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25日夜，中野六纵打退了黄维兵团18军的一次猛烈进攻。

纵队司令员王近山刚在电话里和李德生怒吼了一阵，回过头就看见，作战参谋武英笑嘻嘻地领着一个身穿国民党军军装的人进了司令部。

“你搞什么名堂？警卫员。”

王近山本就为前线的战局而揪心，一看到这种情况，立马就要吩咐把人拉出去。

武英见气氛有些紧张，赶紧上前介绍：

“这是我党在第110师的地下工作者杨振海同志。“

一听是自己人，王近山的脸色才缓和下来。

杨振海其实也不是陌生人，之前110师筹划起义，他就来过6纵联系，只是天色太暗，王近山没认出。

来不及寒暄，杨振海赶紧拿出带来的地图，并告诉王近山一个消息：

“黄维要跑了。”

1948年11月25日深夜，黄维兵团4个军12万人马被中野围在双堆集。

蒋介石一开始的打算是，让黄维兵团固守待援，毕竟黄维兵团整体实力最强，只要挡住我军几天进攻，我军自然会因为后力不济撤退。

黄维一开始确实做好了死守双堆集的准备。

可不到一天功夫，蒋介石就改了主意，他担心黄维兵团被我军歼灭，恐怕会动摇徐蚌战场全局，因此临时又改变命令，下令黄维向双堆集东南突围。

尽管对蒋介石朝令夕改很不满，可接到命令的黄维还是下定决心，于11月27日上午突围。

为了防止85军搞小动作，黄维将85军所属的110师划归兵团部指挥。

黄维兵团下辖4个军12万人马，其中18军、10军、14军都和土木系沾边，唯独只有吴绍周85军情况比较特殊，因此在整个布防上，黄维把嫡系的18军放在围绕核心双堆集的十几个村子，而把85军放在最外围。

在黄维的计划中，就要集中四个较为完备的师担任先头部队猛攻，廖运周的110师是这四个师其中之一。

所幸，110师师长廖运周是地下党员，在得知了黄维的突围计划后，决定趁着突围的间隙起义，并派了侦察连长杨振海与我军联系。

杨振海当天晚上就来到了中野六纵指挥部，六纵司令部作战参谋武英认识杨振海，立马就带着他见了王近山。

王近山了解了黄维的计划后，也是大呼庆幸，当时6纵合围黄维兵团，包围圈并不严密，只怕是很难顶住敌人四个师的合力冲锋。

了解了敌人突围计划后，王近山派武英作为联络代表到110师，传达6纵的指示。

“最好是能分批突围，110师走在最前面。”

廖运周依言向黄维献策，提出四个师一起突围冒险，不如让110师打头阵走在最前面，这样即便是突围失败，另外3个师实力未损，还可以找别的方向突围。

黄维大喜过望，拍着廖运周的肩膀：

“你真是我的好同学，好同志，好兄弟！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坦克、榴弹炮，随你要。”

黄维哪里知道，廖运周拉着他送的坦克、火炮，当先一步冲了出去，实行战场起义，等到110师过去以后，我军很快堵死了缺口，黄维突围的三个先头师损失惨重。

事后黄维得知消息，惊地半天没说出话来。

廖运周起义后，于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

整个110师起义，过程是惊险万分，对黄维兵团来说是一次致命的打击，别看只有一个师（当时起义的110师下辖只有两个团），但这支部队绝大多数都是由地下党控制的。

廖运周是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黄埔五期毕业的他还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奉命潜伏敌营从事兵运工作，一干就是将近20年。

110师前身是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第二师，当时师长鲍刚受阎锡山拉拢，部队又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46旅，抗战爆发后，该部被调往河南洛阳，改编为第110师，张轸接任该师师长，隶属13军下辖，鲍刚升任13军副军长。

当时，13军还是汤恩伯手中的嫡系部队，他对110师进行了一番清洗。

不过，后来110师多次转隶，廖运周都幸运的躲过了清洗，并逐渐升任该师团长、旅长、师长。

1942年，原属85军的第四师奉令与110师对调。

廖运周的110师在他的安排下，本就有不少地下党在活动。到1946年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成立了国军工作部，与廖运周的110师取得联系。

也就是在解放战争初期，廖运周便同地下党组织救了联系。

早在1946年年底，党组织便筹划110师豫北起义，因蒋介石突然下令85军调往徐州，导致了起义破产，因此中央那时专门下达指示：

“在解放军接应的必要条件下举行起义，起义前的主要任务是为解放军收集情报。”

