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迪 摘自：《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

四、到开城去看望李克农同志。我忘不了在北平国、共两党军事调处执行部时，他对我的教海

当时120师师部离开城只有30多公里，我很想到开城去看望领导停战谈判的老首长李克农同志。自从1946年夏，离开北平(即北京)国、共两党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后，没有再见到李克农秘书长(中共代表团秘书长)已有六七年了，很想念这位仁慈可亲可敬的老首长。

我对郑志士和张纪之同志说：“这儿离开城很近，我想到开城去看望李克农老首长，这是一次很难得的好机会。”我即用电话报告了46军吴保山政委。

郑、张两位同志听说我要去开城，他们也要去，郑志士同志说：“老杨，我们师就在开城附近，很想到开城去看看，可是，我们没有熟人，不知道去找谁，怕不应该去而挨批评。你去，正好，我们同你一起去看看我方与美方停战谈判怎么谈的。开城是朝鲜的古城，是个什么样子，去看看停战谈判的地方，这样回国后也就不遗憾了。”

我说：“好呀！正好有伴一起走热闹。你说没有熟人，其实你们有老首长在开城呀，是我们志愿军的谈判代表，解方参谋长，他原来不就是你们40军的副军长嘛。”

张纪之同志说：“解参谋长在40军当副军长，时间不很长，当时我们还只是副师长、副政委，接触不多。首长在开城又很忙，不敢去打扰呀。”

我说：“我们明天去好嘛？我想我们不能空手去，我们战士捡了敌人的子弹壳，炮弹壳等做了一些工艺品，祖国慰问团来前线慰问，各军都送给他们作纪念品，他们可高兴了，视为珍品呢。你们师也会有，我们带几件做工很精巧的，送给李克农首长和解方参谋长作纪念，略表一点志愿军战士的心意，好不好?”

张纪之说：“这个主意太好了，我马上要师政治部选几件来，随你挑选。”

我说：“解方参谋长现在还是我的顶头上司，你们送老首长纪念品比我送意义大多了。我只送李克农老首长的。他们说，这个办法好。

我选了一个用炮弹壳做的花瓶，战士们中真有人才，做得很好，在弹壳上刻了一些花纹，还刻上了《敬赠给祖国的亲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

开城及其附近是中立区，敌人的飞机不来轰炸。我们大白天乘车就不要注意防空了。来到开城，我首先找志愿军司令部的同志，请他们给我们安排住处，汽车也不必隐蔽了，就放在院子里，这是我们入朝后2年多时间第一次暴露汽车。

我和郑志士、张纪之同志一同先去看望解方参谋长。

解参谋长知道我们来了，在他住处的院子里出来接我们，他认识郑志士和张纪之同志，当我要介绍时，他说：“这还要介绍吗？我都认识，40军120师的老熟人嘛。”解参谋长的记忆力很惊人，他还叫出了郑、张两同志的名字，并和他们亲切地握手。

正好当天没有谈判。解参谋长要我们多坐一坐，他很想了解前线部队和作战的具体情况。

我说：“参谋长，前方情况就请郑师长、张政委向你汇报，他们师还在第一线阵地，这真是第一手材料。”

我们都笑了。郑志士同志还是爱开玩笑，说：“老杨，向参谋长汇报这是你作战处长的事，我们一个小小的师长离得太远了。”

解方参谋长笑着说：“都是熟人，我还是想直接听听老部队的情况，志士同志和纪之同志我听你们讲。”

解方参谋长留我们在他那儿吃午饭。吃饭过程中，我们问了他与美方代表谈判的情况。

我说：“参谋长，你在领导我们工作时，没有看到你声色俱厉说，可是你和美方代表谈判时，那种气势、那种语气，我们听了广播，很是气势逼人，义正词严，句句在理，使美方代表无言可对，或是强词夺理，黯然逊色。外国记者对你的报导和描述很生动，很精彩，很有意思。我们听了，看了，真很高兴。”

解方参谋长说：“其实这些发言和辩论稿都是李克农副部长领导我们准备好的，并且报告了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批准的。有些地方毛主席、周总理修改后就更有分量，更有气势了。因此，我讲起来就很理直气壮了。”

