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美丽的南海北部湾上， 有一个 “冬季草不枯，非春也开花，季季鱼泛鳞，果实满枝桠”的旅游胜地——“京族三岛”。

而它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它由3个名为“巫头、万尾、山心”的冲积岛组成的，而且岛上还居住着我国唯一的海洋民族——“京族”。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京族虽然是当地世居的少数民族，却和一水之隔的越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和越南的主体民族越族，无论是在语言、风俗，还是生活习惯上，都极为相似。

更令人诧异的是，在上世纪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国为了支援越南的反侵略战争，曾将京族三岛好心借给他们，没想到这一借，却借出了问题，越南迟迟不愿归还京族三岛。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京族是怎样一个民族？它有何历史渊源？

我国与越南之间，围绕京族三岛又发生过哪些故事呢？

京族三岛有什么样的历史渊源？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的一点是，京族虽然与越南的越族相近，但京族三岛从古至今都是中国的领土。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早在秦朝时，京族三岛就已经被纳入中国的版图了。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在完成对六国的统一后，随后便将目光投向了从浙江会稽山到交趾红河三角洲的这片广袤土地上，那里居住着众多的越人部落，史书统称为“百越”。

为了将这些地区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秦始皇先后派出了数十万大军和屠睢、任嚣、赵佗等大将，兵分五路征伐百越。

经过激烈的战斗，岭南地区终于得以平定，为了加强对新征服地区的管理，秦始皇在此地设立了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其中象郡便涵盖了今天的广西西部以及越南中北部地区，京族三岛自然也在其列。

公元前204年，时任南海尉的赵佗见秦朝灭亡，天下大乱，便自称“南越武王”，发兵吞并了临近的桂林郡和象郡，从此割据一方、划岭而治。

之后，赵佗又南征北战，四处扩充地盘，南越国疆域最盛时，东与闽越相接，北与长沙王吴芮相连，西与夜郎国、勾町为界，南达今越南中部，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发兵灭掉了南越，其领土被汉朝直接统治，一举奠定了汉代中国的南疆规模。

到了唐朝时，唐高宗为了加强对岭南地区，特别是今天越南北部地区的统治和管理，特意在岭南道设立了“安南都护府”，然而到了宋朝，安南地区逐渐形成了独立于中原王朝之外的地方政权。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宋太祖开宝元年（公元968年），安南人丁部领逐渐武力征服了“十二使君”，在安南建立了“大瞿越国”，随后派遣使者向宋王朝请封，由于当时宋太祖正忙于与北汉、辽的战争，无暇南顾，便答应了丁部领的请求，封他为“交趾郡王”，将越南视为“藩属”，有很多学者认为，越南建立自主国家，便是从丁部领建立大瞿越国开始的。

到了宋太宗时期，赵光义曾有意通过军事手段再将越南地区纳入中央王朝的控制之下，然而，在公元977年第一次伐越受挫后，宋太宗迅速调整了策略，他认为宋朝的边境威胁主要在北方的辽、金等游牧民族，如果在南方再开辟新战场的话，会给宋朝带来双线作战的不利局面，更何况，在时人看来，越南只是荒远且未开化之地，投入大量资源去征服这片土地实在不划算。

因此，赵光义很快就放弃了对越南的军事征讨计划，但风欲静而树不止，公元1075年11月，越南大将李常杰率20万大军，水陆并进，悍然发动了对广西的大规模进攻。

由于北宋防备不足，越南军很快连下数城，并在邕州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城，当时主政的宋神宗勃然大怒，决定派30万大军讨伐越南。

这场战争整整持续了一年，最后以宋朝“险胜”而告终。

无比讽刺的是，作为战胜国的宋朝，不仅寸土未得，反而放弃了红河三角洲的一大片领土，连京族三岛也稀里糊涂被“赐给”了越南。

直到330年后，明成祖朱棣发兵征讨篡位的胡氏，才派大军再次进入越南（当时称“安南”），俘虏了胡氏父子后，朱棣宣布撤销安南王国，改设立“交趾布政使司”，中央王朝又直接统治了这片地区。

然而，到了宣德年间，明宣宗朱瞻基考虑到统治成本太高，便决定撤回明军，放弃对安南的统治，安南重新获得独立。

京族三岛这一丢又是300多年，直到公元1885年，清政府在爱国军民的浴血奋战下，终于战胜了法国侵略军，才通过《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将被越南掌控的江平、黄竹、石角、句冬、京族三岛等飞地，重新收回。

虽然清政府收复了一部分失地，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那就是彻底结束了与越南上千年的“藩属”关系，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

不管怎样，京族三岛是我国的固有领土，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为什么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越南还来打它的主意呢？

这就要提到20世纪中叶越南的独立与建国过程了。

我国为何将京族三岛借给越南？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东南亚疯狂扩张，并在1941年12月，占领了法国的殖民地——越南、老挝和柬埔寨，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胡志明抓住机会，于同年9月2日在河内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

