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中林整理《钱仲联讲论清诗》书影，苏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4年第3期，责任编辑高小凡，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摘 要 近代文学史、文体史方面诸多概念的出现，使清代与近代的界域不易分清，由此也引出了清代、近代文学史的性质、分期乃至“近代文学”概念能否成立的争论。清代文学史的下限在何时，这一原本几乎毋庸讨论的问题也进入了学术议题；而由于近代文学与清代、现代文学俱有时间交叉，使近代文学学界更增加了某种“存在焦虑”。客观来说，清代文学应保持完整性，与近代文学可以叠覆存在，共享时间。重审近代文学史的“时间”与“时限”，可基于对“特定时间构形”的理解进行讨论分析和合理辩护。但应注意，如何安顿近代文学史固然必要，如何阐述近代文学史的内涵和特点则更为重要。

　　在中国文学史上，以朝代命名断代文学史似乎是一个惯例，由此便形成了一系列文学史概念。时间是一切存在的形式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时间总是历史的时间、文化的时间，度量时间具有高度的人文意义。而以朝代命名断代文学史，从线性的时间维度上看无疑具有逻辑性，其前后衔接对文学史的解读也不失工具理性。正因如此，断代文学史就像“时间银行”，将相关知识、记忆存储进去，进行认知、阐释、传播的“取用”相当合理且方便。特殊一些的像“南北朝”“宋金元”文学史，在时间上出现叠覆，但因为历史背景清楚，且仍然符合时间即历史、时间即文化的认知，也无可争议。然而到了古代文学发展的最后一个时代——清代，却出现了近代文学史、文体史方面的诸多概念，使清代与近代的界域不易分清，由此引出了清代、近代文学史的性质、分期乃至“近代文学”概念能否成立的争论。清代文学史应该写到哪里为止，这一原本几乎毋庸讨论的问题也成为学术议题。笔者认为，清代文学史是断代文学史，其完整性不应被截解，而近代文学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断代文学史，但同样成立；清代文学史与近代文学史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时间意义与文学史意义的重叠。这在中国文学史上也许不易找到先例，但学术研究的方法和目的本来就不是为了循例而证，而是通过还原历史、探讨学理，最大限度地求其客观真实，深化对复杂现象的理解。

一、何须清代文学史让渡时间？

　　“思想无内容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1]概念是建立在直观（感性材料）基础之上的，而从根本上说，对概念的认识和把握离不开对问题（对象事物）的经验分析。根据经验分析考察清代或近代文学史概念，可以辨认其属性，为其存在和发展张本。

　　一些学者对近代文学深怀专业情感，似乎具有一种对近代文学作为独立学科领域地位的“存在焦虑”。郭延礼指出：“中国近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发展中一重要的阶段，它具有独立的历史地位和无可替代的价值。近年来，学界有一种消解近代文学的意向，极不利于全部中国文学史的深入研究和中国文学史学的建构。”[2]这代表性地表达出近代文学研究者的焦虑感：古代文学史下延几十年，现代文学史上溯二十年，如此两相连接，八十年的中国近代文学史就无处安顿、名存实亡了。

　　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确实有很直接甚至尖锐的观点，如章培恒曾提出：“古代文学研究与现代文学研究是两个学科，前一个学科的终点是后一个学科的起点。”[3]郑利华进一步申论：“近世文学在崇尚以个人为本位的尊重个性的精神及对文学自身特征的重视和探讨等方面与现代文学存在着相通之处，因而成为中国文学从中世进到现代的中介。在近世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毋需也不应楔入所谓‘近代文学’（1840年至1919年间的文学）作为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桥梁。”[4]如此来看，原来置于“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近代文学”客观上确乎“没有了它的时空范围，当然也就不存在了”[5]。

　　这里对现代文学史是否应该上溯二十年这一问题暂不加置喙，而笔者赞成章培恒、骆玉明的《中国文学史》（包括近些年出版的一些分体文学史）以“全清”为研究对象。清代文学本来就不存在所谓下延数十年的问题，这种意识晚清人自然不会有，符葆森编纂《国朝正雅集》收录乾隆元年（1736）至咸丰八年（1858）的诗歌作品，张应昌编纂《清诗铎》起于清初而迄于其违世前的同治八年（1869），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可能意识到清诗史出现了分割线。孙雄于光绪末年编纂的《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亦以清代年号标识，郑孝胥题词云：“近代诗才让达官，曾闻实甫论词坛。潜夫只有伤时泪，也作君家史料看。”[6]这里所提到的“近代诗才”建立在与己相近的年代感之上，这种年代感是与顺、康、雍、乾、嘉相衔接的。从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到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发生，这七十多年的文学史本属于清代文学史。换言之，清代文学史只有下迄至1911年方能具足，古代文学史方告终结，清代文学挤压近代文学空间之说无从谈起。