吃完饭后，我对解方参谋长说：“参谋长，我很想去看望李克农部长，不知道怎么才能见到他。”

解方参谋长问我：“你怎么认识李副部长的。”

我说：“1946年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我在叶剑英总参谋长身边工作时，李部长是中共代表团的秘书长，我归李部长直接领导，李部长对我的教诲使我终身不忘。我当时年轻不懂事，闹出了一些乱子和笑话，他对我批评教育很严厉哩，在他领导下，使我在一种新的环境中，在国民党特务包围中，学会了不少与敌人文斗的本事，经受住了考验。因此，我特别想念这位老首长。”

解方参谋长听了后，说：“呵，原来如此，你和李部长还有这么一段历史关系，那我领你去见他，他就住在我隔墙的那个院子里。”

解方参谋长对郑、张两位同志说：“那你们两位就去参观参观开城这座朝鲜的古城，我派人领你们去。”

解参谋长忽然想起来了，说：“呵，李部长是通宵工作，白天睡觉，现在可能还没有起来哩。下午3点钟我们去。”

我说：“那我也先去参观，到下午3点钟我到首长这儿来，您也需要睡一会午觉，李部长熬夜，参谋长也是陪着熬夜的。”

下午我们按时到解参谋长住处，他的警卫员告诉我，首长刚起床，在等你呢。

解参谋长听到我的声音就出来了说：“杨迪，我们去李部长那，我刚才打电话告诉他，你要去看他，他欢迎你去，等着你呢。”

我们来到李克农副部长(当时是我国外交部副部长)住处，李部长很热情地接待了我。

我见到老首长心情很激动，敬礼后，双手紧握他伸出来的手，我稍稍稳定了一下激动的情绪说：“李部长，有六七年没有见到老首长，真很想念您。我早知道您在开城坐镇指挥停战谈判，真想跑来看您，但又不可能，这次邓华司令员令我到西线136师来代职，离开城近了，我就跑来拜见老首长。首长身体好吗?”我激动得有点语无伦次，不知怎么说才好。

回想往事，仍历历在目。1945年底我随叶剑英总参谋长到北平参加国、共两党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美国人作所谓的调停者，三方停战谈判就叫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李克农同志任中共代表团的秘书长，负责管理中共代表团的全体人员，同时负责领导和恢复地下党的工作。我因是中共代表团叶剑英委员的作战参谋(对外叫机要参谋)就直接归李克农秘书长领导。当时我很年轻(22岁)，没有地下工作和外交工作的经验。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首席委员叶剑英同志的办公室在协和医院西门一楼，住处在故宫后的景山东大街，对外叫叶公馆，还在老北京饭店二楼有一套房间(当时老北京饭店2楼叫1楼，都住的中共代表团人员)，一切的佣人都是由国民党方面派来的，都是复兴社(又叫励志社)戴笠的特务，也就是说叶委员的办公、住处都是被国民党的特务包围着。

李克农同志是长期做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如何与国民党特务和日本特务作斗争，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他在北平的工作异常繁忙，但对我抓得很紧，差不多每天都抽出时间来听取我的汇报。开始我只知道汇报工作，他即教导我，对我说：“小鬼(注:叫小鬼，这是在当时我党我军内对年纪小的同志的爱称)这里不是延安，是国民党统治区，特别是你，在叶委员身边工作，是特务的重点目标之一，你完全是在国民党特务包围之中，你要保护好自己，做好保密工作，千万不能失密，叶委员的所有电报、文件都经你手，还有叶委员的印章也由你保管，如果你要出了问题，丢失了重要电文，将停战谈判中我方的方针策略让国民党、美国人偷去或抢去了，那造成的危害就太大了，是不可挽回的。”

我真紧张了，就问“秘书长，我走到哪儿特务就跟到哪儿，那我怎么办?这些电文我收到后又必须往叶公馆、协和医院和北京饭店以及您住的翠明庄这儿来取来送。一路上又只我一个人，怀中揣着电文和印章，真使我提心吊胆，我现在是硬着脑袋跑，我身上总带着一个打火机，一小瓶酒精，随时准备烧电文，如果来不及就将酒精倒在身上一起烧。”

李秘书长听后笑了，说：“傻小鬼，你这是看小说从小说中学的吧！你这个办法精神可嘉，但在国、共两党两军谈判时不适用。”

我急了，问道：“秘书长，那怎么办?”

