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总督丁宝桢传奇

文化愿补不足 2024-09-17 01:06:37

光绪二年(1876)梧桐黄叶萧萧飘落的冬天,成都东门城外牛市口,平素冷冷清清的驿道突然热闹异常,新搭建的接官厅富丽堂皇、彩旗飘飘,今天官员们接的是新任川督丁宝桢。

说起丁宝桢(1820~1886),如今很多人可能耳生,但一提“宫保鸡丁”,都会连声叫:“好吃得很,我晓得!”这道佳肴就和丁宝桢有关。

丁宝桢字稚黄,贵州省平远(今织金)人,他23岁中举人,33岁时(咸丰三年)中进士,1869年任山东巡抚。《清史稿》上夸他“严刚有威”。光绪二年(1876)调任四川总督。

四川官员们议论纷纷:“丁大人文武双全,他同僧格林沁一道治兵鲁、豫,剿河北宋景诗;还曾率领鲁军飞骑北上,击溃捻军保卫京城!同治皇上曾一连下了七道圣旨,嘉奖他武勇忠诚,赏紫禁城骑马……”“是呀!丁大人蒙皇上赏戴一品花翎,加太子少保衔……丁大人还擒杀慈禧太后宠监安得海,真是胆识过人啊!”

新总督到达省城之日,全城官员排了近一里路,伸长颈项呆等。一直等到太阳升到正中,众官肚子饿得哗哗啦啦乱响……领头的署理川督文格苦着脸说:“据报,丁大人昨晚宿龙泉驿,那里距省城不过四十多里。为何还未来啊?”

正焦急间,忽然一骑快马从城内飞驰而来,远远大叫:“新总督宫保大人早到城内,传谕各位大人速回督院!”

官员们惊愕地说:“我等齐集省城要道,并不见官轿通过,丁官保从天而降不成?”赶忙吩咐:“快抬轿子!”顿时旌旗仪仗乱作一团,道上尘土飞扬。众官员跌跌撞撞奔过“长春桥”(即现在东门大桥)进迎晖门(即东城门),再沿东大街气喘咻咻跑回督院街官衙。

丁宝桢早肃然端坐客厅,文恪率众官员忙行礼拜见。官员们抬头一望,吃惊不小。这不是快近午时,一顶普通小轿子从城外经过牛市口,轿内有个干瘦、黄脸、长胡子老头,身着布衣,轿后有一挑行李。那老头脑壳伸出轿窗外看稀奇,众人都以为是个进城走亲戚的乡巴佬,兵勇呵斥道:“此地迎接新总督大人,还不快走!”那老头不发一言,轿夫也避开大道,绕道牛市口田间小路走了。

众官员再看丁大人身上穿的旧官袍已褪色。丁宝核回了礼,淡淡说了句:“今日诸位辛苦啦,我也鞍马劳累,改日再晤吧。”众人肚子里说:“看来这丁大人喜欢装怪,以后可要小心点!”

丁宫保“微服入川”很戏剧性,但丁宝桢虽“严刚有威”却深知宦海险恶。他砍了安得海脑壳后,也怕“老佛爷”衔恨砍他的脑壳,故力戒张狂。“微服入川”不过是升官后的“低调”表现罢了。但开张不利。原来,靠有恩于慈禧当了四川总督的吴棠,既昏庸又老病,终日咳喘喘,把个四川也弄得民不聊生。光绪二年前后,东乡(现宣汉县)民众不堪官府暴敛,闹起抗税抗捐。总督吴棠和其后的“护院”(署理川督)文格,派提督李有恒率军数千剿办“反民”。李有恒纵兵剿杀烧掠,百姓伤亡数千人,造成震动全国的“东乡血案”。东乡义土袁廷蛟上北京,向川籍京官哭诉。民愤难平,言官交相参劾,朝廷便调丁宝桢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丁宝桢虽然是清官,却绝非圣人,肚子头小算盘也敲打得滴答响:此次他和文恪对调(文恪调任山东巡抚),利益关联难免相互维护。加之吴棠于慈禧有恩,文恪又是皇胄贵族,岂能乱揭这两位前任的烂疮疤?丁宝桢于是仍将此案认定为“暴民造反”。

但以内阁中书肖宗禹为首的47个川籍京官和原两江总督李经羲、四川学政张之洞等人,都奏劾“丁宝桢轻纵李有恒”。朝廷见事情搁不平了,才由刑部判李有恒、孙定扬(东乡知县)斩决,丁宝桢从一品顶戴降为四品,正印总督也改为署理——只相当于“代省长”,以观后效°。

丁宝桢入川就栽了个大筋斗,却不露声色。他对幕僚们说:“君子荣辱不惊。我现虽‘署理’川务,也当尽其职责,以不负朝廷隆恩啊!”他到东较场阅兵,见兵勇使用的多是大刀长矛,也有少数长短不齐的破洋枪。他问下属:“川省兵勇洋枪来自何处?”

