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在南充凤凰山与清军作战牺牲后，余部以孙可望为主，来到川南、贵州、云南，经营抗清根据地，与永历政权联合，一度取得非常大的战绩，清廷朝野甚至还有放弃西南各省的打算，掀起了继1647年第一次抗清高潮后的第二次抗清高潮，然而不久孙可望、李定国内讧，最终使得大好局面丧失殆尽，南明也彻底走向灭亡，那么，大西-永历政权的失败主要责任究竟在于李定国还是孙可望？

其实，很多人以为李定国是想阻止急着篡位称帝的孙可望才立马进入安龙发动政变，迎接永历帝到昆明，其实孙可望虽然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但是并非立刻就要篡位。

李定国发动政变最直接的原因是他在两广打了败仗不得不班师回朝，但是他不想被孙可望夺兵权。

实际上从李定国1653年11月收到永历朝廷的求援信到1656年正月他去安龙救驾，中间隔了整整两年多的时间。

而从永历朝廷1652年11月第一次试图向李定国发密诏求援开始，孙可望更是有三年多的时间来篡位，这段时间里孙可望要是铁了心急着要篡位的话早就篡了，李定国要是真的担心皇帝的人身安全早就从前线跑回来了，但是他们都没有这么做，所以显然孙可望有称帝之心并不是李定国发动政变的直接原因。

有刘文秀保宁之战后被夺兵权的前车之鉴，李定国打了败仗回来之后被孙可望夺兵权完全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再加上他早在岔路口之前就跟孙可望闹掰了以及涉嫌卷入十八先生案，李定国甚至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孙可望会直接把他杀了。

因此他采用了他的谋士金维新出的妙计：先控制朝廷然后把孙可望的兵权夺了，不就夺不了兵权了吗？

从李定国后续的行为也可以看出他的根本目的就是夺权。在李定国把朝廷转移到昆明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都在和孙可望谈判想要解除孙可望的兵权。

实际上他的核心诉求一直是“可望赴滇保驾，将钱粮归之永历，兵马交定国”，从孙可望的角度来看他自己手握重兵手握贵阳实权政府，你拿着一个空架子印章就想号令我？

有很多人骂孙可望，因为他在这个时候不愿意跟李定国和解而指责他，说孙可望不和解是不做人。

李定国都提出这种条件了要是孙可望还能和解，他就别叫孙可望了，直接改名曹爽吧。高平陵事变大家都知道嘲笑曹爽，为什么同样的局面，孙可望不愿意在李定国的感情攻势之下乖乖交出权力就是孙可望不做人了？

从时间线也能明显看出来事情经过：

1652年11月 李定国斩杀尼堪达成两蹶名王战绩。当月永历帝就派林青阳去送信向李定国求援。

1653年11月 身处广东的李定国终于收到了永历朝廷的求援信，在种种记载中痛彻心扉发誓要为国讨逆，然后没有任何动作。而是准备先跟郑成功会师收复广东。

1654年正月初六 永历朝廷打倒孙可望的阴谋东窗事发，孙可望派郑国去安龙查案。

1654年正月 孙可望任命刘文秀为大招讨，让他出师湖广去跟东南抗清势力会师。

从这里就能看出，在孙可望的规划之中，在刘文秀回师之前他并没有打算动手篡位，不然他要以什么名义来跟东南抗清势力合作呢？就算要篡位，等刘文秀真的打了胜仗收复了南京再以此为功劳篡位显然更加合理。

1654年3月 十八先生被处死。

1654年4月 刘文秀到达贵阳并随大军正式出师。

1654年6月 根据部分野史记载孙可望在此时“因为打算正式登基”才从贵阳回到昆明，由于“突发大雨”或者“刘文秀和李定国的极力反对”（顾诚语）才放弃了称帝的打算。

然而这个时候李定国正在新会围城，刘文秀正在出师湖广，请问他们是掌握了传送门技术瞬间移动到昆明来阻止孙可望吗？

这个时候孙可望要是真心想登基压根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他，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有实施篡位的行为。而且并不是今天想篡位明天就能举行禅让仪式的，抛开永历帝本人需不需要到场的问题，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孙可望压根就没有进行过任何让永历帝交出玉玺的举动，他连最重要的玉玺都没准备，怎么受禅登基？

1654年12月 李定国在新会跟尚可喜等人决战，战败撤回广西南宁，此时他只有六千残兵。

1655年正月 孙可望派关有才等人去广西田阳围堵李定国，防止他进入安龙，但被李定国击败。

1655年5月 刘文秀一直拖延到1655年春才发动常德之战，此时兵败回到贵阳，又一次被解职，返回昆明。

1655年10月 孙可望派白文选去安龙把朝廷转移到贵阳。（直到这个时候才想到要转移朝廷）

1655年12月 由于白文选故意拖延，孙可望又派叶应祯去安龙催促。

1656年正月 李定国成功突破孙可望的层层封锁到达安龙。

由以上时间线可以看出，孙可望并非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急切地想要推翻永历朝廷自立为帝，永历也并非在这一阴影之下才迫不得已写下密诏，恰恰相反，孙可望直到1654年还计划以大明秦王的身份跟张名振等人联合作战，而永历帝早在1652年听到李定国两蹶名王消息后不到半个月的之内就开始了推翻孙可望的阴谋，并且不止一次地试图向李定国发密诏。

而李定国收到密诏的第一时间里也没有立刻赶回安龙救皇帝，而是继续进行原来的跟郑成功会师的计划，直到新会战败后面对清军的围剿无法在两广站稳脚跟，为了不被孙可望夺兵权和保全自己的性命，才发动政变控制了永历朝廷。铁一般的事实并不支持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孙可望的野心。

因此大西-永历政权的失败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李定国推翻了孙可望本人，而在于李定国推翻了孙可望的政治和经济政策。

孙可望本人的问题在于对几个干弟弟过于刻薄寡恩，为了夺权不讲任何情面，从这个角度来说，李定国对孙可望不满是人之常情。

他不想被孙可望夺走兵权甚至被孙可望杀死，从而发动政变控制朝廷去夺孙可望的权，根本就无可厚非，他后面解除刘文秀的兵权等集权的举动也不算什么大错。

李定国犯的最大的错误是他执政期间全盘否定了孙可望的政治和经济政策，毫无底线地倒向了朝廷大儒，尤其是全面废除营庄制，最终导致朝廷财政破产发不出军饷（回归了遇到大西军之前南明朝廷的财政水平）。

大西-永历政权取得的成功是建立在经济制度的优势之上的，与其说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李定国，不如说朝廷里的那帮大儒才是失败的根本原因，因为他们才是真正掌握永历朝廷财政权的人，要是没有他们的撺掇，李定国可能也不会乱动孙可望留下的东西。

李定国非常有军事才能，但是政治能力有限，最终被绑上了地主士绅的战车，实属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