李克农同志说：“小鬼，你不要急嘛，要学会和特务斗智。你敢不敢去接近他们，敢不敢和特务们交朋友?”

李秘书长这样一说把我说愣了，我说：“秘书长，我是共产党员，八路军战士，我怎么能去与国民党特务交朋友呢。这不丧失了立场?”

李克农同志听后，笑着对我说：“小鬼，你还年轻，这就叫政治斗争，这是与国民党斗争的一种方式。派来监视我们的特务大部分人都是戴笠的复兴社的人员，国民党军方的委员郑介民就是国民党的情报厅长，大特务头子。叶参座在上面与国民党大特务头子斗，你就在下面与小特务斗。你不要怕，你就在叶参座这几个活动地点，甚至包括住在我这儿(翠明庄)的国民党那个中校军官，你都可以和他们交朋友。戴笠、郑介民的特务并不都是铁板一块，我们研究了包围我们的特务很多都是在北平收罗来的日伪留下的小特务，国民党的特务并不真信任他们，包围我们的那些特务有很多是为了养家糊口当狗腿子跑，你去给他们一点小恩小惠，他们会乐意的，如发现他们有什么困难，你主动去帮助他，他会感激你的，会使他们对我党有新的认识，以后你对这帮小特务不要鄙视他们，不要不理他们，对他们表现客气一些，尊重他们的人格。以后你骑着摩托车跑时，他们骑着自行车跟踪你，你不要故意逗他们开得很快，使他们赶不上你，你可以有意开慢点，让他们能跟上你，熟悉后，你还可以一边跟他说话，这样说话，没有人监视他，他就无顾忌，慢慢地不是他们包围你，监视你，而使他们成为你的朋友，他们认为你够朋友讲义气，就会起着间接保护你的作用。他们这些人，既是特务，有的还是江湖上的帮派会员哩，如果你朋友交好了，他们可能会给你暗中通报一些情况的，这就是做敌人的工作，利用敌人的矛盾，为我所用。你这笔特殊费用，直接向我报销。你去做，每天向我汇报，我再教你如何进一步做。你懂了吗？你放心大胆干，我会暗中派人保护你的。”

我回答说：“我懂了，我试试做做看，随时来汇报请示。”

按照李秘书长的教导，我主动与驻地监视的特务交朋友，不长的时间就收效了，有的特务偷偷地告诉我一些上级要他们干什么等等，有一次坐镇翠明庄专门监视李秘书长和监视我电台、机要人员的一个中校特务，对我说，他晚上有事，想借我的摩托车用，我当即很慷慨地答应借给他用，他很高兴。我随即去报告李秘书长，秘书长夸奖我说：“小鬼，你长大成熟了，这样做很好，看他们玩出什么花样来。”

这个中校特务以后对我友好多了，对我没有轻举妄动。

由于国民党的破坏，停战谈判长期没有什么结果，我就向李秘书长请示让我到前线去，他说“我同意你去前线，你自己向叶委员报告，他放你走，我也放你走。”

我就这样一直沉浸在回忆中。

李副部长看我紧紧握着他的手不说话，他就大声说：“小鬼，你好像走神了，握着我的手不放松，也不说话，你在想什么?”