一个武营管带说:“川省洋枪,均须购自上海洋行。”丁宝桢拍着案头说:“此中弊病甚多,购来之物价值既昂,多是洋人过时废物,又不知修理之法,稍损即成废物,殊为可惜!更况有事之时,弹药无处购办,枪炮也转为弃物了……若购买洋人枪炮以自强,实自欺欺人!”

丁宝桢捻着长胡子又感叹说:“此既靡耗国家银两又受制于人。中国自强之术,于修明政事外,首在精求武备,才能弃我之短,夺彼之长。我因此才在山东任上建机器局,师夷长技以制夷。你等万不能墨守纲常,也要在四川尽快建立机器局!”

属下望着他,频频点头:“大人所言极是!”

丁宝桢吩咐:“我创办山东机器局时,一再叮嘱该局总办徐建寅:不准雇募外洋工匠一人,以免日后由外人操纵居奇。四川也当如此!”道员夏时不解,问:“制洋枪洋炮,又不雇洋工匠,这、这行否?”丁宝桢大声说:“中华岂无贤才!去年我在山东时,听说候选通判曾昭吉通晓机器制造,其人口拙不善言辞,最初我问他:“你见过多少外洋机器?’他回答:‘我没见过多少,但自能冥心独造!’我也不大相信,就把英国人所称极好之枪,名为享利马梯呢的洋枪给他看,问其能否仿造?曾昭吉略无难色,回称:‘机器亦可意造,何必尽求之外洋?’未及两月,他果然造成120多支枪。对空演放,其效比马梯呢等洋枪似乎还有过之,所以我曾专折奏请皇上,请嘉赏曾昭吉。他现已从候选通判升任为同知了!”

1877年,丁宝桢在成都东门内下莲池街创办四川机器局。他委派候补道夏时、劳文翔总理局务,成绵道丁士彬会同办理。丁宝桢极重视网罗人才,想法把曾昭吉从山东聘来,总理工务(负责工程技术)。曾昭吉带来湖南、山东、江苏籍技工数十人,又在四川招募能工巧匠数百名当工人回。

机器局仿照西式厂房共建188间,丁宝桢上奏朝廷称:工厂“崇垣大柱、复屋重檐,安设铁炉烟筒、风箱气管,四通八达。取材既富,用工于1906年建的四川机器局新厂。他还几分得意地报告光绪皇帝:曾昭吉还成功制造了“水轮机”利用成都城内的金水河水力发电带动机器,“灵动活泼,视洋人专借火力尤为事省功倍”。只在冬春水枯时,才用锅炉发电。仅此一项,每天可省煤一千数百斤,合计每年可省煤银四千余两。

当时成功制造水力发电机,在中国工业史上应该是了不起的大事件。但清廷中的顽固派对丁宝桢这员“洋务派”的“大将”十分嫉恨。光绪五年(1879),给事中(注:官名)吴镇参揭丁宝桢:“不谙机器,私亏库款,纵容私人,徇庇劣员……”其他顽固派也大骂丁宝桢以数万银两,才造了区区数目的洋枪,还不如直接向洋鬼子买。朝廷忙派御史恩承、童华“查办”。不久公布调查结果说:“原参各款,或查无实据,或事出有因。唯所设机器局费用较巨,制造未能精良。著该督即将此局停止,以节靡费!”

