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蓬安：流动商贩规范化，不能仅作为应急之策

疫情下，流动摊位再次回归，获得一片点赞。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说：“很多门铺因房租、人工费等较高，有点办不下去了。摊贩成本低，既对就业有帮助，还能增加消费、满足人民需求。我们要支持这种小微企业，保住自己也稳住社会，是好事。”（5月30日《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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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写一写今天我们为何都在关注流动摊位回归？但又担心提到大REN物后，网站的自动检测系统会阻拦我文章的通过。那么，我们就从中央文明委近期对待流动摊位的态度说起。

5月27日有媒体报道，中央文明办主动适应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已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在恢复经济社会秩序、满足群众生活需要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作用。

我曾就此略带“愤青”，但主要是带着建言规范城市犬只管理的目的发表了一些个人看法：

每次“文明城市”、“卫生城市”验收，都弄得整个城市“鸡飞狗跳”的，最忙的要数城管了。他们不但要注意城市卫生细节，还要防止小摊小贩影响市容。

最有意思的，是某些城市为了门面齐整，而弄出统一样式的招牌，绝不让他们“个性化”，让你找一家店铺都会花眼。还有某城市为了街面好看，临时将洗脚屋、小面馆等全部弄成广告店。

城管们最棘手的一件事，就是与小贩协商：“今、明两天您就先收收摊，后天再出来吧。求求您了”。这味道，馊掉了。

我倒是希望不将占道经营列为文明城市考核后，同时增加一项考核内容，那就是看看城市街面是否狗屎遍地？不要集中验收，而是让异地大学生抽查，即时上报带有定位的狗屎图片。

有关流动商贩话题，我是一直在关注，十多年前还曾参与《我为芜湖城市管理献一策》征文活动，并获得一等奖。在该文中，我首先提出要提高执法水平，包括：一是执法人员要具有同情心；二是城市管理人员要有法律意识；三是管理部门绝不能收费；四是城市管理部门应该做维护城市秩序的楷模。

此外，我还提出在尊重弱势群体生存权基础之上，对不同群体实行分类管理；一是划定部分公共用地作为创业者从事个体经营的场所；二是给店外经营设置一个尺度。芜湖商贩有店外经营的传统，一味地禁止不是好办法。随后还有一些针对本地商贩的具体建议，有些得到落实，比如在小区门口划线，专供瓜农使用。

直至今日，我还是支持政府在城市空隙地带划出一些方格，为流动商贩提供便利。但同时也应该要求，得把卫生搞好，且不得出界。

当然，我们应该也要看出流动商贩合法化有可能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这么多年来，我们虽然对城管的野蛮执法深恶痛绝，因此对开放流动商贩之举支持声音很强烈。但如果流动商贩得寸进尺，影响了你正常行路，弄得街面一片狼藉，你又会掉过头来批评城管不作为。

也正基于这样的现实，我在2013年4月22日，曾做客人民微博“大智汇”微访谈，以“城管如何重塑形象”为话题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时认为，城管工作非常重要，也需要大家多一份理解。市民、城管两方面需要增强互信。在信息较为透明的当今，城管更应首先重塑形象，让市民重新认识城管；同时，城管为市民生活有序所做出的贡献也不该抹杀，我们应该理解城管执法的难度，因为他们面对的多数是弱势群体。城管作为执法者，应拿捏好“刚”与“柔”的关系，市民也应理解城管执法的难度。

人民网当天曾以《周蓬安：不该抹杀城管为市民有序生活所做的贡献》为题，报道了这些微访谈内容。

现如今，新冠疫情蔓延全球，中国出口产品面临着通关不畅及海外市场萎缩的双重压力。而中美贸易战前途未卜，从事进出口的中国企业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我们不该狂妄自大，我们必须面对现实。中国绝不能效仿俄罗斯。我们不仅缺大豆缺石油，我们强大的制造能力要想得到释放，我们更缺市场缺订单。我们的人均GDP仅有1万美元，仅为美国、澳大利亚的六分之一，加拿大的五分之一，日本、欧盟的四分之一，韩国的三分之一，还有6亿人口的月收入在1000元之下，且社会保障体系也不完善，国内的购买能力根本就支撑不了如此强大的制造能力。

因此，目前的“流动摊贩”政策不应该是应急之策，即使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也有他们存在的必要，毕竟他们会给市民提供价廉物美的服务，可以给低收入群体提供廉价商品。

此外，当你在寒冬的深夜远途归来，在家门口能吃到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混沌，你会感谢这样的城市氛围，让我们感受到一股温馨。

但是，我们也应该对流动摊贩的规模做出一定的限制。也就是说，城市不该让他一个流动摊贩占据大面积街面。同时，我们更应该出台一些政策，鼓励那些收入不错的流动摊贩入店经营，鼓励那些可以走“品牌化”、“连锁化”的流动摊贩入店经营。