我很不好意思地松开了手，说：“老首长，不知怎么搞的，脑子里一下就想到您在北平教导我怎么和国民党特务作斗争的那段经历来了。在您的直接教导下使我从一个很单纯的青年，成长到一个比较成熟的青年。”

接着我赶快将挂包里装的礼品拿出来，送给李部长，说：“老首长，这是前线战士们将缴获敌人的炮弹壳，特别是把打下来的飞机皮，做的各式瓶、罐和点油灯等，再刻上花纹、打油诗，新颖好看，我选了几件送给老首长作个纪念。”

李克农副部长接过送上的几件纪念品，认真地看着，深情地说：“我们的战士真是英雄好汉，从他们制作的这些纪念品，就充分体现了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我很喜欢，我要带回祖国，用它来教育人民，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最可爱的人又是多么的最可敬呵！”

接着他又说道：“小鬼，我谢谢你送的这几件纪念品。并请你把我对最可爱的人的敬意，转告前线指战员。”

我回答说：“李部长，您是没有配戴志愿军胸章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在朝鲜谈判这条战线的指挥员，您就是祖国人民称颂的最可爱的人。”

李克农副部长笑了。随即说：“小鬼，听说你现在干得不错嘛。在志司成了邓华同志的‘活字典’了。”

我赶快抢着说：“老首长，我可离活字典还差得远哩，只是想努力把工作做好，不辜负老首长们对我的教导与期望。”

我接着说：“老首长，您总在第二条战线指挥作战，远的不说，就说在北平军事调处部中共代表团吧，你既要领导好中共代表团的全体同志在国民党包围中不发生任何问题，又要为党中央利用北平这个交通点做好南来北往调动干部的工作，还要领导和恢复国民党区的地下党工作，白天黑夜地忙碌着。现在您又坐镇开城指挥停战谈判，又是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我真担心老首长的身体是不是顶得住呀!”

李克农副部长说：“我这一辈子主要就是做地下工作，幕后工作很习惯了，因为生活很不规律，身体是差一些，为了党的事业，就顾不上自己的身体了。你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志愿军指战员在战场上战斗流血牺牲，还随时要遭轰炸，我在开城这个第二战场作战，至少现在已经不要担心遭轰炸了。”(注：停战开始美军为破坏停战谈判曾轰炸过开城)

李克农副部长停了一下说：“只要你们战场上那条战线打好了，我们停战谈判这条战线才有戏唱，才好谈判。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停战谈判就是政治，这些道理你现在已经懂了，不必再要我给讲了，你回去对邓华同志说，请他指挥志愿军在战场上多打胜仗，打大胜仗，才能使美国人在谈判桌子旁坐下来认真谈判停战。现在敌人也是想在战场上取得胜利，以提高他在谈判中的价码。其实美国政府从他的战略利益上讲，主要在欧洲，不在亚洲，他们及其主要盟国是很想谈判停战的。但是，美国又很想在朝鲜战场上得到有利于他的停战；加之南朝鲜李承晚不想停。我们在这儿住着也不轻松，每天在研究与敌人如何唇枪舌战。你们真枪真炮打了大胜仗，把敌人打痛了，打得敌人知道没有希望在战场上取胜了，就会迫使美国人坐下来签订停战协定，我看这个日子不会太久了。对你，我不说外交辞令，只要我军夏季攻势打得好，我判断今年秋季前会签订停战协定的。”

我静静地听说。这是老首长又给我上了一场很好的政治与军事斗争的辩证关系课呵!

李克农副部长看我听得很入神，突然换了话题，对我说：“小鬼，你刚和我见面时想到在北平我教你如何与敌人特务作斗争的事，你还记不记得我交给你完成的任务，完成得很好的事吗?”

我怎么能在老首长面前说自己过去应该做的事呢。就说：“老首长，您说的是什么事?”‘

李克农副部长说：“我记得很清楚，一件是1946年3月20日国民党特务，组织一批不明真相的人所谓‘难民’，突然冲进协和医院叶委员办公室的走廊中，当时只有叶参座和你在办公室，叶参座坐在办公桌旁丝毫不动，你在叶参座的指挥下，坚决顶住了办公室大门，没有让那帮坏蛋冲进办公室，危及叶参座的安全。你还及时打电话将美方那个姓杨的上尉翻译叫下来，到叶委员办公室，叶委员严正地要他驱走这帮受国民党指使无理闹事的家伙，使叶参座安全离开协和医院。当时我们在外面指挥，组织谈判代表去与美方及国民党方面谈判，揭露他们破坏停战谈判的协议，使他们理屈词穷，不得不撤退他们组织闹事的人群。我们的斗争取得胜利。为了抗议国民党破坏调处执行部的工作，中共代表团都不去上班了，并向新闻舆论界，揭露国民党破坏停战谈判的阴谋，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小鬼，我记得不错吧!”