四川机器局在顽固守旧派的骂声中遵旨停办了,四川近代工业幼芽面临天折命运。洋务派人士愤愤不平。贵州候补道罗应旒上疏打抱不平:“初创之时,开拓地基、修造房屋以及搬运器械,制造器母,种种费用,俱在此六万金之内,非全以六万金造枪炮也”;“若遽行停止,则前功尽弃”;“而中国之人复不能探讨西学神明变化,而思所以胜西人之法!”丁宝桢也据理力争说:“四川较之别省机器局所费仅十分之一,即较之山东省机器局,所费亦省十之四五”;“所造各种轮机器具,已成未成共有万数千件。虽未竣工,其洋枪堪以临敌备用者已有百数十杆。”

清政府这次还算脑袋开窍,四川机器局于1880年5月26日重新恢复生产。光绪七年(1881),丁宝桢在成都南郊古家坝江畔增设火药厂,人称“白药厂”。

至1882年9月,共造成前后膛枪4815支、枪弹2000发、铜帽2万枚、黑火药2.48万公斤……1884年至1885年中法开战,为满足云南前线军火的需要,机器局又从英国购买价值2万余银两的机床、汽锤、锅炉等设备,并购地扩建,加紧军火生产。1884年,造成各种枪3050支,枪弹18万余发,铜帽628万枚,铅弹53万发,黑火药3万余公斤。这是丁宝桢督川时期,四川机器局的最高年产量。

丁宝桢曾翘起胡子眉飞色舞地说:“近来制造枪药,堪与外洋争胜!”

丁宝桢为啥急于创办四川机器局?作为清廷忠臣,一是为了“对内”: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川省介在边陲数千里,番、探、苗,蛮环列窥伺。而内地人情浮动……臣居安思危,不敢不深谋远虑!”他认为四川乃西南各省中心,必须靠武力保持稳定。二是“对外”:他在光绪五年(1879)说:“窃唯外洋各国,皆以枪炮雄视一时……近来讲求机器,实属目前之要图!”他把建军工厂视为“自强之要务”,是反对列强侵略的“战胜之术”。

史料载:丁宝桢督川时,共造枪14900余支;单中法战争时四川调拨给南方边境及清军鲍超部的洋枪就有7000多支”。这无疑大大增强了中国的国防力量。四川总督丁宝祯而起……”

清末傅崇著《成都通览》中说:“成都之以机器制造物件者,自丁文诚公督川时创办之机器制造局为始。现在已大加扩充,银圆局、造币厂、劝工局、制革公司、火柴官厂、机器新厂、白药厂、官报书局等继之这有力地证实:四川机器局是四川近代工业的开端,产生了四川最早的产业工人和技术人才,其重大意义不容低估。我年少时到风光如画的望江公园随70多岁的陈师爷习武,常听见不远处“砰砰砰”试枪之声。陈师爷对我说:“丁宫保创办的机器局历经变迁,1909年更名为四川兵工厂,厂址在河对岸三官堂,1913年改为陆军部直辖四川兵工厂。抗战后为中国兵工署第20工厂,生产的麻花手榴弹和步枪、机枪是川军主要武器,打日本鬼子时贡献不小啊!”兵工厂解放后改称南光机械厂,是四川有名的军工大厂。追本溯源,把丁宝桢称为“四川近代工业之父”。

光绪二年(1876)丁宝桢到四川后,都江堰失修已久。他不避怨嫌。第二年就奏请朝廷拨十万两银子大修古堰。这位封疆大吏,“轻骑简从,躬冒霜雪,沿江督率”。他前后亲到工地12次。此次大修以条石筑堤一万二千余丈,同时疏淘内、外江,修建白马槽、平水槽等工程…。古往今来,贪官污吏黑吃“工程款”的太多,这位宫保大人却两袖清风,大修后剩下两万两银子,他吩咐县令陆葆德:“将此款修一座跨越民国初期丁宝桢所修灌县南桥(普济桥),以利两岸百姓!”于是在清光绪四年(1878),陆县令负责施工,建成“普济桥”廊桥,俗称南桥。

这年五月岷江洪水暴涨,堰首工程冲垮一段石堤。这时正想大有作为的光绪皇帝,十分关心四川水患,于9月8日(农历八月十二)发上谕:“前据丁宝桢奏,都江堰频年泛滥,冲毁民田,现设法筹款修理。旋闻该处江流盛涨,民间已被水灾,正以新筑工程,能否可靠,地方被灾是否深重,座念方殷!”®

丁宝桢上奏:都江堰大修后沿江无大灾害。但他仍恳切自责:“臣之办理堰工,唯有于人字堤一段,泥于经久省费之说,易笼为石。致盛涨时,堰工冲损三十七丈有零,无所辞咎!”

他认真检讨失败原因,察知古人用鹅卵石竹笼很有道理(易于使水“溢泄”)。同年十一月,丁宝桢又自筹经费,恢复古法笼石筑堤,重修都江堰大功告成,川西州县无旱涝之忧,百姓安居乐业。当时人们称颂:“公之大修都江堰也,凡七至其地,往复履勘,孜孜不倦,深仁厚泽入人心者深矣!”

