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河南洛阳偃师的二里头遗址，经过多年考古研究，如今可以确认：该遗址是具有“王朝气象的广域王权”，即二里头王朝。

由于二里头遗址与夏桀之都斟鄩，在时空上与史书记载高度一致，因此如今被普遍认为是夏朝都邑，在二里头的夏朝是货真价实的王朝。

但问题是：二里头为何具有“王朝气象”，夏人为何能让四方诸族臣服？夏朝始于距今4000年前后，二里头上限距今3750年，只能算作“后半夏”，那么“前半夏”何在，是不是具有“王朝气象”的特征？

首先是“前半夏”的问题，笔者此前文章已经谈过，如今考证发现“前半夏”，最可能是在郑州新密的新砦遗址。

去年，第三届中国考古·郑州论坛上，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春青：“河南新砦遗址发现有公元前2000年的龙山文化晚期城墙及护城河，公元前1850至1750年间的‘新砦期’城址，以及‘新砦期’的巨型祭祀遗迹。新密新砦遗址可能为夏代早期都城”。

《李伯谦：新砦期遗存——“后羿代夏”确有其事的证据》一文指出：新砦期主体因素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发展而来，含有一定数量的山东龙山文化因素。李伯谦认为，新砦期文化是后羿代夏之后夏夷文化融合的结果。

总之，新砦遗址缺少“王朝气象的广域王权”的特征，而似一个区域性王权。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前半夏可能还不能称之为“王朝”。

新砦遗址在前，二里头在后，因此在公元前1750年之前，夏人从新砦迁到二里头。

问题在于：夏朝为何此时迁都，且迁到河洛之间的二里头？对此，考古发现了一个非常“巧合”的现象。

在公元前1750年之前，二里头遗址之西北，两个强大的政权先后衰亡。

首先是陶寺遗址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临汾襄汾，是“最早的中国”，如今被普遍视为“尧都平阳”。

前几年调查发现，以陶寺遗址为中心，汾河以东、塔儿山以西的100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南北存在两大遗址群对陶寺遗址形成了拱卫之势，其中周家庄遗址聚落主体近300万平方米。因此，陶寺政权实力非常强大。

更为重要的是，陶寺距离洛阳仅240余公里（如今高速距离，直线距离大概只有一半），周礼记载“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洛阳大致处于陶寺王畿势力范围。

不过，在公元前1900年时，陶寺政权衰亡。当然，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作为一个庞大的势力，不可能一夜全无，大概还有一些残余势力统治该地区。

其次是石峁遗址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榆林神木，面积约425万平方米，是一座史前石筑巨城。

如今，对于石峁遗址的主人，学者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的是，该遗址含有良渚文化因素，且必然是一个强大的政权。

近年DNA检测发现，石峁先民是中国人的祖先，不是外来民族，且母系与陶寺遗址关系密切，因此有猜测石峁势力参与攻击陶寺早期政权，掠夺了大量陶寺女性。

石峁距离陶寺大概500公里，距离洛阳大概750公里（这是当下高速公路距离，直线距离大概只有一半）。既然石峁能够攻击陶寺，那么显然洛阳也在其攻击范围之内。

巧合的是，公元前1800年前后，石峁势力开始衰亡。

由此可知，夏朝迁到二里头前，陶寺与石峁这两股强大的势力先后衰亡，而留下了势力空白。那么，夏人迁都与此有没有关系呢？夏人从区域性政权升级为“王朝”，是不是也与吸收或征服陶寺、石峁残余势力有关？

如今考古证实，二里头具有多元文化，其中就包括石峁、陶寺文化因素：

首先是陶寺影响二里头。比如礼制，二里头文化中的主要礼器如玉器、乐器、漆器以及崇拜以蛇为原形的龙都和陶寺遗址一样。

其次是石峁影响二里头。学者韩建业《石峁与二里头》指出“二里头文化的形成，还有来自于齐家文化、老虎山文化（石峁文化）等的贡献。”

因此，石峁、陶寺文化必然影响了二里头，乃至两者有残余势力加入了夏政权。

综上，前半夏是区域性政权，与石峁、陶寺鼎立，但当石峁、陶寺衰亡之后，留下了势力空白区，于是夏政权趁势西进，或征服或吸收了石峁与陶寺的残余势力，并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之下，由此在二里头时成为真正的王朝。

反之，如果石峁、陶寺还在，还保持强大的威慑力，估计夏政权不会、也不敢轻易西进，而在新砦遗址，还能借助嵩山山脉做屏障。

其实，作为中国第一个王朝的夏朝，不太可能一上来就成为广域王权，而这种从区域政权到王朝政权的进化，无疑更符合历史逻辑。我们习以为常的很多东西，历史上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的。

当然，这么说夏朝，可能有人认为笔者把中国王朝史说短了，但实际上不是把中国王朝史说短了，而是如今西方把古埃及、两河等文明的王朝史说长了，而且大肆注水，过于夸张了。中国王朝的疆域、人口、物产等，又岂是西方的所谓王朝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