我回答说：“部长，您说我是活字典，您才是真正的活字典，您脑子里什么事，什么人都记得清清楚楚。”

李克农副部长又说:"1946年夏，党中央在延安没有钱用了，陕甘宁边区银行空空的，发电报来，要叶参座和我想办法，无论如何要到东北局去要钱，以解延安的困境。我与叶参座研究，决定由他出面去借美方首席代表饶伯森委员的专机并请他的翻译去。我们反复研究派谁去才能完成任务，最后决定派你去，当时觉得你年纪虽轻，但对党很忠诚，办事干练很机灵，与国民党特务周旋有成绩，还有你与美方那个中央情报局的杨翻译关系处的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叶参座是以私人名义借用美方委员的专机，你是叶委员的机要参谋，又有美方委员的翻译与你同去，国民党怕得罪美方委员，不敢过于干涉。你很好地完成了任务，运回了5个大皮箱的金条金元宝。你大概不知道，当天我们都在叶公馆等你回来，因为北平的国民党怕我党地下党员和老百姓晚上进城，城门下午5时即关门，并给国民党宪兵把守，严格盘查进出城门的人员车辆，我们看手表四点半了你还没有回来，可把我们急坏了。”

我回答说：“李部长，那天是星期六，我们飞机下午到沈阳降落加油时，美方翻译captain(上尉)杨看到有一架美军飞机，就要起飞到北平，他是为了赶上能早到北平去玩女人，就对我说，今晚他的上司罗伯特将军(美方委员)不在北平，他要早回去，他坐那架飞机先走，要我一个人坐这架专机回北平。他没有等我提出意见，就跑上那架已经发动了的飞机飞走了。当我一个人乘坐美方专机降落北平西郊机场后，打开机门，没有看到来接我的我们代表团的汽车，我非常着急，我想不管怎么要赶在5点钟以前进西直门。正好有辆民用卡车在停机坪附近，我即招手叫来，问他们拉货进城不?他们说拉货，要讲价钱。我因身穿国民党的少校军服，又是专机，就摆起威风来了，我说，讲什么价钱，你们给我拉走，一定给比你要的价钱多一倍，你们来搬箱子。我掏出一叠国民党的钞票说:先付给你们定金，快给我搬。搬运工扛箱子时，很重，对我说:长官，你这箱子怎么这么重?我说:不要废话，这是执行部的电报机器，可不能损坏，你们把汽车开过来，对着机舱舱门，这样又快又省劲。他们不敢开近飞机舱门口来。我说:有我在，你们怕什么?快开近来搬。我当时真是急得汗湿透了内衣，但外表要表现很镇定沉着。

“正在这紧张的时刻，我发现我们代表团的车来了，就赶快叫我们的汽车开近飞机舱门，要那辆车的工人将箱子搬上.我们自己的车上，我就放心了。对那辆车的人说:“不用你们的车了，定金就赏给你们去喝酒吧。”那些人也愣了，但他们没有白搬，还得了便宜，就向我说：谢谢长官啦!

“我上了我们的汽车后，即要司机同志赶快开，一定要在5点钟以前进入西直门。我们车进了西直门后，就看到国民党的宪兵队正向城门走去，要去关城门了。”

李副部长说:“第二天，我们就利用到延安的班机，将这5箱金条元宝等分成十几箱，每个提着作行李箱上飞机，很顺利地送到延安党中央，可解决中央的急需哩，党中央还专为此发来了电报，我当时没有告诉你。”

李副部长笑着对我说:“小鬼，你还记得你犯了个大错误，我严厉地批评了你的事情吗?”

我很不好意思地说：“我记得那次犯错误，我认为首长的严厉批评，是对我的关怀与教育，我永远记着老首长的严格教诲。”

李副部长听后大笑，说：“当时我批评你带‘摩托女郎’，是不是?”