张应昌《清诗铎》书影，中华书局1960年版

孙雄编《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书影，宣统二年（1910）刻本

　　对一个朝代历史的叙事和阐述应该是该朝代全时段的、完整的，这一点毋庸争辩，也无可置疑。一个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在新朝之初即进行对前朝历史的史书编纂，此为国史编纂通例，其目的就是对前朝进行全幅纪事、完整总结。赵尔巽等撰《清史稿》，自1914至1927年花费13年时间大致完成，虽然其中舛谬不少，不足以餍天下之望，但对有清十朝的记述具有基本的完整性是事实。20世纪30年代初，22岁的萧一山凭一己之力撰成中国第一部体系完整的《清代通史》，显然对有清十朝历史的记述也是全幅性的。

　　“近代史”的概念出现较早，国内最早的相关著作大约是李泰棻为北京大学预科所编写的中国近代史讲义《中国最近世史》，其后有孟世杰的《中国最近世史》和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等，而以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最为著名，其在中国通史与近代史关系的处理上也最有代表性。《中国近代史》中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等内容原是作为《中国通史简编》下册出版，后来迭经变化，该书便一度独立成编。华北新华书店于1946年出版《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而于1947年9月重印《中国通史简编》时，将原来的上、中册分编为六册，已出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作为《中国通史简编》第七册和第八册，合为一书刊行[7]。可以注意的是，在该书出版过程中，《中国近代史》独立成编有其特殊背景，但这一部分仍然属于中国通史，是其重要的“尾声”，作为完整的中国通史不可或缺，将其合为一书刊行，符合学理认知和历史逻辑。众所周知，启动于2002年8月的国家清史编纂工程，以清史的“通贯”为目的，即贯彻了这一历史逻辑。

李泰棻《中国最近世史》书影，文海出版社1990年版

范文澜

　　清史应该是自顺治至宣统十朝的完整历史——如果此点得到肯认的话，那么作为清史一个专门部分的清代文学史的编撰，理论上也应如此。郭则沄始编于1911年、1912年之际而完成于1935年的《十朝诗乘》，便是有清一代“诗之史乘”之作较为成功的实践。学界相当熟悉的沈粹芬、黄人、王文濡辑刊的《清文汇》、徐世昌主持编纂的《晚晴簃诗汇》，俱下迄于清末[8]，显然也具有“全清”诗文总汇的意旨。

郭则沄《十朝诗乘》书影，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徐世昌编《晚晴簃诗汇》书影，中华书局2018年版

　　那么回视一下，在1911至1949年期间有没有以“近代”命名的文学著述呢？回答是肯定性的，如陈衍《近代诗钞》、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钱仲联《近代诗评》等，这样的例证不少。但他们此处的“近代”，略同于“晚清”[9]，实无意在顺、康、雍、乾、嘉与道、咸、同、光、宣之间找一个隙罅而断然划出一条鸿沟。黄人《中国文学史》中清代部分（手稿）即已涉及包世臣、曾国藩、冯桂芬、谭嗣同、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绛（太炎）等人；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自文字起源叙起，直至道光、咸丰以后止，无疑都是包含“近代”部分的。傅璇琮、蒋寅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清代卷）和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等多种著作，同样遵此原则，系统而完整。

黄人《中国文学史》书影，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清代文学的时段“是指自1644年清兵入关至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之前，凡196年”[10]，但正如傅璇琮、蒋寅指出：“两段论的分期，虽然符合历史研究中的古代史与近代史的学科划分，但人为地把一个完整的朝代的文学按社会性质一分为二，似乎有些不妥。”[11]所指出的“不妥”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有些作家的归属出现问题，有些通常被划入近代的作家如龚自珍，其主要文学活动与成就是在1840年以前完成的，不宜归入近代；二是从清代文学的书面语言形式（文言文）和主要诗文文体看，晚清文学与清前中期文学并没有本质性区别，不必把晚清文学独立为近代文学。第一点属于技术性问题，第二点是学理逻辑问题，虽然分析没有展开，但重要性已经显示。严迪昌《清诗史》下迄“同光体”与“诗界革命”，其结语云：“在黄遵宪去世后六年，辛亥革命起，又六年左右，真正意义上的新文化运动风卷云涌而来，诗文化领域内也随之出现弃旧图新的巨变，清代诗歌的演化路程终究成为一段掀了过去的历史。”[12]值得注意的是，一般将近代文学的终点确定在新文化运动发起时，而严迪昌认为，恰恰到这个时候清诗才完成了演化的全过程，其说甚韪。

　　应当承认，人们意识、观念中“近代文学”时段里辛亥革命以前的那部分应包含在清代文学之中，自然也包含在古代文学之中，是中国古代文学史最后的篇章。完整的清代文学史，必应是从清初到清末的文学史，而“近代文学史”如何得以成立，则是另外一个论题。如何为“近代文学”的存在辩护，或者说，应该怎样为“近代文学”正名？这是不同思维、观念域中的问题，应进入历史和文化语境寻求立场进行论证，绝非简单地要清代文学史让渡出一个自然时间段落，便可使近代文学安身立命、合理成立。