丁宝桢殚精竭虑主持完大修工程,登上二王庙。遥望大江东去,他感慨万千,写下《二王庙感怀》:“龙门凿后大河通,告锡元圭报德崇。别导江流分内外,全将地力遍西东。蜀人庙祀由来久,秦代山川尚此同。善创何人能善述,兴怀救弊恨无穷!”

此诗寓意深远:既有改革救世之慷慨激昂,又有办事坎坷艰难之叹。诗成,人们争相传诵,名流雅士纷纷唱和。二王庙为他立起顶戴花翎的塑像,

丁宝桢生活俭朴,常对属下说:“有猪肉鸡肉吃,已是不错,何必吃啥子山珍海味?”他每天吃家常菜,喝两杯土烧老酒。家里请的四川老厨师姓杨,手艺有限,好在宫保大人没啥官架子。有天丁大人亲到厨房说:“喂,伙计!昨个炒菜不变点花样啊?”杨厨师惶恐地说:“大、大人,就这些家常菜料,小人手艺又潮……”丁宫保说:“我来试做一盘,你打下手!”宫保大人挽起袖子拿起刀子,把干辣椒剪成小段,与鸡丁一并下滚烫油锅里爆炒,再加麻辣酸威甜五味……杨厨师心头直喊黄:“乖乖,没得章法嘛!”菜将起锅,丁大人突发奇想说:“我昨天下酒吃剩的炒花生米,干脆也倒在锅头!”厨师肚皮头已在擂鼓:是要乱弄怪味嗦?”

好了,菜出锅。丁官保尝后自鸣得意:“清鲜醇浓,香味沁心一来,你也尝尝!”杨厨师麻起胆子一尝,忍不住放肆地叫起来:“哎哟,大人炒的这个怪菜,味道好巴适!”从此,这道菜就成为丁宝桢招待客人专菜

四川名菜“宫保鸡丁”就这样发明了。四川老百姓也口口相传,留下的压轴菜。

丁宫保在四川任上整顿吏治,薛福成、张荫桓等“德才兼备之人”抵抗外国侵略有功的长庚、鲍超等,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

丁宝桢另一项大治绩是实行“盐政改革”。他废除沿途关卡苛捐杂税,严惩贪官四川盐茶道蔡逢年等人;又将横行长江盗贩私盐的奸商“江大烟杆”“谭二疯子”等人斩首示众……盐政改革成效显著,“岁增帑金百余万”,四川及西南各省百姓都受益不少。

清史上说丁宝桢“治蜀凡十年……至是诛匪几尽,声为道不拾遗”。他使四川混乱局面大为改观,是可信的。

光绪十二年(1886),67岁的丁宝桢病危。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出现了:由于俸金多数用于济困助贫,这位封疆大吏此时竟然债台高筑。他挣扎起身,颤抖着手给朝廷写下最后一道奏折:“所借之银,今生难以奉还,有待来生含草环以报!”写毕,笔掉地上,丁宝桢死于任所……此时正当政的光绪皇帝阅罢奏章,大为动容,立即提笔批上谕:“遣闻流逝,悼惜殊深!”光绪帝赐丁宝桢太子太保(原为太子少保),谥文诚,并令山东、四川、贵州各省建祠祭祀。礼部尚书李端芬奏请将丁宝桢和曾国藩、左宗棠等同举为中兴名臣。

丁宝桢死后,家眷竟然因“家贫不能举火,成都府供食数月”。丁宫保死耗传出,四川百姓哭喊:“宫保大人,好官啊!清官啊!”数千里之外的山东省,百姓也悲恸惋惜,请求朝廷将丁宝桢的灵枢运回山东历城(今济南)九华山麓,与其先逝的前妻合葬。一个离任已十年的外乡官员,被山东百姓视为“贤良”,恳请归葬本土,丁宝桢看来确实不愧为“好官”“清官”了!“旧僚赠礼仪始归葬”,丁宝桢的家眷靠众官员捐赠的一点银两,才凄然将丁宫保归葬山东。

一乘简陋的马车载着丁宝桢的灵枢,在成都百姓的震天哭声中嘎吱嘎吱地出了东城门,过了长春桥,到了牛市口。驿道旁新搭建的丧亭白旗飘飘、纸钱飞舞,夹道送行的众官员和百姓们默默地目送督川十年的丁宝桢灵车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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