我回答说：“是。”

不知不觉我们谈到快要吃晚饭了。李部长留我吃饭，我一直把李副部长不仅当作老首长，而且当作我的长辈，仍像在北平时调皮地说：“您还是那样清茶淡饭，油水太少，我现在想吃大鱼大肉解馋。您现在还是坚持不吃小灶，和同志们一起吃大锅饭，您要是吃小灶我就留下，要炊事员把您好吃的都拿出来给我吃。”

李副部长笑着很亲切地对我说：“你这个调皮的小鬼，还是那样调皮，你要还在我老头子身边工作，我也会年轻呀!我知道你们志司有个食堂，你一定告诉他们给你准备好吃的了，我就不留你吃大锅饭，你现在已经是吃小灶的干部了，你去解馋吧!”

我忙说：“老首长实话报告您吧，还有40军120师师长、政委和我一起来的，他们一定要我在志司食堂准备一顿好饭吃，我不得不去，您可不要怪罪我呀’!”

李克农副部长说：“我看到你们这些年轻干部的成长和乐观精神，打心眼里高兴，怎么会怪你呢?你代我向120师两位年轻人问好。”·

我回到住处，郑志士、张纪之同志正等着我。刚进门就对我嚷嚷：“你怎么才回来，我们饿极了，等你吃饭哩。”我们就一起来到食堂。

吃完饭，我们一同在开城街上散步，他们问我怎么与李副部长谈了这么长时间。我就把我与李克农同志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的那段经历讲给他们听，他们听着很感兴趣。

老郑说：“打仗是和真刀真枪的敌人对着干，你这是和敌人特务面对面的斗智呀，很有意思。”

老张问：“李部长批评你带‘摩托女郎’是怎么回事?你这家伙跑到国民党的花花世界去带什么‘摩托女郎’，我们只听说美国兵在中国带‘吉普女郎’，还没有听说有你这个名词的，快向我们坦白是怎么回事?”

我说：“这同美国兵的‘吉普女郎’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是我们中共代表团内同志们闹着玩的。在北平时，有一天吃过晚饭，大家都在翠明庄饭店门口散步、闲聊，当时耿飚同志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副参谋长，他从张家口运来一辆摩托车。我对他说：‘你是少将副参谋长，是应该坐小汽车，哪有少将骑摩托车的，不仅有失你将军的威严，也掉我们中共代表团的价，你就把摩托车借给我这个少校军官骑吧!’他听我说的有道理，就将摩托车给了我。我有一天正骑着摩托车回到翠明庄中共代表团住处，当时地下党刚介绍来一位年轻的女同志来工作，穿着当时北平知识分子女士们的时装，这样着装在我们这群“土包子”看来，很风流惹人注目，她也正在饭店门口与大家玩。她突然对我说，她想坐我骑的摩托车兜风玩，问我能不能让她坐在我的后面。我当时也没有想到什么影响，顺口就说，只要你敢上来坐，我就敢开着跑。大伙儿也就鼓我带那位女同志坐，在场的女同志也鼓她，她是位知识分子，很大方，真的就坐在我的摩托车后座上了。我原以为她会害怕和害羞，不会上来，这样真使我骑‘虎’难‘上’了。年轻人的好强心驱使着我，我真开着摩托车绕紫禁城(故宫)转了一大圈。事情又那么凑巧，李部长也出来了。正当我们回到翠明庄饭店门口停车，那位女同志笑嘻嘻地下了车，李克农秘书长却向我瞪着眼，等那位女同志进去后，李秘书长即把我叫住，要我跟他走，到他房间，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开口就说，我们在报纸上登载骂美国兵在中国拉着中国女子在吉普车上胡作非为，老百姓骂叫‘吉普女郎’。你刚才骑着摩托车，后面也坐着一个女郎，这如果让国民党的记者、特务捕捉了镜头，说中共代表团某某少校军官带‘摩托女郎’兜风，那影响有多坏。新调进来的这位北平的女同志还年轻，又不是解放区来的，也不是党、团员，不懂我们党内的纪律，你虽年轻，但入党已七八年了，竟干出这样违犯党纪军纪的事，这是一个大错误，你要作深刻的检讨，但不能让那位女同志知道我批评你了。我要告诉你，如果明天国民党的报纸，不论是大报或小报登出你今日骑摩托车带女郎的新闻，我就立即送你回延安，并要受到严厉处分。这可真把我吓坏了，一晚没有睡着觉。睁眼等着明早国民党的大小报纸出版。真万幸，大小报都没有登出这件事。第二天晚上，李部长又找我去，对我说：“小鬼，你还幸运，没有被国民党记者、特务抓着这件事来丑化我们代表团，现在对你从轻处理，你给我写个深刻的检查，明日交给我。但也向你讲清楚，你对那位女同志不要表现出来任何情绪，像没有那回事一样的该接触就接触，该和她说话，就说话，因为她是新来的，不懂我们的规矩和纪律，这样的事，对她这样大城市的知识分子来说不算什么事。”