二、近代文学史在“特定时间构形”中展开

　　显然，“古代”词义，名相清晰；“清代”十朝，完整相接。如欲从中认识并区划出“近代”，当从理论与事实层面擘肌析理。笔者对“近代文学”的存在持维护态度，但认为其与清代文学形成的是复合性并存，互相之间有一个时间范围的共享。可以从复合存在、时间共享角度加以恰当分析，如此，近代文学的学科领域才能合理化地在适当的时空中安置，相关研究才能展开和深入。

　　文学史的学科领域设立，未必以“代际”为存在条件，也不必纠结于社会发展意义上的“时序”。要解释这个问题，仍然要回到时间理论。古希腊人曾经对时间进行趋向行动的重要概念划分。“他们把时间分为时间克罗诺斯（Chronos）与卡伊洛斯（Kairos），前者为一般时间，指流逝的与可被度量的季节之类；后者为意想不到的时间，包含可被把握的时机、利好时刻和决定性瞬间。”[13]“克罗诺斯时间”即自然的时间，代际和时序包含于其中；“卡伊洛斯时间”即观念的时间，事件和机缘包含于其中。前者在线性流程中显现，是自然性的；后者在时间内部对经验进行综合而在观念中显现，是建构性的。建构性时间的单元往往是一条重要的存在巨链，只不过未必以线性形式（单元）表达，而是以观念形式（单元）表达，观念单元嵌入社会运行过程中，蕴涵了更多的思想、文化内容，呈现出重要的变化和趋向，其影响甚巨。

　　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自然的时间还是观念的时间，都具有客观的历史性，尽管前者可以直观发现，后者需要想象分析。胡塞尔曾说：“在动态关系中，各个关系环节与那个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认识行为是在时间上相互分离的，它们在一个时间构形中展开自身。”[14]论证近代文学是否实存，关键在于对历史、文学史“动态关系”的想象、分析、体认，从而理解“近代文学”是如何在“一个时间构形中展开自身”的。

　　在中国文学史中，这种观念单元确不多见，如果要寻找的话，“盛唐诗歌”有一定的相似性。从唐代文学中的“初、盛、中、晚”命名上看，“初”“中”“晚”都基于“时”而论，唯“盛”乃据“势”而论，而“势”之如何，是对某一过程总体现象有思想的态度表达，甚至可以看作一个想象性判断，而态度和判断都带有某种主观建构性。也许正因如此，清人王士禛《香祖笔记》说“宋元论唐诗，不甚分初、盛、中、晚”[15]，其中多少有消解唐诗发展主观断限的意味。当代学者认为“唐诗分期的主要分歧是有无盛唐和有怎样的盛唐这两个问题”[16]，这种纠缠往往很难理清，一些学者便索性用“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来为唐诗发展进行时间上的基本划分[17]，而将“盛唐”予以搁置。尽管搁置，但“盛唐”作为一个观念单元的影响无论如何都无法抹去，这个诗史判断已经储存进了“时间银行”，其知识和记忆作为永恒的文化资产，过去、现在、将来都会是一种存在，并且持续地被人们重视和研究。

　　“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18]，这里的“事”指事实、事件，而“历史涉及就时间而言前后相继地发生的事件”[19]。近代文学能否在中国文学史中成立，或者说，近代文学能否成为一个观念单元，取决于近代文学在历史过程中经历的事件以及表现事件的态度、情状。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不妨一读黄人的《清文汇序》。他在概括了“康、雍之文醇而肆，乾、嘉之文博而精，与古为新，无美不具，盖如日星之中，得春夏之气者焉”的特点后，对道、咸、同、光诸朝文的叙述颇有鲜明对比的意味：

　　道咸两朝，争桑弄兵，四寓多故，男儿作健，志士苦心，被褐而来，弃而去。击楫者有澄清之志，浮查者多凿空之谈。劬古并治钤符，著书旁通韪译。儒生专阃，成韩、范之勋；记室多才，得琳、粲之亚。至若贾生恸哭，杜牧罪言，尤在在皆是。故其文激昂峭厉，纵横排奡。忠义之骨，而参以仙侠之心；骚雅之音，而出以幽并之气。中兴垂五十年，中外一家，梯航四达，欧和文化，灌输脑界，异质化合，乃孳新种，学术思想，大生变革。故其文光怪瑰轶，汪洋恣肆，如披王会之图，如观楚庙之璧，如登喜玛拉山绝顶，遘天帝释与阿修罗鏖战，不可方物。极此已往，四海同文之盛，期当不远。[20]

