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已经讲了王莽很多奇葩的改革，接下来介绍一下第四条：商业改革，即“五均六筦”，筦，即管，由国家经营管理之意。也就是说，王莽继承了汉武帝的盐铁专营与中央铸币制度，并将昭帝时已经放还百姓的“酿酒”、“山泽营生”等行业也收回国营，再加上新增的“五均赊贷”，总共六项，称“六筦”。所谓“五均赊贷”，即政府对城市工商业经营和市场物价进行统制和管理，并举办官营的贷款业务；换句话说，王莽竟在新朝市场里搞起了物价局与社区银行，使政府深度参与到了国民经济之中。
这两条也可比当年汉武帝步子迈的更大，简直可以说是盐铁专营与平准均输的升级版。可人家武帝是有说法的，他不是要对抗匈奴吗？天下百姓，同仇敌忾，保境安民，驱逐外患，谁也不好意思明着大肆反对。但这项政策毕竟招惹了不少民怨，故等到外患一去，至昭帝以后也就缩减、松动了很多。可现在王莽变本加厉，竟比汉武帝还要再进一步，企图以国家强力全面取代私有经济，甚至就连民间借贷的生意都要抢，气魄不可谓不大，可他既没有汉武帝的手腕与稳固地位，也没有当年的国内外形势与民意基础，结果便又得罪了一大批商人与手工业者。
另外，由于王莽奉行儒教，手下只有一帮儒生，而没有汉武帝那么多帮他监管官员的酷吏，也没有桑弘羊这样的忠心耿耿的经济天才，他只能完全依靠富商豪强来推行其经济改革。这些富商们摇身一变，变成了手握国家信贷统销与市场定价大权的高官，其结果必然导致严重的权力寻租与官商勾结，这些蛀虫们用多做假账、虚报库存等手段徇私舞弊、大挣黑钱，搞得商业市场一片乌烟瘴气，商贩与消费者们都苦不堪言。
无论现代还是古代，无论任何商业行为，都必须尊重市场规律。可是王莽，竟然妄想在两千年前的管理手段，且缺少监管人才的情况下，用国有专营、国家贷款与物价调控，来操控整个天下的市场与经济，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胡适等学者说王莽这是超前的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注1），我不认同，在缺乏数目字管理与财政统筹、转移支付、市场监管的情况下，王莽的所作所为，只是喊着漂亮口号的敛财手段，只是披着儒家“王道仁政”与“重本抑末”外衣的集权管制，走的是秦制的老路，骨子里仍然是秦皇汉武那一套。班固在《汉书·王莽传》最后的赞词里将王莽与秦始皇并列，说他们“同归殊途，俱用灭亡”（注2），可谓一针见血，颇有洞见。
当然，王莽这也是没办法，当初他为了让大家拥护他做皇帝，许了太多好处给新旧利益集团，弄得国库紧张（见《天下的强汉》陈汤篇），这几年托古改制又消耗了大量行政成本，新朝的财政已千疮百孔，所以王莽也只能重新拾起秦制的大棒，最多再套上儒家的华丽外衣罢了。
结果最后当然就悲剧了。汉武帝时只是政府与民夺利，到了王莽这儿，变成政府、官员、富商全都来与民夺利了。利益集团一多，争夺自然更狠，于是百姓摇手触禁，动辄受掠，工农俱废，生路全无，太惨了！
另外第五条，对一切民营工商业征收所得税，取纯利十一分之一，叫作“贡”。这又有点类似于汉武帝的算缗了。不过汉武帝算缗的税率才6%，只有莽朝的一半，王莽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实豪族们当初支持王莽改朝换代，是以为王莽乃正统儒生出身，不会去搞汉武帝法家酷吏那一套，没想到这王莽比汉武帝还汉武帝！只不过汉武帝是外儒内法，王莽是以儒推法，汉武帝是霸王道杂之，王莽是内圣外王（注3），其意识形态虽有不同，但做法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而且相较汉武帝，王莽根基不稳，手段不足，用人不善，执行不利，管理不当，步子太大，漏洞百出，除了初心很好，其他一无是处。
还有第六条：凡无业游民，每人每年罚布帛一匹，无力缴纳的，由政府强迫他劳役，在劳役期间，由政府供给衣食。土地如果抛荒不耕，则征收抛荒税，其税额为普通百姓的三倍，以示惩罚。同样，王莽在无力解决失业与流民问题的情况下，强行向他们征税，这只能使流民问题雪上加霜，根本起不到促进生产的作用。
其实，王莽所做的以上这一切，除了改善新朝财政之外，同样也是为了迎合我们前面说的儒家复古思潮，该思潮认为：一切威胁到农业崇高地位之事物（如货币、商业、游民）都是败坏社会的根源，所以不如将这些使百姓见利忘义的“万恶之源”彻底废掉，就算废不掉，也要置于朝廷的全面控制之下，从而让百姓回归到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田园牧歌之中。
第七条，行政区划改革。
我们知道，王莽是《礼经》专家，这门学问的特点就是特别重视形式与名称，而以其为首的新朝儒生们也都坚信儒家经典中的名词和语句具有神圣性乃至神力，必须按照其描述来铺排世界（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于是朝廷下诏，将原先的13州83郡1576县改为九州125郡2203县，并遍翻儒经古书，更改了全国的地名，是能改则改，应改尽改，而且反反复复的改，甚至有被更名五次最终又恢复使用原名的地区，如此频繁的改名，导致各地行政混乱，文书邮驿更是乱七八糟，广大“快递员”都要疯了。