然而，法国并不愿意轻易放弃其在东南亚的殖民利益，他们迅速调集军队，卷土重来，试图重新征服越南。

越南人民在胡志明的带领下，勇敢地抵抗外来侵略，可面对装备精良的法军，越南军队并没有多大胜算，新中国成立后，越南共产党向我国求援，出于多方面的考虑，我国向越南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在1954年5月的奠边府战役中，我国不仅派出了以韦国清、陈赓等为代表的军事顾问团，还提供了从朝鲜战场上缴获的美军大炮、高射炮、卡车等军事装备。

之后，为了方便越南进行战略部署，我国还同意了越南借用京族三岛的要求。

最终，越南在奠边府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迫使法国承认了越南的独立。

然而，好景不长，1955年，美国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发展，又横插一脚，开始在南方扶植吴庭艳建立“越南共和国”，又引发了一场长达8年的“越战”。

这一时期，虽然新中国也处于全面建设的状态，但为了帮助兄弟国家抵抗外来侵略，我们依然不吝人力、物力、财力等，为越南提供支持，直到1975年，越南才迫使美国撤兵，结束了长达二十年的分裂状态，完成了国家的统一。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统一后的越南，立马翻脸不认人，在苏联的支持下，越南的野心开始膨胀，它不仅拒绝归还我国的京族三岛，还入侵柬埔寨，在中越边境地区不断发起挑衅。

1979年2月17日，为了保护国家领土完整和地区和平，我国决定采取军事行动“教训”一下越南，人民解放军分东、中、西三线攻入越南北部，在短短几周内，我国就取得了重要战果，不仅攻占了老街、高平、谅山等重要城镇，在边境地区震慑了越南，还收复了被越南强占的京族三岛等领土。

这年3月5日，我国宣布已经达到惩罚越南的目的，开始从越南撤军，之后，两国在边境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和协商，直到1999年才签署了《中越陆地边界条约》，确定了两国的陆地边界线。

京族三岛回归祖国后，建设的怎么样？岛上居住的“京族”，和越南的“越族”又有什么渊源呢？

回归祖国后的京族三岛发展的怎么样？

从源头上讲，我国的“京族”与越南的“越族”同属于一个族群，大约500年前，京族人的祖先在北部湾追捕鱼群时，意外来到了巫头岛，他们发现这里人烟稀少，又有很好的渔场，便从越南北部的涂山等地移居到了这里。

到了清朝时期，随着人口的繁衍增多，京族人又开始向周边的万尾、山心两座小岛迁徙，在长达数百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中，京族人已经与越南的“越族人”出现了很大的不同。

即便如此，新中国成立前，京族人仍用本民族语言交流，外人称呼他们也为“越族”，到了1958年，当地人才为了和越南的越族相区分，向政府提出要改称为“京族”，取“心向北京”之意，经国务院批准，“京族”的名称就此定了下来，这之后，京族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了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地政府积极动员京族同胞围海造田，京族三岛原先是由海水冲积而成的三个独立的沙岛，岛上不仅缺少可耕种的土地，还缺少淡水等必要的生活资源，围海造田之后，不仅可以将三个独立的沙岛连接起来，增加耕地面积，而且还能将京族三岛和大陆连在一起，让其成为半岛，方便从大陆运输物资过去。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如今的京族三岛已经成为了足以媲美三亚的旅游胜地。

作为我国唯一的海洋民族，京族人民“靠海吃海”，发明了一种“虾灯围网”的独特捕鱼方式。每到夜晚时分，京族人就会将特制的捕虾笼放入海中，每个笼子里都放置一盏油灯。

海虾具有明显的趋光性，当灯光在夜色中闪烁时，就会吸引它们游向光源，从而进入笼子中。

这种方法不仅对海洋生态的影响较小，还提高了捕鱼的效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虾灯围网”不仅仅是京族人的一种捕鱼方式，更成为了京族文化的一部分。

除此以外，京族人依然保留着许多传统的生活习惯和节庆活动，比如京族的“哈节”、“祭海”等习俗，每逢哈节，京族人就会穿上最漂亮的服装，聚集到京族的标志性建筑——哈亭（京族人供奉“镇海大王” 的地方），载歌载舞，名为“唱哈”。

与唱哈活动相对应的，还有京族传统的“花棍舞”、“竹杠舞”、“天灯舞”等舞蹈表演。

在哈亭外的人们也热闹非凡，斗牛、比武、拉大网、踩高跷、弹独弦琴、歌圩等活动也随之上演，每到这个时候，附近的汉族、壮族群众都纷纷赶来赴会，2006 年6 月，经国务院批准，“京族哈节”被正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现代社会的影响下，岛上的民俗活动也在不断创新和发展。京族人传统的手工艺品，如京族的织锦和木雕，通过现代设计和营销手段，不仅在岛上的工艺品店中热销，也通过电商平台走向了全国乃至世界各地。

同时，岛上的居民也在积极学习和吸收现代的生活方式，岛上的学校和社区中心会定期举办各种文化和技能培训课程，在帮助居民提升自身文化素养和职业技能的同时，也为岛屿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旅游业和边境贸易的不断发展，如今的京族三岛，家家住小楼，户户有小车，已经成为了全国最富裕的少数民族之一！

参考文献：

1、《京族：我国唯一的海洋少数民族》，梁宇广，经济参考报，2011.3.2

2、《结构视角下美苏中越四角关系调整：1969－1979》，周雯婧，文化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