与康、雍、乾、嘉之文得春夏之气相比，道、咸、同、光诸朝文则可感秋冬之风了，以“春夏之气”与“秋冬之风”对比，可以看出近代文学各种文体的基本气象、风貌。黄人对清代文学风气的类比、分析，不禁使人想起吴经熊于1938至1939年所撰写的《唐诗四季》，在这本今人较少提及却极具特色的书中，他也用了类似的比喻，将唐诗分为春、夏、秋、冬四个时期：“春季包括初唐诗人，李白和王维；夏季包括杜甫和战时诗人；秋季有白居易、韩愈辈；冬季有李商隐、杜牧、温庭筠、韩偓及其他minor诸家。”[21]《唐诗四季》是从比较文学视角撰写的，作者说：

　　唐诗的春是Dionysian，夏是Promethean，秋是Epimethan，冬，我应当怎样称呼它呢？我不能替它题名，不过每逢我诵冬诗时总想到寇士丁那·萝色蒂美得难以形容的“过逝”（Passing away）。[22]

回顾中国文学发展史，魏晋以后似乎每一个朝代都经历过兴起、发展、转折、过逝的过程，唐代尤为典型，故对中、晚唐诗歌史以秋、冬来比拟，是颇为适恰的。需要注意的是，历代文学史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依附历史的演变，而清代以前各代的历史演变都是在内部关系冲突、作用下发生的，哪怕几度出现南北分治的特殊局面，涉及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仍然应该看作是内部关系的冲突和作用。这种冲突虽然带来激烈的社会激荡，但无论内部还是外部，并不谋求王朝制度的根本变化，在此背景下产生的文学史，其性质也不会有根本变化。历史上的南北朝文学也好，五代十国文学也好，两宋文学也好，所采取的时间与地域范围复合的命名方式，只在于表现分合，无意也不可能表现出质变。而清代文学和近代文学之间存在时空交叠，其间包含着质变，与以往历代文学史都缺少可类比性。

吴经熊

吴经熊《唐诗四季》书影，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

　　近代文学是一种特殊现象，而近代文学史之成立，从文学史一般习得经验出发难以说明。如果没有区别于其他朝代或阶段的知识性、结构性、本质性要素作为支撑，并不能形成辩护力量，故探究其中的异质性无疑为第一要义。回到一年四季的时间性喻体中来说，春夏秋冬本属自然现象，也是一个完整过程，那么是否需要将与“春夏”不同的“秋冬”作为特定时间构形专门截取出来考量，则要看此一“秋冬”的质性如何。细读黄人对道光以后文学的论述，实际上分两个阶段：一是“道咸两朝，争桑弄兵，四寓多故，男儿作健，志士苦心，被褐而来，弃而去”；一是同光“中兴垂五十年，中外一家，梯航四达，欧和文化，灌输脑界，异质化合，乃孳新种”。“争桑弄兵”是历代统治延续到中后期的比较普遍的现象，但道、咸时期的“弄兵”与历代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不尽然是社会阶级、阶层矛盾的极化形式，也不尽然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利争夺的斗争方式，而是西方列强企图实现对中国领土利益要求的侵略。

　　以往历代大规模地诉诸武力的最终结果便是鼎革易代，反观清代，虽然宣统立朝不久确实出现了朝代更变，但此番易代与“争桑弄兵”并无直接因果关系，这几乎是一场鲜见兵戈、几乎没有硝烟的鼎革之变，结果虽在意料之中，但时间节点和突变过程多少有些不同寻常，这显然与同光中兴后的“异质化合，乃孳新种”大势相关。特别要注意的是，与历朝之易代本质上完全不同，清代统治的结束打破了朝代更迭只是“改变权力运行者—产生新的‘继天立极’者—不改变制度”的规律，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家政体发生了根本改变。

　　道、咸以降迄至辛亥革命的文学史是这一历史潮流的反映，旧型文人与新型文人同时并存，旧体创作与新体创作互动共生。古典型文人生活与书写看上去一如往代，但内心亦不能不为时代感染激发，而怨言、讽言、警言、罪言、危言、惊言、壮言、狂言、预言性文学频繁产生，穿天裂地，“每谈天下事则忘禁”[23]的文人及“多关安危大计”的创作占据了极大的言说空间，自有某种特定的精神内容和文学气质。这种虽有继承性但区别于以往及后来而自成格局的文学阶段，走向了清代文学的结穴，在时间的轴线上应该视为晚清；而从文学观念史的角度、从古典性与现代性伴生化合的史实来看，它融进了新文化、新思潮，确有理由赋予区别于“清代文学”的概念，而以“近代文学”称之符合历史和文化发展趋势。

　　在同一“时间构形”中展开的清代文学史和近代文学史，各有自身的生命周期，而因近代文学史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对其发生至结束的过程，应做出客观具体的分析，从而合理地划分“时限”。