廖运周的110师在起义前，就已经控制了全师，除了328团是吴绍周亲自把我外，其余两个团都由地下党员把控，甚至廖运周还编织了完整的情报网络关系，为起义奠定了充分的基础。

时任六纵司令部参谋的武英经历了整个起义的经过，一直到时隔多年后回忆起来，还忍不住有些感慨。

据说就在廖运周率部起义后不久，110师不少官兵抱着六纵指战员痛哭，一问才知道，这些战士是当年中野6纵千里跃进大别山，过汝河时留在对岸的一部分伤兵。

武英后来又一次偶然碰到了廖运周，两人聊起了当年汝河一战。

当时，武英忍不住埋怨了一句：

“既然已经决定要起义了，为什么还要猛打我们。”

廖运周也只是无奈的摇摇头，说了四个字：

“身不由己。”

1947年8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为了阻挡我军，蒋介石调来了几十个旅沿途围追堵截。

眼看我军要过汝河，蒋介石急忙调来了整编85师（即85军）经平汉路南下，守在汝河南岸边。

8月24日晚，刘邓大军抵达汝河岸边，当时对岸防守的整编85师火力很猛，对我军过河形成严重威胁，而屁股后面还跟着几十个旅的敌人追击，形势异常危机。

汝河一战，也成为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最危险的一战。

刘邓首长下了严令，要求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打过去，狭路相逢勇者胜。一纵、二纵、三纵作为先头部队，六纵负责殿后，掩护中原局、野战军直属队过汝河。

这一战打的尤其惨烈，当时过河的各个部队都是抱定了必死信念，前线指挥员给部队下达的命令就是，所有步枪上刺刀，所有手榴弹都拧开盖子，碰上敌人就打，先头部队过河后，不留一个敌人和敌人的据点。

负责殿后的6纵打的最艰难。

一路上猛冲猛打，6纵来不及去救治伤员，甚至就连掉队的战士都来不及去收容。

当时，6纵16旅是负责刘邓首长的部队，尤太忠命令46团殿后，6纵政委杜义德下令给该团：

“如果打到最后，46团过不了汝河，就地分散打游击或者是想办法返回鲁西南去。”

6纵9个团中，46团是最具战斗力的部队，该团是一支老红军部队，杜义德在这个关键时候下如此命令，可见当时局势确实紧张到了极点。

46团过了汝河以后，尤太忠下令炸毁浮桥，当时岸边还有一部分伤员以及掉队的战士没来得及过河，双方就这么眼巴巴的望着，可是却无力拯救。

“同志们，你们好好养伤。”

几乎所有人都清楚，留在北岸一准而是十死无生。

挺进大别山是跳转外线作战，如果是在解放区，他们会得到很好的照顾，可在敌占区，他们受了伤是没有人去管的。

据参加处理伤员的十六旅会计赵歧贤回忆，绝大部分战士选择了默默承受，也有的年轻战士不愿意留在后面，哭着哀求要跟上大部队。

“我们心里也不是滋味，有的也哭了。可在那种情况下，不这样做，又有什么办法呢？刘邓挺进大别山，是解放战争最残酷的战略行动，那些被带走的轻伤员，最后还是安插在了大别山老乡家里。这些人，大多数被敌对的土顽小保队所杀害。”

能够活下来的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

武英没有参加过汝河那一战，当时他正在后方养伤，时隔多年以后，他碰到了当年在汝河南岸阻击的110师师长廖运周，问出了那个关键的问题。

廖运周告诉武英，他非但没有拼尽全力阻击6纵，反而还“开了后门”，尽量放我军过河。

汝河阻击战期间，廖运周曾直接召集手下的几个团长，并叮嘱他们：

“你们要灵活一点，共军打到哪个村庄，你们就撤出哪个村庄！”

几个团长当时都有些不理解，一个个瞪着眼睛。

廖运周跟他们解释：

“共军是杀红眼了，不要命地往前冲，我们把枪往天上打，不能去硬碰硬。”

几个团长后来都明白了，师长这是要保存实力。

廖运周趁着这个机会，收容了一大批中野掉队的伤员以及没来得及过河的战士，并将他们安排在部队中保护起来。

毕竟110师是杂牌军，保存实力这种情况在国民党军将领之中屡见不鲜。

事后，吴绍周曾责问廖运周有意放走共军，廖运周解释道：

“要我顶也能顶住，可是打到最后，110旅就完了，对85师也没好处。”

吴绍周心领神会，没对这件事情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