最后第八条，官爵制度改革。
王莽以周朝之礼制，称“天无二日，地无二王”，除了王莽，任何人称王都是大逆不道，所以，国内诸侯王改称为公，四夷称王者则更为侯，并重建周之诸侯体系，共封公侯伯子男五等爵796人，附城1511人（关内侯之改称，取其附庸之意），女性封君83人，想以此收揽人心，但等真要授土了又舍不得，便以地图不清楚为由一直拖着，期间那些没有官职的“诸侯”就只能拿着每月几千钱的微薄补贴待在长安等消息，结果越等越穷，有的甚至穷到只能去给人打工，真是把“诸侯”的脸都给丢光了。
王莽分封新莽诸侯失败，最根本原因是天下就没有那么多土地与人口来落地此措施。如果真按《汉书·王莽传》中王莽诏书去执行的话，天下将有一大半的土地成为封国，回到西周的局面中去，可这样的历史倒车是连王莽也开不动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支持王莽上位的莽朝新贵迟迟没有得到承诺的利益，那么整个集团只会日益离心、腐败、绝望，乃至投奔新的主子。
另外，王莽还按照《周礼》与董仲舒《春秋繁露》的规划蓝图改革官制，设了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将周爵制与汉官制杂糅在一起，倒是颇有创意。但这样一来却导致各级官吏数量暴增，新老机构并存，职能叠床架屋，官员人浮于事，更导致“国用不足”，而不得不大幅降低官员们的俸禄水平。一度自公卿以下，每月只有麻布二匹，或帛一匹。这样一来，百官无法存活，贪污之风顿起。而且王莽还特别喜欢更改官名及其职掌，改来改去，改到最后连王莽自己都搞不清楚什么官应该管什么事了；而那些官员自然更是一头雾水，不知道自己该负责啥。
总之，地名与官名的混乱，竟然导致莽朝行政体系几乎停摆了，有的地方部门甚至出现了一定的无政府状态与民间豪族自治的情况。而帝国的高层也不管事儿，王莽君臣每日只知道“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公卿旦入暮出，议论连年不决，不暇省狱讼冤结、民之急务。”竟直接把朝廷变成了学术研究机构，中央领导们居然半点正事不干，从早到晚就讨论学术，点灯熬油，乐此不疲，搞得政务都没人处理，关乎民生的诉讼案件大量积压，一切都乱套了。
从王莽的各项改制来看，这就是一个读书读傻了的狂热复古主义分子，而并非诸多网友所意淫的“穿越者”，否则绝不会实施如此之多违背经济规律的政策措施，一个经历过现代生活的正常人，绝不会连这些基本的货币与商业常识都不懂。而且王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竟相信制度可以万灵，不需要系统思考和风险预警，不需要监督具体执行，只要发个命令，事情就搞定了，只要名字改一改，实质也就改了，如此缺乏现实感，感觉好像活在理论的幻梦之中——这种“制度浪漫主义”或者说“制度唯美主义”，恰好是西汉末年世家儒生的普遍特点。我们读史，不能跳脱古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与其背后的价值观念，不能因为一些与现代类似的行为，就轻易对其赋予现代解释，这种先入为主的自以为是，不仅无益于以史为鉴，而且容易就创造出很多哗众取宠的奇谈怪论，最终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幻境中无法自拔，就跟他们所谓“穿越”的王莽一模一样。
总之，王莽这雄心勃勃的托古改制，虽然对了社会之“症”，却下错了改革之“药”，结果越治越惨，非但没有解决原已存在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反而导致赋役更重，刑法更酷，穷者更穷，富者更富，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了。王莽这些看似美好的远古治世蓝图，就像饱满而诱人的种子，却种在了污染严重的土壤里，要么根本长不大，要么最终只能结出可怕的恶之花来。
注1：胡适在1928年做了一次标题党，在一本汉学杂志《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上发表了一篇《1900年前的社会主义皇帝王莽》的文章，文中称“王莽是社会主义者、空想家和无私的统治者，他的失败是因为这样的人过早地在中国出现”。
注2：新莽王朝只有16年，与秦朝的统治时间十分接近，二者都可以说是因政策激进而速亡的典型。虽然秦始皇是为了推行秦的法律制度，王莽是为了推行周的礼乐制度，但实际上正如太史公所言，“周秦之闲”，皆“谓文敝”（《史记·高祖本纪》）。 所谓“文弊 ”，尚文之极而成弊害也；文的本意，即事物错综所造成的纹理或形象，引申为烦琐之意。无论是周礼，还是秦法，一旦复杂烦琐过头，就会坏事儿！故两汉之兴，既批判法治主义，也批判礼治主义，而要“与民休息，凡事简易”（《汉书·循吏传》），则天下大治。
注3：儒家重要理论，意思是指内具有圣人的才德，对外施行王道，也即是将自我内在的人格力量外化于世俗社会的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