三、近代文学史的“时限”再议

　　长期以来中国文学史几乎一直附属于历史，作为一个专门学科出现的时间很迟。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划的京师大学堂学科门类中才出现了文学科，次年清廷颁布《奏定大学堂章程》，方具体规定“中国文学门”的科目[24]。而从“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25]的提法可知，国人文学史的编纂受到日本学界的影响。虽然如此，这一学科从探索成立到基本成型，其过程并没有能够真正保持独立性，在很大程度上为历史学所导引。这在时间范围与阶段分期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近代文学史堪为典型[26]。

　　当近代史学科稳定形成后，近代文学史似乎顺其自然地出现了。有学者以“‘晚清’还是‘近代’”为题梳理了相关背景：1957年，教育部颁布《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该文件依据历史学界当时所盛行的新旧民主主义理论，将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期间的文学史单独提出；次年，北京大学中文系集体编纂的《中国文学史》和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组学生集体编纂的《中国文学史》出版，这两部带有深刻时代烙印的文学史著作不约而同地设置了“近代文学编”，以响应《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的要求；自此之后，近代文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到中国文学研究界的承认[27]。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中，合理性的承认已近乎合法性的肯认。

　　在时间范围方面，近代文学史也合理、合法地承接了近代史的基本认定。绝大部分近代文学史著作都以1840年和1919年作为起讫的上下限定，钱仲联在2002年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近代文学丛书》所作《序》中即言：“近代的范围，现在学术界公认为始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迄于‘五四’新文学改革运动以前。但这一阶段的文学家，有生略早于一八四〇年，死或更在‘五四’以后较长一段时间，而其人的主要文学成就或成名，则在此时期内的，一般也认为应包括在内。”[28]这是传统的、主流性的表述，也是在较大程度上能够为近代文学研究者接受的界定。

钱仲联

　　关于近现代文学史学术版图的界域，现代文学研究者也提出了见解，代表性观点是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他表示“不把‘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当作是一个因果，只是把现代性推前了50—100年”[29]。这一“没有/何来”式的讨论具有一定的学理逻辑，有助于认识现代文学的源起，对近代文学研究也不无裨益。只是，如果将现代性上推50年则包括了清代同光朝，上推100年则涵盖了鸦片战争以降各朝，如此清代、近代（或晚清）、现代文学的时间范围、学术畛域就变得更加交错复杂了。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书影，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应当承认，希望对文学史学术版图做出清晰划分是不切实际的，因交叉重叠而复杂模糊，反而更接近于文学发展、知识衍化、观念演进的实然状态。但仅仅承认这一点并不能解决问题，即使根据本文提出的以观念为基础共享时间，从而建构相应的学术版图，但如果观念含糊，结果仍然会各执一端。

　　观念是一种认知，认知化为知识，形成学术研究的对象，也内在确定了研究的范围、方法和路向。从几个相关学科领域来看，古代文学的内涵是古典性，近代文学的内涵是近代性，现代文学的内涵是现代性。那么，何谓古典性？何谓近代性？何谓现代性呢？如果诸多观念的考量不能确证，难以互相支持并融为一种较为一致的认知的话，关于清代道光以降一百多年的学术体系就很难形成，方法和路向也难以确立。

　　观念也许比较抽象，文体则更为具体。诗歌、词赋、骈文、散文、小说、戏曲等，在道光朝（或以道光二十年即1840年为始端）之后一个多世纪的创作实践和演变形态并不相同，内涵的古典性、近代性、现代性也不能等约，如果不加区分，不顾肌理，一定要涵盖统括到某个学科领域范围，滞碍乃至扞格就不可避免。甚至可能出现这样的现象：清代文体延长线上的创作成果被合并到古代文学中，而现代文学研究将现代性向前追溯的努力恰恰成为古代文学传播、影响、接受的证成。

　　这对现代文学学科的存在和发展或许并无多大妨碍，而生成于文学内部的解构力量，对近代文学学科无疑是具有压力的，近代文学学科应该有所应对。时间性是历史性的根源，同时也酝酿、生成了历史性的结果。故通过调整近代文学史的上下限时间来改变其学术版图也许不失为积极且有效的方法。这方面的观点较多，总趋向是上拓下延。如有学者提出：“中国近代文学史的研究范围，应该是从清道光初年（即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这一百一十年间的旧体文学（即文言文、旧体诗、用文言或半文言写成的章回体小说和文学评论、旧戏曲等），而不应限于目前通行的1840年鸦片战争起至1919年五四运动止八十年间这一范围。”[30]这一时限提出的依据是：其上限如果定在1840年，则龚自珍作为“代表”无法合理树立；而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文学运动的新阶段，中国近代文学史至此才终于走完了它的全过程。

　　显然，这是学者为区隔近代史而建立具有近代文学独自体系所作的分析判断，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龚自珍的文学史意义完全可以在清代文学和近代文学研究中得到恰当的阐述，并找到其在文学史上的重要位置，是否一定要以其作为近代文学史的开端，是一个值得重新思考的问题。而鸦片战争的爆发，作为一个突出事件标志着清代历史的断裂，也深重影响了清代文学史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若排除这个事件标志，近代文学史的异质性便会显得模糊。不以鸦片战争为起点，颇难令人认同。至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这样的事件，远不及之前、之后诸多事件在历史、文化史、文学史上的影响，以之作为下限，难以保持历史与文学史应有的平衡。