老郑听完说：“你真够胆大妄为的了。”

郑、张接着又问：“那位女同志是谁?”

我说：“李克农同志特别嘱咐我，要守口如瓶，不能对任何人讲，这是纪律。你们说，我能告诉你们吗?”

张纪之同志说：“还很神秘，我们遵守纪律，不问了。”

现在这本书再版，我想这也是57年前的事情，早已超过国际标准30年的保密期限，可以解密了。这位女同志就是王某同志。我想王某同志早已忘记了此事，对她这位辅仁大学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况且她并不知道为了此事，李克农同志很严厉地批评我的情况。但对我来说，则不是一桩平常的小事了，李克农同志要我接受教训，以此为戒，那我怎么能够忘记呢？王光美同志与我现在都已经是耄耋老人了，我想她不会在意我讲出她的名字来吧!

当时，板门店已经与美方恢复了停战谈判，我们都想去看看板门店停战谈判是个什么样子。郑、张两位同志要我去向解方参谋长请求，批准让我们去看看。我报告解参谋长后，他同意了。并派了志司一名工作人员陪我们到板门店参观。我们在中朝方一侧看到那间停战谈判的简易房子，陪同的同志告诉我们，这间谈判室是我方提议，由我方新建的，准备停战协定签字时用。谈判室是在美方与中朝方军事分界线中间，室内的谈判长条桌中线，即为两军的军事分界线，美方谈判代表从南面门进出，朝中方谈判代表从北面的门进出。双方都不越过军事分界线。

朝鲜人民军在谈判室的北面竖立了一面朝鲜国旗，并有几名战士值勤站岗。美军在南面竖立了一面“联合国”旗，也有几名美国士兵值勤站岗，双方各在谈判室外，各自一方外面建了一间休息室，作为各自代表及工作人员休息用。

因我们去参观时，双方正在谈判，我们只能在外面我方一侧看看，到我方休息室坐了一会，与在场的工作人员聊了一下当天谈判的情况。我们即返回。

我在离开开城之前，又去看望了李克农部长，向他告别。

李副部长说：“你们要看的地方大概都去看了吧，来看看也好，这也是朝鲜战争的一个战场。你们那边是武战场，我们这边是文战场。你在广播中也听到了，我们常说，敌人从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想要从谈判桌旁来得到，那是痴心妄想，达不到的。我们这儿谈判的进展快或者慢，顺利或者不顺利，都由你们那个武战场的胜利来决定。”

李克农副部长又说:“彭总已回国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了，陈赓同志也回国了，现在是邓华同志负责指挥中朝军队作战。你回去见到邓华同志代我向他问好，我希望你好好干，你在战场上还专程跑来看我，朝鲜战争停战后，你到北京去，一定要告诉我，一定要来看我。”

我回答说:“将来到北京，我一定去拜望老首长，我衷心地请老首长注意保重身体，您太累了。”

他笑了笑，点点头。

我即向他敬礼告别，也是永远的告别，我从此再也没有可能去拜望这位我很尊敬的德高望重的老首长了。朝鲜停战后，李克农同志回国，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上将军衔。于1962年2月在北京病逝，享年仅64岁。噩耗传来，我极为悲痛。

【摘自杨迪《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