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统帅张学良以武力“扣留”了前来西安督促他“剿共”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目的在于“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抗击日寇，收复国土。这样，中国历史上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后经中国共产党立足抗战大局，居中调停，西安事变得以“圆满”解决。

随之，被迫接受了“改组国民党”、“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协议”的蒋介石，于1936年12月25日，在张学良的亲自护送下离开西安，经洛阳返回国民政府驻地南京。

张学良（左）与蒋介石（图像）

西安事变的和平收结，充分体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统一战线”政策及“逼蒋抗日”方针的正确性，加速了全国各族人民抗日救亡局面的形成。

重返南京的蒋介石，尽管极力掩盖乃至歪曲西安事变的真相和结局，并蛮横无理地“囚禁”了一度令他“颜面扫地”的张学良将军。但是，面对国内外日益严峻的斗争形势，他不得不减缓并逐步停止了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军事“围剿”。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深思后，蒋介石于1937年2月初，着手安排召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以商讨应对“内忧”中国共产党及“外患”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为了尽快实现国民党、共产党的再度合作，以齐心协力打击、驱逐倭寇，中共于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中央及其总裁蒋介石，坦诚地提出了“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等五大政治主张。

中共的这些立足全面抗战、保家卫国的要求、主张，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支持，并有力地助推了国民党内部的“抗日派”反对“亲日派”的斗争。

同时，中共还在电文中诚挚地表示，如果国民党能够接受并切实践行中共提出的合理要求、正确主张，中国共产党将执行如下政策（“四大保证”）：

中共给国民党的电文（图片）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上述四个方面的政策，是中国共产党从团结举国上下各方力量，抗击日寇的历史性任务出发，向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作出的重大的政治让步。

这一让步，是极其有益的，也是有一定原则的——中国共产党将继续保持对红色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的绝对领导。

在中共积极营造团结抗战之有利态势的情况下，1937年2月15日，旨在重新思考和确定对内、对外政策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拉开了帷幕。

会上，国民党中的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十三位进步人士强烈要求，国民党应严格落实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与中共携手共进，团结全国民众，一致对外；“亲日派”的汪精卫等人，则极力唱衰国家的抗战能力，并继续顽固地坚持“剿共”为上的错误论调。

汪精卫（图像）

经过激烈争斗，会议于二十一日勉强通过了一个“决议案”。其中，虽然没有明确的“抗日方针”，但宗旨、目标与中共的主张基本一致，是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如，就对内政策来讲，它确立了多个方面的利于国共合作，益于抗战的政治原则：

“和平统一”、“修改选举法”、“开放言论”、“释放政治犯”等。

具体到如何对待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时，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放弃反共立场，仍对共产党妄加指责，但其中界定的与之谈判的条件，和共产党所秉持的原则大致接近。

对外政策上，尤其是针对日本法西斯入侵之问题，首次有了“抗战”之说：

“如果让步超过了限度，才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

由此可见，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形成的“决议案”，与中共倡导的合作抗战之主张有着许多契合之处，促进了中华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在国民党已经开始转变自己的对内、对外政策，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初步形成的良好局面下，为了进一步坚定、昭示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决心，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抗战力量，中共于1937年5月，在革命圣地延安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

在会上，毛泽东先后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为题作了报告。报告强调指出，中共要真正担负起“统一战线”的领导责任。

正在作报告的毛主席（图像）

他说：“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

与此同时，为了促使蒋介石彻底抛弃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路线政策，认真考虑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共同迎击来犯之敌，自1937年1月到9月，中共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与国民党就有关问题进行了多次磋商。

1937年1月，潘汉年在南京与蒋介石、宋子文、张冲等人商谈了事关两党关系的政治纲领问题。

2月中旬至3月中旬，经周恩来等同志与国民党的顾祝同等人会谈，中共在西安建立了办事处。

3月下旬至4月初，周恩来等直接与蒋介石在杭州进行谈判。蒋介石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国共两党必须要有一个共同行动纲领的建议，并提议由周恩来负责起草该纲领。

可是，当周恩来于6月初带着“共同纲领草案”，再次与蒋介石进行会谈时，蒋介石不但否认了自己曾在杭州谈判时答应过的事情，还提出了许多无理要求。

谈判时期的周恩来（图像）

尤其是谈及红军改编问题时，蒋介石企图使中共放弃对红军的领导，妄图把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军事力量、陕甘宁边区控制起来，然后予以彻底消灭。

周恩来见状，就将有关问题彻底摆在桌面上，从两党的实际情况出发，据理力争。但是，由于蒋介石缺乏应有的诚意，谈判无果而终。

随后，中共为推动国共双方之间的谈判继续进行，又提出了新的“合作方案”，在一些问题上做出了适当让步。

如，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主要负责人问题上，中共决定由国民党指派正职，中共选派副职；在组建“革命同盟会”问题上，中共表示赞同等。

不过，中共也明确了一些“不可能让步”的原则性问题。如，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政治宣传的自由；改编后的工农红军要设立总指挥部，并提出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担任总指挥等。

对于这一新方案，蒋介石仍感到不满意。于是，他毫不客气地拒绝了！

否决“新方案”的蒋介石（图像）

不久，日寇挑起了“卢沟桥事变”。在这日寇不断入侵，民族濒临危亡之际，中共为了合作御侮，继续以最大的耐心与诚意，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进行谈判。

最终，迫于严重“外患”之压的国民党于1937年9月22日，对外发布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就国共两党关系及其它问题，发表讲话，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至此，为了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历史上的第二次合作。接着，伟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抗日战争进入了全面抗战的新时期。

主要参考文献：《中国共产党历史》、《国共关系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