　　时间内涵与知识内涵的趋一，在近代文学史上表现得非常典型。如果说在中国文学史的其他历史阶段，时间区间与知识内质的关系都具有一定的相对性，但就近代文学而言，其内质在相当高的程度上被时间所定义，定义的基本根据是“新”与“旧”的冲突。前文所引黄人论述的“异质化合”，即包含了“新”“旧”对比。如果要在相应阶段寻找一位新旧比照鲜明、化合特征显著的作家的话，也许黄遵宪是合适的。丘逢甲《人境庐诗草》跋云：“四卷以前为旧世界诗，四卷以后乃为新世界诗。茫茫诗海，手辟新洲，此诗世界之哥伦布也。变旧诗国为新诗国，惨淡经营，不酬其志不已。”[31]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曾用“上感国变、中伤种族、下哀生民”[32]对黄遵宪的诗歌内容做出高度概括，而这三个方面确乎可以看作近代文学的主要内容。

　　实际上，这些内容在逻辑上是紧密关联的：国变带来了极高的国家风险，而国家的一系列事变，使中国历史的进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出现了种族灭亡的危机，救国与保种成为具有先进、自觉意识的仁人志士无畏生死的抗争目标。其间一系列重大事变（包括社会性、自然性的）带来了巨大的民生灾难，与国家民族危机叠加重累的苦难感，激发出浓厚的悲悯情怀，形成了文学创作的近代背景。故“上感国变、中伤种族、下哀生民”作为近代文学的主题，对近代文学史上下限时间的认定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以此来看，学界原已达成一定共识的近代文学史上限为1840年、下限为1919年，这是基本合理的：国变之殇、种族之殇、生民之殇激发出革命浪潮，同时孕育、促成了新文化运动。故维持这个一般共识，能够体现近代文学发展的起因、过程、冲突、走向，时间周期与文学史周期基本吻合，自有沿用价值。

　　那么，是否有扩大近代文学知识版图的可能呢？近代史学界在此已经先行一步了。尽管许多学者认为近代文学研究缺少独立性，其重要原因即过于依附近代史的研究。但如果深知近代文学史是近代史学科的直接派生物，对其依附的合理性如何质疑、如何抵抗呢？这样的表述似乎有些消极，缺少文学研究者应有的立场，但鉴于近代史与近代文学史天然的黏着特点，将两个学科置于“一个时间构形”中结合起来观照，亦未尝不可。

　　长期以来近代史学科发展相当可观，不但以《近代史研究》（1979年创刊）学术期刊为主阵地，发表了丰富的成果，而且不少学者颇为关注中国近代史的重构，并扩大其学术研究面，形成了有传播力的话语。这类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有过集中讨论，至1997年胡绳提出了最具权威性的意见[33]。这方面系统的成果是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十卷本），他一直主张打通中国的近代、现代史，从而构建出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中国近代史”学科。这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合并提供了重要依据。王飚在《中华文学通史·近现代文学编》[34]的《绪论》中即提出，1840至1949年间中国文学体系完成了整体性的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因而在中华文学通史中，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应该合为一编[35]。近年来有学者进一步认为：“合并后的文学史学科可以命名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也可以命名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在英文中，近代和现代本无实质区别。如果考虑到1840—1949年间古典文学的通贯和繁盛，考虑到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冲突和混融，考虑到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两个学科合并后取名‘中国近代史’的先例，中国近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合并后名曰‘中国近代文学史’，似更妥适。”[36]

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书影，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将国变、种族、民生问题统归到反封建主义、反殖民主义的理念下，与近代史学科意识一致，也能够系统阐述近代文学的内在变化和革命性发展，但在考虑近代文学的“时间”和“时限”问题时，既不应将其独立于清代文学之外，也难以不兼顾约定俗成的现代文学学科领域。其实无论怎样讨论“分”“合”，预料未来清代文学史、近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研究仍会沿着各自的轨道发展。那么现代文学史之成立，其上限在哪里自可讨论，下限在1949年则无疑。

　　另外，这样的分期以“易代”作为依据的思维特点十分明显，而未考虑近代文学的“特定时间构形”。应予注意的是，国变之殇、种族之殇、生民之殇三者之中，生民之殇是古代文学史自然也是清代文学史一个始终关切的主题，唯前两者更具有近代文学史的特殊意义。既然国变之殇是以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内乱为源的，而种族之殇则萌发于鸦片战争，极危于甲午战争，至抗日战争胜利方告结束，那么如果要对近代文学史有所扩展的话，不妨将从鸦片战争外族入侵到中国人民浴血抗战八年作为一个全过程，如此则可以将1840年作为上限，以1945年为下限。

