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行止墓志》

《诗经·大车》“榖则异室，死则同穴”，表示夫妻情感深厚，后世诗人循此发挥。白居易《赠内》诗说：“生为同室亲，死为同穴尘。他人尚相勉，而况我与君。”记得高中的时候学《孔雀东南飞》，对“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几句诗印象特别深刻，觉得是这段凄冷故事中唯一的暖色，后来留心碑刻才注意到，合葬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礼记·檀弓》云：“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来，未之有改也。”意思是说，夫妇合葬之礼乃是周公所创，相沿下来，但并非自古如此。有意思的是，检理唐墓志，无论合葬还是不合葬，都喜欢引述这句话，用来作为行为正当的理论依据。

中古合葬应该是常礼，如果放弃合葬，一般需要在墓志中说明理由，“合葬非古”自然是绝好的修辞策略，如果再出于墓主人的遗愿，那就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了。开元二十八年（740）《范安及墓志》，夫人先卒，墓志引述范公遗训说：“合葬非古，厚葬不仁，先往者无扰其安，后亡者勿崇其侈，无违吾志，乃为孝也。”

会昌六年（846）《赵文信墓志》也是这种情况，夫人辛氏谢世多年，墓志说：“公尝曰：‘合葬非古也，况年代深远，鬼神好静，不须开发。’今别茔焉，遵遗命也。”若妻子后亡，放弃合葬还有出于宗教方面的原因者，这句话同样适用。据景龙元年（707）《郑道妻李氏墓志》，李氏信道，“尤精庄老，都忘形骸”，乃“受法箓、学丹仙”，晚年留下遗言：“合葬非古，始自周公，淳真之道微矣，汝曹无丧吾真。”又有长安三年（703）《王美畅夫人长孙氏墓志》，长孙夫人一心向佛，“宿植得（德）本，深悟法门”，乃“以为合葬非古，何必同坟，乃遗令于洛州合宫县界龙门山寺侧为空以安神埏”。长孙氏葬在洛阳，墓志清末已经出土，晚近西安出土《王美畅墓志》，夫妇分葬东西二京，也算一奇。

合葬是顺理成章的事，墓志措辞容易得多。陈子昂《袁州参军李府君妻张氏墓志铭》说：“合葬非古，奉周公之仪；墓而为坟，宗仲尼之训。”杨炯撰《彭城公夫人尔朱氏墓志铭》也说：“合葬非古，周公所存；死生千载，棺槨双魂。”

其实墓志铭中的这类文字几乎都是套路，谈不上真情实感。杨勇兄赐下大著《字里千秋：新出土中古墓志赏读》，书中收有一通开元十八年（730）《李行止墓志》，楷书在欧虞之间，笔势从容，内容也涉及合葬，仔细读来却有些另类。

李行止与夫人姚氏感情甚笃，据墓志说：“夫人先公而亡，殡于洛阳平阴之原，至于公殁，坟柏已拱。”当年李行止埋葬夫人时，就“自临其穴，誓与同之”，“后及弥流（留），亦有遗命”。合葬本来没有什么，但李行止要求夫祔于妻的葬式，在男尊女卑的社会，一定令孝子很难处理。于是四处寻访知礼者，终于“得周公合葬之仪”，在李行止去世九年后，即开元十八年（730）才“迁公于夫人之玄堂”。墓志形容“存没靡忒，情礼兼施，有足称矣”，看来这就是“真爱”了。

李行止是开元名相姚崇的妹夫。姚崇、宋璟与房玄龄、杜如晦齐名，但与房杜等不同，姚崇的政治品格一直存在争议。宋人徐钧有诗咏姚崇说：“天资权谲性圆通，相业开元治效中。至死未能忘故智，乞铭犹自算燕公。”末句用《明皇杂录》中的典故，说姚崇临卒算计燕国公张说，让其为己撰神道碑，以求保全遗族。是非搁置不论，《李行止墓志》中有一段涉及姚崇的掌故，似从未有人注意，很能反映姚崇的性格，拈出来以备掌故。姚崇很看重李行止的才干，对李说：“仆秉大任，窃慕祁奚鲍叔之举。公神清明智周密，欲一荐侍御史，再举尚书郎，拾遗补阙，在帝左右。”李行止不愿意攀附，拒绝说：“野有君子，何不绍子皮之风。”姚崇逡巡而退，面有惭色。所以李行止的官位止于朝议大夫亳州别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