和通讯器材，一律限期交还，以后不得再次占用。然而这一规定在北京市委、市政府推行时曾遭到了一定阻力。

关键时候，尉健行站出来坚决推动中央政策贯彻实施，他曾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就市委用车问题公开问责：

“市委十二名常委的秘书中，竟有十一部车，这是为什么？这些车又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至今不按中央规定退还给基层单位？”

尉健行的办事原则是，宁可得罪少数人，也不能得罪老百姓。

1999年初，沈阳“慕马案”发，7月2日，中纪委派出以副书记刘丽英为组长的调查组赴沈阳办案。

然而整个办案期间，刘丽英遭到了重重阻碍，除了拉关系说情的，还有恐吓威胁的，刘丽英甚至被人诬告收受贿赂，举报信就递到了尉健行的手中。

图|刘丽英

从中纪委恢复重建的那一刻，刘丽英就被调来，十多年工作兢兢业业，也因为铁面无私，人送称号“女包公”。

尉健行当然很清楚她的办事风格，为此他专门把刘丽英叫来，鼓励她坚决大胆的往下查：

“正因为你查案坚决，才有人告你。你不能回避，要坚决查下去！”

也正因为尉健行的力挺，刘丽英将整个案件前后调查的水落石出，犯案人员全部都得到了他们应有的惩戒。

尉健行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出了卓越贡献。

到2002年11月，尉健行离开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

许多曾与尉健行有过共事的老人们对他的评价都很高。

原中组部青干局副局长的任小彬回忆起老首长（尉健行任中组部副部长期间分管青干局）时曾说：

“尉健行的工作作风深入扎实，他经常到局里来，外表就像个“老工人”。无论是说话还是听人说话，“他眼睛盯着你，一眨一眨地”，特别认真。有人提到他“不苟言笑”，不过多数部下并没这种感觉，只是觉得他理工科出身，有事说事，很少开玩笑、讲俏皮话。”

当时中组部青干局的成立，就是为了缓解干部青黄不接的问题，对此尉健行对青干局的工作方式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其他局是老同志多，年轻人少；而青干局是年轻人多，老同志少，不能对这个局跟其他局一样看待。青干局要有生动活泼的精神面貌、开拓进取的工作作风。”

尉健行这种稳健务实的风格，使得中组部的工作很快就全面走上了正轨

1987年，尉健行担任监察部部长，监察部是从中纪委三室抽调人员出来专门成立的一个部门，下设了三个组，其中张厚膜担任了三组负责人。

在谈到尉健行时，张厚膜用“平易近人”四个字来形容他，而且这也不是张厚膜一个人这样认为，而是绝大多数人的共识。对于部里大多数人提出的意见，无论最终同意不同意，尉健行都会认认真真的倾听，并仔细考虑。

张厚膜那时经常跟着尉健行去各地调研，参加座谈会，后来回忆起这些往事来，他也坦言：

“我发现健行同志的脑子特别好使，有时候他坐在那里听各方提意见，也没见他动笔记，但最后大家七嘴八舌提出的问题，他都能一一回答出来。”

不仅如此，尉健行平素对自己要求就非常严格。

早年在东轻厂工作期间，尉健行便以极大的精力投入工作中，有时甚至顾不上家里，在大多数工人看来“尉厂长好象不知道生活似的”。一次，尉健行到南京开会，家里小儿子得了风湿病，厂里火急火燎的给他拍了一份电报，即便如此，尉健行也没有赶回来。

尉健行与妻子张勖华就是在东轻厂认识并结婚的，那时张勖华在工厂201车间任工程师，但尉健行从来不让妻子沾自己的光。

一次，尉健行乘坐厂里的车到哈尔滨市区开会，凑巧张勖华也要到哈尔滨办事，临走时提出想搭丈夫的顺风车一起去，不料却被尉健行直接拒绝：

“厂里的车了是给他工作用的，家属不能沾光。”

张勖华拗不过丈夫的脾气，只好自己找车到哈尔滨市区。

尉健行调到哈尔滨市任市委副书记期间，一开始就只能住在办公室，办公室面积小，一张办公桌、几个文件柜加一只床就沾满了，组织上出于实际考虑，给他分配了一个住房，但尉健行认为标准太高，不愿意搬家，后来被人催得急了，他就笑着解释：

“一个人住办公室，时间富余，可以多看点文件材料，多琢磨问题；每周还可以回工厂转转，多了解点实情。”

1994年，尉健行在上海搞调研，顺道回老家新昌。

据时人回忆，尉健行此次回家，只是坐了一辆面包车，身边除了秘书一个人也没有带，就连省、市领导陪同，尉健行也坚决不去，后来到了新昌后，尉健行又明确对县里提出，不要为他安排警卫。

可当时新昌县考虑到尉健行是国家级领导干部，为他的安全考虑，质疑派出了几名便衣警卫，后来被尉健行察觉后，他将人从屋子外面请进来吃夜宵。

张厚膜就记得很清楚，一次他跟着尉健行（时任监察部部长）到湖南出差，当地送了一些水果还有一套24头的青花瓷，但尉健行看了以后，除了水果留下，瓷器原封不动的给退了回去。他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时，还忍不住感慨：

“尉部长给我们这些部下做了好样子。你想，部长都不收礼，下面的人下去敢收礼吗?”

尉健行上任纪委书记后，一次到广东视察，路上坚持按照最普通的出行待遇开销，不仅如此，尉健行还嘱咐秘书，让他嘱咐地方：

“一定不要送礼品。”

据随行的工作人员回忆：

“这次跟尉书记走了一路，多年来少有的饿了肚子，而且一件礼品都没有。”

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尉健行仍然关心国家建设，这种高风亮节的精神，让人不禁心中钦佩。

2015年8月15日，尉健行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