　　提出这一分期方法，是参考了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的思路。该书很简短，只有五万多字，但学理颇为明晰。其凡四章：第一章《剿夷与抚夷》，主要论述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面临的外患和对策；第二章《洪秀全与曾国藩》，侧重分析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遭遇的内忧及其积极应对；第三章《自强及其失败》，重点阐论晚清政府进行洋务运动的意义和失败原因；第四章《瓜分及民族之复兴》，意在讲述甲午战争后国人所进行的救亡图存的方案，其主要观点是在日军亡我中华的企图面前，全国逐渐形成团结一致抗战的大好局面，加上已经积累的近代化建设成果，一定能够找到光明的出路[37]。该书写作有一定的时代局限，但其描述近代史的发展阶段、节奏是有内在学理的。

　　进一步参考张海鹏提出的近代“发生‘沉沦’”和“扭转‘沉沦’”理论，这一分期也能成立。张海鹏认为：“帝国主义侵略确实使中国社会发生‘沉沦’，使独立的中国社会变为半殖民地，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受到严重损伤……但是，正像黑暗过了是光明一样，中国历史发展在谷底时期出现了向上的转机……马克思主义大规模传入并被人们接受也在这时候发生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从这时改弦更张，重新奋斗。中国共产党在这时候成立并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明确主张。……在这以后，帝国主义的侵略还有加重的趋势（如日本侵华），但人民的觉醒，革命力量的奋斗，已经可以扭转‘沉沦’。……终于制止了帝国主义使中国滑向殖民地的企图。”[38]应该注意，正因抗战胜利，除了香港租界外的所有在华租界和租借地皆予收回，鸦片战争之“因”产生的“果”，有了一个标识性的清理。鸦片战争以来近代的“沉沦”与“救亡”，形成了近代文学史的主旋律，因此以1840至1945年为近代文学史的过程，不失其合理性。

　　大体上，笔者认同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相连接的观点，如此作为断代文学史时间界域清楚，各自的研究内容有较为明确的归属性。而近代文学史是一个“特定时间构形”，是事件驱动下的“观念文学史”，其“时间”与“时限”应有事件内涵——近代典型事件贯穿的过程，就是近代文学史的过程。它无须承担断代文学史的使命，却自有超越断代文学史的特殊研究内容和精神指向。

　　当然，对事件存在不同的解释路向和讨论空间，历史事件与文化、文学事件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故可以想见，关于近代文学史时限的界定，本着各自的言说立场和叙事策略，仍然会继续讨论。弥纶群言而归于一理是理想化的，即使观点存在分歧，客观上也能够使这一特殊而重要的知识领域得到更多关注，促进古今通变这一宏大命题的研究取得更多成果。

余论

　　文学史属于人文知识范畴，其意义由言说者的解释和认识而生成，从而建立起一门学科的知识。言说者的主观意图和观念类型越切近历史语境，这种知识越能被承认和接受。其实，与形成近代文学史的“时间”与“时限”的某个结论相比，近代文学史的研究和书写如何与断代性的文学史区分，是一个更需要讨论和明确的问题。换言之，如何安顿近代文学史固然必要，如何阐述近代文学史则更为重要。

　　清代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应按照断代文学史的方法去写，但近代文学史无须也不应套用。其研究应有“大变局”的问题意识，以叙述和深描出“大变局文学”的特殊情境和质性为主旨。1985年9月全国各地学者在中山大学参加以近代文学史分期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傅璇琮在为会议论文集《中国近代文学特点、性质和分期》所写的书评中提出：“由分期问题，就必须回答：什么是中国的近代文学？中国近代文学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它有哪些特征？它又经历过哪些阶段？”[39]三十多年来这些提问不断被回答，使认识趋于深化，但有些问题至今还悬而未决。今天如果要进一步阐明近代文学史研究的合理性、重要性、审美性的话，应进一步思考：近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异质性是如何产生的？在千年未有之变中起到何种作用？藻雪国魂的文脉是如何延续涌动的？文人在时代思潮中如何持守传统或逐渐转型？由此推及的是，那些雄襟伟抱、横绝五洲的风云人物当如何记载？慷慨激烈、横议时政的文学作品当如何评价？胡焰方张、士气弥奋的志士意气当如何叙述？西台恸哭、山陬仗剑的悲壮情感当如何抒写？

　　从近代士人、知识人的天下观、国家观、民族观、民生观的角度进行知识性论证，可以更好地把握历史和文化演变的方向。中外关系的冲突、中西文化的碰撞、新旧知识的吐纳、民族意识的唤醒、爱国情怀的激扬、志士侠义的高倡——众多声部中的音符，所包含的屈辱中的抵抗斗争、苦难中的坚忍不拔、理想中的自由向往，凡此都由新的天下观、国家观、民族观、民生观引导而谱成壮美的史诗。

　　从普遍性来说，近代文人逐渐改变了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乃至有世界的观念，也逐渐扭转了在世界之林不知如何昌兴民族、如何赋权于民的倾向。在异质融合、革故鼎新的趋势中，他们形成了一股推进中华文明进程的力量。近代文学作为文学遗产足应高度重视之特殊价值，正在于此。但“近代文人”是一个多义的复合集合名词，在特殊的历史时间中，他们的认识不一，高度不同，文学书写有异。重审近代文学史的相关问题，正是为了同情、理解不同的文人与文心，走近那些作为时代坐标的杰出志士、作家以及他们的创作，抉发并表现出一种新的精神内涵和文学气质。

注释

[1]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2页。

[2][5] 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的历史地位》，《文史哲》2011年第3期。

[3] 章培恒：《不应存在的鸿沟——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文汇报》1999年2月6日。

[4] 郑利华：《中国近世文学与“近代文学”》，《复旦学报》2001年第5期。亦可参见章培恒：《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兼及“近代文学”问题》，《复旦学报》2001年第2期；郜元宝：《尚未完成的“现代”——也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期》，《复旦学报》2001年第3期；范伯群：《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的界碑》，《复旦学报》2001年第4期。

[6] 郑孝胥：《四朝诗史题词》，孙雄辑：《道咸同光四朝诗史》甲集，清宣统三年刻本。

[7] 参见《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叙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6页。

[8] 《晚晴簃诗汇》收录诗歌迄于宣统朝，而《清文汇》始编于光绪三十四年，故其收录下迄同、光朝。

[9] 按，如钱仲联《近代诗评》开篇即言：“诗学之盛，极于晚清，跨元越明，厥涂有四。”（钱仲联：《梦苕盦诗文集》下册，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511页）

[10] 按，游国恩和袁行霈分别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以及“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中的《清代文学研究》都持此说。

[11] 傅璇琮、蒋寅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清代卷》，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7页。

[12] 严迪昌：《清诗史》下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0页。

[13] 赵汀阳、弗朗索瓦·阿赫托戈：《时间和历史的概念：一个实验性的跨文化对话》，王惠民、贾祯祯译，《哲学研究》2023年第1期。

[14] 胡塞尔：《逻辑研究》第2卷，倪梁康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911—912页。

[15] 王士禛：《香祖笔记》卷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 傅绍良：《从唐人眼中的盛唐看唐诗分期的客观标准》，《河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17] 按，持此说的主要有王气中、倪其心、陈伯海等学者。参见张红运：《二十世纪唐诗分期研究述略》，《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18] 章学诚：《文史通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19] 康德：《自然地理学》，《康德著作全集》第9卷，第162页。

[20] 黄人：《清文汇序》，徐中玉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1840—1919》第1集第1卷《文学理论集》，上海书店1994年版，第308—309页。

[21][22] 吴经熊：《唐诗四季》，徐诚斌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第7页。

[23] 吴昆田：《养一斋集跋》，同治八年江苏潘氏刻本。

[24] 参见朱有[璱]　　　　　[献]：《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53、770页。

[25] 参见朱立元、栗永清：《试论现代“文学学科”之生成》，《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增订版序》，《文艺争鸣》2016年第4期。

[26] 孙之梅说：“中国近代文学研究长期以来过分依赖历史学科，突出地反映在关于近代文学上下限与分期问题上。”（孙之梅：《对中国近代文学上下限、分期的反思》，《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另参见张中：《试论中国近代文学史的研究范围》，《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4期。

[27] 参见马昕：《“晚清”还是“近代”？——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的概念更替与新旧融合》，《云南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

[28] 钱仲联：《中国近代文学丛书序言》，陈三立著，李开军校：《散原精舍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29] 王德威等：《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访谈》，《汉语言文学研究》2012年第4期。

[30] 张中：《试论中国近代文学史的研究范围》，《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4期。

[31] 黄遵宪著，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826页。

[32] 康有为：《人境庐诗草序》，郑力民编：《康有为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81页。

[33] 胡绳在《近代史研究》创刊100期《题词》中提出以下建议：“把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这以后的三十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第5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14页）

[34] 参见张炯等主编：《中华文学通史》第六卷《近现代文学编》，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

[35] 任访秋对此论证得更早，应予重视：近百余年来“主要的革命对象和敌人，则是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所以鸦片战争中，人民的反帝……到晚清的革命派，五四后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没有不是领导人民进行反封反帝的斗争的，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才算彻底完成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任访秋：《关于近代文学史的断限与分期问题》，《河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36] 王达敏：《文学史如何妥置民国古典文学》，《云南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

[37] 参见李军全：《〈中国近代史〉导读》，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7—20页。

[38] 张海鹏：《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其“沉沦”与“上升”诸问题》，《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

[39] 傅璇琮：《近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喜读〈中国近代文学的特点、性质和分期〉》，《文学遗产》1987年第5期。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清代诗史典型事件的文献考辑与研究”（批准号：18ZDA255）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